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曾在何处就读？”
——“如厕。”

    人这一辈子，有一项任务是无论如何也摆脱不掉的。大体上，一到两日内，至多不出三日，必须入厕卸货。次数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不然肯定是皮囊出了大问题。

    由此算来，若以人寿七五，每日一番，一番耗时15分钟计，则人生需以蹲姿或坐姿，在厕所里度过7000小时上下。我们这时只能在孤独中与异味相伴，西人雅喻大小便为“自然的召唤”，非常传神，也很能传达此时的无奈。

    不过，即使厕所被彻底现代化了，通体光亮如鉴，灯火辉煌，仍是没有多大魅力可言的。人体的进出口两个环节，颇能反映人性的两面：每有美食，大家便喜欢相聚而餐，这反映着人的社会性；入厕者则多孑孑而行，成帮结伙的甚少见。不管厕所盖得多么富丽堂皇，尚未见过引来公款消费的热潮，可见厕所不是个能够享乐的地方。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这项差事不管多么无趣，却有个莫大的好处：你只管坐着就成。所以，为消磨这新陈代谢夺去的时光，自打粗通文字起，我就养成了一种如厕阅读的习惯。

    因为时间有限，这样的阅读面是极受限制的。最适宜此种场合的，要首推小时候到处可见的“小人书”了。回想起来，至今犹能记得“三国”中一些情节，并不是年近弱冠时读三大卷正本的结果，倒要感谢光着屁股看画的经历。收获之一便是看到“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话，居然让曹操“闻言大喜”，使我后来很顺畅地领悟了看问题为何要有“辩证眼光”，对一些不明就里的迂阔分子，老想还曹操在《三国志》里的清白，也就不太在意了。其实，歪曲不光是渲染夸张的修辞手法之一，更是一种潜意识的流露。作恶的冲动，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灵魂深处，曹操的形象，一向就有不知多少人暗自倾慕。所以《三国志》的读者群才远不及“三国”，更遑论社戏中的《捉放曹》了。此乃民族心理发育史的题目，遵循时下的犬儒精神，不便多讲。不过，常听见有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却对宋宰相赵普“臣有一部《论语》”的原话从不再提。我一直就纳闷，为啥从未听人说出此种现象的正解呢？为防继续谬种流传，不妨本着“明言与未明言者同样重要”的原理，把它的心理重组机制说破罢：以整部《论语》治天下是要出麻烦的，故只可用半部，另外需以半部“三国”补充之。而没了白脸曹操，补了岂不是也白补么？

    有这么点儿见识，自然要感谢当年离我家不远处那个砖砌的小屋。

    再往后，马齿见长，不好意思翻小人书了，于是把诗歌散文小品之类渐渐请进厕所。我知道人粪在《本草》中还有个“人中黄”的雅号，便是厕所里“讽诵”周作人的成果。他也有篇写厕所读书的应景文章，记一日本诗人把寺庙的方便处刻画得风雅无比，拿来跟中国寺院周围的污秽斑斑做比较。读到这里心里打鼓，人家老爱骂他，是不是真有道理呀？不过最令我感动的，当是在钱锺书的《七缀集》里看到的，中国也有个无比美丽而我闻所未闻的雅号——“繁花似锦的故土”(the flowery land)，钱先生直来直去地把它译为“华国”，虽略显会通中西的功夫，却未免有些扫人的兴。当然聪明如钱锺书者，也给我留下不少感佩。他曾借用以赛亚·伯林的大作《俄国思想家》中“狐狸多智巧，刺猬只一招”的著名隐喻，意不在突出执著与圆滑的对立，而要说明风格迥异之人也可相互“爱好”与“仰企”，这比故意制造紧张气氛的伯林厚道多了。至于他讲到有些令画家无从描绘的状态时，是以《拉奥孔》中地狱“没有光，只有无碍于观察的黑暗”为例，这种淡漠阴阳两界的说法，让我在好久一段时间里，无法摆脱不知生活在何处的惶惑。

    钱著我读得不多，但脑子里有这本《七缀集》的只鳞片爪的印象，对于后来仰慕钱氏者要创“钱学”的计划，也着实捏着一把汗。因为以我的感觉，他不但是个狐狸，而且狐狸得一塌糊涂。对于现今的学术门类，他是从不入套的，只身一人悠然穿行于故典(或古典)丛中，不但让脚注和文中注充斥着英法德拉数种洋文，且把伯林与苏轼和司空图置于一起讲论，以休谟讥讽中西诗歌交流史上的荒唐事，还能拿荣格去声援林琴南。对于那些把钱先生当“国宝”的人，他之不好对付的程度，可想而知。

    这样的阅读得来的，也只能是以上这些鸡零狗碎的小感悟。入厕求学的范围，大致也以此为界，不能再求更愉悦更高深的东西了。看小说不可以，这容易导致废寝忘便。海德格尔更是万万读不得，就如纯金锻造的马桶不会给屁股带来丝毫富贵相，在厕所里读这个，等于把数千时辰的人生全瞎了。

    不过这种经历中，也有增长我不少见识的。刘勰的《文心雕龙》过去是粗读过的。作者从中撷取只言片语置于各篇之首，然后调动古今中西的大量史论资源，发微掘幽，专在“殊语一义、貌异心同”处下工夫；下笔虽潇洒肆意，文脉却紧凑得很。只要有耐心读文言的人，不需水平多高，这书很容易为你带来中西一家、其乐融融的美感，尽管那可能只是一种幻觉。对此，书中所引法儒波德莱尔的名句：“美者未必真，真者未必美”，倒是可以引为警策。这让我大有感悟：看书要看出大门道，缺了眼力与学识是不行的。

    近些日子在厕所里看的，恰好便是这位波德莱尔的《巴黎的忧郁》，收入了作者称为散文诗、“总之，还是《恶之花》”的千字文。确实，那调子依旧阴暗得很，把艺术家追求美的努力称为失败前的哀号。但书中也有两件让我高兴的事。有一段讲到中国的文字，以“青翠的木叶”和“精美的花草”来形容华夏大地，这与前面“繁花似锦的故土”之说出于同一时期，既可印证“华国”之译欠缺时代意识，又提醒我们欧洲左派于“文革”时表现出的东方朝圣情结，病根是在百多年前就种下的。另外书中有数十幅木刻插图，每看一页，便有重温儿时入厕读小人书的感触——只是在那细腻而僵直的刀工中，古典与浪漫时代必备的优雅曲线已踪迹全无，与波氏颠覆真善美统一性的用心倒是十分相契。

    话说到这里，便想起一件不时遇到的事情。与朋友交杯换盏时，常有些在座而不相熟的人问：“先生曾在何处就读？”以我这种从未就读于某学府的人而论，若不怕倒了人家胃口，倒是大可以说：“在下不才，只能如厕就读。”地方是寒碜了点儿，但说句良心话，现在的就读条件，比看小人书那阵子，可有天壤之别了。

    （摘自《我书架上的神明：72位学者谈影响他们人生的书》，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7月版，定价：5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