学术如何大众化

    在复旦大学现代哲学研究所所长俞吾金教授看来，当代中国急速前行，经验与难题并存，各种声音汇集，这个时候需要学者站出来为大众答疑释惑，引导人们鉴别是非，而学术“大众化”就是这样一种方式。他本人，已在学术大众化的道路上跋涉30年，其最近的普及类著述正是那套在理论界和普通读者中都广受好评的《理论新视野丛书》。

    学术首先自己要变得可爱起来

    记者：凡谈到学术大众化的议题，常常会提及《理论新视野丛书》。作为主编，您怎么看？

    俞吾金：这套书说起来并不是什么鸿篇巨制，更像是一本本“小书”。你可以翻翻看，每本书的字数都在六七万字上下，写书的初衷就是为了深入浅出地阐释十七大报告中的重大理论问题，是写给老百姓看的，所以阅读起来并不费力。

    这些议题看起来很沉重，但其实从学术的角度完全可以谈得很有趣。《科学发展观》是我写的，开篇就涉及到对“科学”这个概念的理解。科学这个概念来自西方，英语和法语中的“science”通常指自然科学，但在德语中，“Wissenschaft”这个概念不但涵盖了自然科学，也涵盖了人文社会科学。那么当我们把“科学”作为“发展观”的修饰词时，究竟应该取哪个词的含义呢？

    不难发现，当代中国人的思维倾向是从“science”而不是“Wissenschaft”的含义上来理解“科学”的内涵的。当人们谈论“科学性”、“科教兴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样的话题时，这个“科学”无疑是自然科学的代名词。但是当“科学”用来修饰“发展观”时，把自然科学所蕴含的合理性和确定性导入到发展理论中仅仅是一个层面。显然，如果我们要让“以人为本”的理念在科学发展观中安顿下来，我们就应该从“Wissenschaft”这个词的含义上来理解“科学”，因为“以人为本”是一种价值观念，而自然科学是只讲事实，不问价值的。

    需要被大众化的是学术而非学者

    记者：近两年来，各类学术普及类电视节目层出不穷、参差不齐，也因此塑造了一批“学术明星”。您怎么看学者“明星化”？

    俞吾金：我把学者分为三类。一类是“传媒型学者”，几乎把全部精力放在传媒上，不是发表文章就是到处演讲，在专业领域却没有非凡的作为，他们更像明星而不像学者，从而在学术界常常受到非议。第二类学者在专业领域中声望很高，研究成果卓著，却对新闻媒体避之唯恐不及。这类学者在专业领域内很有影响，但在社会上却几乎不为人知。我比较赞同的是做第三类学者，把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放在学术研究上，努力在权威刊物和一流出版社发表、出版自己的研究成果，但同时努力运用媒体资源，把自己的学术思想深入浅出地介绍给大众。这类学者既在专业领域里拥有较高的知名度，也在社会上具有不凡的影响力。

    记者：这其中是否有一个“度”的问题？

    俞吾金：是的。一方面，学者要摆正自己的位置，需要被大众化的是学术，而不是学者本人。在学术大众化的过程中，学者扮演的是学术与大众文化之间的桥梁式的角色，学者从来不是主角。

    学术大众化最终目的是“化大众”

    记者：您认为，普及学术知识只是学术大众化的一个方面，“大众化”是方式，而“化大众”才是最终目的。怎么理解您说的“化大众”？

    俞吾金：“化”字有教化、感化的意思，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融入、化入。学者在普及学术知识和观点时，其实是在为公众提供一种思考的向度、一种文化的引导。

    因此，我们决不要把学术大众化单单理解为让学术走出象牙塔、把学术观点讲得通俗易懂一点，它最为重要的任务是要让一种正确的、与时代发展相契合的价值观进入大众的心灵，不但使大众获得安身立命之道，提升了自己的思想水平和精神境界，而且使他们在现代化建设中努力发挥各自的积极作用。

    （《解放日报》12．17 吕林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