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常书鸿先生1943年开创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几经风雨飘摇，在熬过了抗战最艰难的日子和更加不堪回首的“文革”的屈辱岁月以后，坚持住了，一直发展到今天已拥有约五百人的敦煌研究院。
但先生最后十几年的岁月却过得十分压抑，我要说，人们对待他老是不够公正的。尽管他住在北京木樨地高干楼里，“享受”着部级待遇，尽管他还挂着许多头衔，尽管在莫高窟树起了青铜像，办起了故居陈列室，但我相信，凭着先生用自己的一生书写的他的真正的追求，和我对先生的一些了解，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先生看重的，甚至是他老厌恶的。
在我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对他老的多次拜访中，先生永远不会忘记、永远不变的一个话题总是：“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的？”他激愤地喊着：“为什么要我住在这个屋子里，把我弄到北京？为什么不让我回敦煌？我要回敦煌，我还要住我那个土房子！”我当然劝他老就不必再回去了，要是回去了，在那个对他老并不友善的环境中，他老将更加不得安宁。但先生不愿意听，有一次，竟怒拍着座位扶手，对我发起脾气来，大声说：“你怎么也是这个样子？”我只好不说话，先生又质问说：“你怎么不说话？”面对着这位深深令我敬重而感动的老人，我仍然只得无言，害怕揭开伤疤，而又于事无补，会使他老更加痛苦。
在高尔泰先生的《寻找家园》那本书里，也提到了先生的心情：“一直想回敦煌，一直回不去。……只能客居兰州和北京，回不了敦煌。”高先生又说：“我劝先生算了，别回敦煌去了。我说人生如逆旅，安处是吾乡。已经七十多岁，能放松休息最好……先生不这么认为，他说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他把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了敦煌，就这么糊里糊涂被赶了出来，怎么想都不得安心。”
莫高窟有一座倚崖高楼，称“九层楼”，檐角都挂着铃铎，叫做“铁马”，不管冬夏，白天黑夜，都在微风中摇曳作响。先生听了几十年，现在听不到了，只得在窗前挂一副铃铛，聊胜于无而已。他老的文章也以《铁马叮咚》为题。先生总以敦煌人自居，从北京给人写信，总是忘不了自称“客寓京华”。
在一本被称为“报告文学”的书里，是以这样轻松的笔调描述这件事的：“常书鸿举家迁往北京。在首都温馨的环境中度过了他的最后时光。他人到了北京，心还系着敦煌。每年夏天，他都要和夫人来到莫高窟生活一段时间……感觉着心灵上极大的快慰。”
多么美妙，多么温馨，但这种大团圆式的结局，就真的符合历史的真实和先生的追求？
为了能重返敦煌，先生作了许多努力，新华社记者为此写了长篇内参，我在先生寓所里读过，认为基本符合事实。胡耀邦对此作了批示，调查组作了累月的调查，调查材料一厚本，但人们自有自己的说法，最后只得不了了之。
人啊，要知道，你们是踩在巨人的肩膀上，才得以显出自己的身影的，并因此获得了甚至高过先生的头衔和荣誉。感恩、忠诚、善良、宽恕，这一切人类最美好的情愫，在有些人那里，已经留存得不多了。
二
常书鸿在《铁马叮咚》中写道：“第一次向我提起敦煌之行的是已故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教授。1942年秋季的一天，梁思成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担任拟议中的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到敦煌去！’正是我多年梦寐以求的愿望，于是我略加思索之后毅然承担了这一工作。他笑了笑对我说：‘我知道你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如果我身体好，我也会去的’。”研究所隶属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先生自此开始了他终生的敦煌事业。
常先生1943年离开重庆时，梁思成送了他四个字：“破釜沉舟”！徐悲鸿在常先生为筹集研究所经费举办的个人画展上送他一句话：“要学习玄奘苦行的精神，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
敦煌的生活是非常艰辛的，主要是基本的物质生活都时常发生困难。
常先生特别喜欢喝咖啡，甚至把从法国带回的咖啡壶也带到了敦煌，可是他只能喝又苦又咸的咖啡，因为没有糖，而水却是咸的。敦煌的水不用放盐，熬的粥也是咸的。尤其是夏天，下午的溪水，经过一上午阳光的曝晒，盐分更大。那时敦煌的老百姓首先要解决主粮的生产，很少种蔬菜，成年都是咸韭菜。肉要从城里买来，来回五十几公里，牛车要走十二个小时，加上牛的休息，就是一天一夜了，戈壁滩上太阳一晒，肉往往也就臭了。豆腐也是这样，酸了。所以只能在冬天把肉腌起来。
常先生刚到敦煌的时候，张大千和谢稚柳还在，谢先走了，张临走时送给先生一幅《蘑菇图》，是一幅手绘地图，标示出在窟前区哪儿长着蘑菇，这就是美食了。张大千对他说：“这是一个长期的——无期的徒刑啊！一定要坚持在敦煌留下来。”
常书鸿就这样和最早的有志于敦煌艺术事业的人员一起，开始了艰苦的拓荒工作。但从重庆跟来的摄影师拍摄了许多壁画照片，还有一位“教授”抄录了一些供养人题识，都席卷而走了，一点也没有给研究所留下。奇货可居，他们就是靠着这些在外面招摇的，那批照片现在藏在美国一座博物馆。先生每谈至此，无不痛之入骨。
此时，常先生的妻子陈芝秀也以去兰州治病为名出走了，给先生丢下了两个子女。陈出发以后常先生从董希文那里得知了一些情况，才知道她再也耐不住敦煌有如修道士般的生活，打算不再回来了。常先生策马狂追，跑了二百多公里，昏倒在戈壁滩上，被在玉门找矿的地质工程师孙建初和一位老工人救起，常先生被抢救了三天，苏醒以后，理智又占了上风，在孙建初先生的劝喻下，还是毅然选择了事业，又回到了敦煌。
常先生的女儿沙娜出生在巴黎，这时已经14岁了，母亲出走以后，她停止了在酒泉中学的学习，一方面带养弟弟，一方面跟着父亲学画，参加了敦煌壁画的临摹工作。她与父亲的临摹作品和画作在兰州展出过，获得极大成功，沙娜的画被一位来自美国的加拿大人叶丽华女士看中。她热情地邀请沙娜到美国学习美术，但常先生不放心。又过了几年，女儿更大了几岁，叶丽华专程来到敦煌，沙娜才赴美学习。常沙娜先生在建国后归国。但常先生的儿子嘉陵一直跟随着父亲，把自己的前途也献给敦煌了。由于敦煌的教育水平很差，莫高窟离城又远，嘉陵从小就没有上过什么学，以后，只当了一名汽车司机。
陈芝秀是一位留法雕塑家。听老人们说陈芝秀女士的性格其实挺好，平易近人，待人和气，乐于助人，她只是实在不能忍受敦煌的生活条件和枯寂，也不能体念身负重压的常先生，导致感情裂痕。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她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对佛教艺术很难建立感情，才一时失策而出走的。但她此生过得并不好，以后在浙江老家当了一名中学美术教师，建国后因为被认为“历史复杂”清理出教师队伍，以至穷愁终生，摆过小摊，甚至当过保姆，只有女儿常沙娜接济过她。陈芝秀给女儿最后留下的一句话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毕竟，在那个时代，包括现在，像常先生那样超越世俗者能有几人？
1945年7月的一天，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常先生接到教育部的命令，撤销敦煌艺术研究所，将石窟交给县政府管辖，经费停止拨给。这无疑是又一次晴天霹雳的打击。研究所无法再继续下去了。常先生的学生们只得怀着巨大的遗憾和对先生的无尽愧疚纷纷离去了。只有常先生没有离开。虽然他已献出了两年多的时光，牺牲了家庭以及几乎全部的财产和待遇优厚的大学教职。尤其是，把如此的旷世之宝交给既没有学问又没有责任心的当地政府，他更是无法放心。他决定自动延长“徒刑”，于是，常先生踏上了东去求援的旅程。
恰当此时，张民权传来了好消息，说敦煌临品在重庆的展览获得了意外的成功，在文化界、艺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还说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郭沫若也参观了展览。
常先生风尘仆仆回到重庆，政府正忙于返都南京，许多机关都找不到人，常先生几经周折，找到了中央研究院傅斯年院长，傅先生给了常先生极大的鼓励与支持，决定维持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作为中央研究院的一个分所，解决了经费、编制等问题，甚至还给了一部十轮大卡车，常先生开始了第二次创业。研究所又增加了一些新人，其中有李承仙。李承仙是学画的，当时也是志愿者之一。1947年秋，常书鸿和李承仙组成了新的家庭。
1948年夏秋，常先生带着各专题五百多幅临本在南京和上海又举办了一次展览，蒋介石、于右任、孙科和许多党国要人都前来参观了。这时研究所又重归教育部，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下令将这批临品全部送到台湾“展出”，常先生察觉到其中的用意，没有执行，将所有临本妥善秘藏于上海和杭州，自己带着子女，悄然飞回兰州，回到敦煌了。1949年9月28日，也就是建国前三天，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敦煌，研究所迎来了新的时期。
三
我写了上面这些，并不是为常先生另外作传，只是试图通过常先生的奋斗经历，展现出先生的真实性格和精神。
据我与常先生的接触，可以说常先生是一位完全不懂得政治的人，只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并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艺术的艺术家，率性而真挚。常先生之所以没有去台湾，并不像有的作家描述的是先生已看透了旧政权的腐败和反人民的性质，也不是他对新政权宣告的共产主义美好远景有多少认识，只是因为敦煌在大陆，常先生的事业在敦煌，永远不能离开它罢了。
但我们有的传记文学或报告文学，却有意无意地要把常先生与他并不熟悉甚至从来就没弄懂过的政治联系起来，给先生涂上一片光辉的“色彩”。有的传记，把张民权直接就说成是一位共产党员，是党早就派到常先生身边帮助他的，以后在重庆主持了敦煌临本展览，扩大了先生工作的影响。这种说法，并没有事实根据，目的也是为常先生抹上几分铅华。
几乎所有的传记或报告文学作品，都对建国以后的千佛洞涂上了一层厚厚的“彩色”，似乎只要一“解放”，这里就马上充满了阳光，成了一个理想国。徐迟先生的《祁连山下》这么描写：“敦煌艺术研究院早已成立。现在，研究生都有很好的画室，而且生活在光亮的现代设备的建筑物中。戈壁上筑了大水库，公社开了荒。研究院建立了自己的牧场，他们能吃到牛奶和奶油。”要知道，这篇作品的写作和发表都在1962年，那时的甘肃正发生着饿死了几百万人的惨剧，研究所的人普遍浮肿。为了保存好不容易才聚拢起来的力量，先生擅自做出了一个不同凡响的决定，向全所人员宣布：如果自己有活路，可以请长假暂时离开研究所，工资、粮票按月照发，路费报销；只要能保住一条命，将来回来，就是胜利。这个决定，在全国也可能是唯一的。在这种时候，哪里有什么“研究院” “研究生” “牧场” “牛奶和奶油”的影子？所里的老人都把这个假称做“救命假”，还真的有好几位就是靠先生的这个政策活下来的。
记得最令我们发笑的事就是读到各种报章杂志的记者写的关于千佛洞的报道了，说这里的“研究员”们个个都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享受完“特供”的丰盛晚餐后就在林荫道上漫步，讨论着高深的学问，或是拉起小提琴，从哪一家还传出了钢琴的声音，千佛洞沉浸在一片如诗似梦般的氛围里。每当读到这些所谓“报道”，我们都无不大笑，抢着朗诵上面的经典词句。
总之，研究所完全不是有些人描写的充满了温馨与和谐的人间天堂。
所谓“反右”，是一场知识分子的大灾难，此时，先生的夫人李承仙已经入党，是研究所第一位党员，担任了党支部书记，在那个错误的年代，采用了错误方式来打击异己，李承仙是有很大责任的。先生有一次与我谈起，也深感遗憾与歉疚。但反右的几个月他和李承仙正在日本访问，所里的运动由一位酒泉调来的办公室C主任具体负责。
其实，所里多数人对先生都是谅解的，知道他不懂政治，也不会做“思想工作”，是个透亮的人，没有整人之心，原本善良；但对于李承仙，大家就普遍不予谅解了。我同意所里多数人的看法，我甚至认为，尽管李承仙在“文革”期间对先生的生活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但总的来说，她对先生的事业所起的不良作用远大于帮助，而先生却事事离不开她，所以给有些人宣称的什么“常家天下李家党”留下了口实。如果先生能有一位得力的助手，先生本是可以团结更多的人的。
四
没有任何先兆，事出突然，省革委会忽然派人来所安排“解放”先生和李承仙的事。当常先生终于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时，他忽然呆了，脸上毫无表情，既看不出惊喜，也看不出悲伤。
很快我们得知，原来英国著名记者韩素音和她的丈夫要来敦煌。要是韩素音不来，常老的案子还不知道要拖到哪一天呢！
1978年冬以后，先生不能在研究所任职了，更多住在北京，1981年定居北京。1987年，先生83岁，他这位“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回了一次敦煌，旧地重游，想最后再看一眼榆林窟，研究院竟不派车，只得自己租了一辆。没想到，有人竟派人追赶而去，不准先生进洞。常老气极了，大骂来人是狗，拿出早已有备的国家文物局和省文化局批文，才免于被赶的命运。1994年，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根据先生的遗嘱，骨灰葬回敦煌。让先生晚年定居北京，这种安排，并不符合先生的意愿，先生的心情是相当压抑的。
先生走了，“一无所有”了，可是，难道那获得了那一切的人们，就真的拥有了一切？
（摘自《秋风吹不尽》，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5月版，定价：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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