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敬,通警,其金文和小篆的字形,右边从攴( pū),像以手执杖或执鞭,正在自己敲打自己,义为自我鞭策。左边从苟( jí),义为紧急,急迫,转义为不可丝毫怠慢。
可见,敬的本义,不是对待别人的态度,而是对待自己的要求,是自己端正自己,让自己警醒起来。所以《论语·宪问第十四》说“修己以敬”。《释名·卷第四·释言语第十二》也说:“敬,警也。恒自肃警也。”自警的结果,必然是恭敬。古人说,恭在外表,敬存内心,在貌为恭,在心为敬。《周易·卷一·坤卦第二》说:“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这说的是厚德载物的博大气象,是君子贤人的深厚本怀。
“毋不敬!”这句类似咒语的箴言,来自《礼记·曲礼上第一》,这也是《礼记》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敬,首先是敬天、敬地、敬神,敬祖、互敬,但最重要的是自敬。所以,“毋不敬”这句话的第一要义是:不要不敬重自己。
敬,在古代社会生活中,与之最相关的,是礼。汉代的郑玄在注解“毋不敬”这三个字的时候,用了四个字:“礼主于敬”。这三个字、四个字,共同构成了中国历代礼乐教育的至理名言“敬礼”和“礼敬”。有敬才能有礼,礼是为了敬。
古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崇尚”礼乐的社会,也就是说,是以礼乐为“理想”的社会,而不一定就是完美“实现”了礼乐理想的社会。这如同当今社会倡导崇尚优秀传统文化,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并不意味着优秀传统文化已经复兴了一样。在古人看来,礼和乐,互为补充,如同天和地,互为照应,正是这二者,天经地义地维系着家国天下的平安秩序。
《礼记·乐记第十九》说:“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又说:“乐由天作,礼以地制。”由此可知,为什么中国人总会用“天乐”“天籁之音”来形容美好的音乐,又为什么《周易》会将“敬礼”与坤卦联系起来,以地说敬,以敬说礼。这与《礼记·乐记第十九》认为“乐和爱来源于天”“礼和敬植根于地”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
二
显而易见,在古代社会,敬与不敬,是孝与不孝的问题,是诚与不诚的问题,是君子还是小人的问题,但问题还远不止于此。古人之所以对敬这个问题特别敬重和敬畏,根本的原因在于,敬与不敬,不只是如何对待他人的问题,而首先是关乎自身究竟是人还是畜生的问题,所以一点也马虎不得。这才是古代人与现代人对待敬的最大不同。
在《礼记·檀弓上第三》中,子路引用孔子的话说:“吾闻诸夫子……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孔子如此强调敬在祭礼中的主导作用,其实具有某种警示世人的意味。人们不禁要反问:如果不能像孔子所说的这样,如果在参加祭礼的时候缺乏敬畏之心,乃至玩世不恭,那会怎么样呢?历史的教训是:不能敬者,败以取祸!这也就是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在祭礼上不敬,比待人接物不敬,更加危险!不只是关乎是人还是畜生的道义问题,而且是关乎生或者死的生命问题!
《春秋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载有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个典故,讲的就是“失敬弃命”的生死故事。这个悲剧故事的主角成肃公,出征前依照常规参加例行祭祀,在社庙接受脤肉的时候,漫不经心,态度举止略有失礼,结果不幸被在场见此情形的刘康公所言中:“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其不反乎!”成子这样失敬,无异于放弃自己的性命啊!他此去大概回不来了吧?果然,成肃公后来死在了战地……
这个故事,听起来似乎有点危言耸听,但对于孔子前后时代的人来说,祭祀不敬的因果报应,的确无时无刻不在眼前发生。这正如现代社会的交通事故,每天都会以惨不忍睹的画面提醒人们,小心上路,谨慎驾驶,注意安全。人们对此深信不疑,但又时常抱有侥幸。
三
怎样避免成子失敬之祸,无论对于古人还是今人,都是一个不得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面对的人生课题。怎样才能做到敬?孔子给出的答案是“修己”,孟子给出的答案是“存心”。这两位圣人讲的,与“敬”这个字形所象征的一样,都是发自内心而自警,而《礼记·祭义第二十四》的回答却略有不同:“礼乐不可斯须去身。”
初看起来,这个回答似乎有点偏题,但实际上说的正是敬的根本。敬,不是一时表演出来的礼貌,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礼乐常态。《礼记·祭义第二十四》针对恒敬的人生难题——要做到一时的敬易,要保持一贯的敬难——从礼和乐两个方面,提出了具体有效的治难办法:一是致乐以治心,用音乐加强人的内在修养,用音乐让人安下心来;二是致礼以治躬,用礼来端正外貌,使之庄重恭敬起来。庄重恭敬,人就有威严。心里只要有一点点不平和,只要有一小会儿不愉悦,鄙俗狡诈之心就会乘虚而入,马上就会在外表上表现出来。外表上只要有一点点不庄重,只要有一小会儿不恭敬,轻率怠慢之心就会随之而来。
一言以蔽之,礼,在于治人。治人莫外乎治心和治躬。治心在于敬礼,治躬在于礼敬。由是观之,敬礼和礼敬,不只是待人接物的一般礼仪,而是用礼和乐来加强自我修养的一门人生的基本课程,君子和小人概莫能外,古人和今人一样道理。
(摘自《尼山书院的二十六堂国学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4月版,定价:4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