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96年初，我把一个大信封投入邮筒，然后又用手指探了探投信口，看看是否落了进去。信封上的地址是“上海市巨鹿路675号《收获》杂志社”，里面装的是我的一篇历史散文：《无处收留：吴三桂》。
15年过去了，直到今天，我也没收到《收获》杂志的回信。不过，我的“体制内文学生涯”确乎可以从初次投稿这一天开始算起。
二
只有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的人，才能明白“作家”这个字眼儿，在那个年代意味着什么。
那是一个人人捧读文学期刊的时代。一篇小说在稍知名一点的文学刊物上发出来，则举国皆知，人人谈论。那是一个作家是社会精神导师的时代。人们相信作家是社会的良心，是正义的化身，是未来的宣告者。一个作家，所到之处，引发的朝圣般的山呼海啸和热泪盈眶，今天的港台明星都不可同日而语。那个时候，写作可以彻底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发表一篇引起关注的小说，就可以使一个人从社会底层一夜之间变成万众瞩目举国议论的焦点。一个人如果揣本诗集，号称热爱文学，就可以行走天下（套用高晓松的话“那时的人们相信弹琴的孩子都是好孩子”，人们相信会写诗的孩子更是好孩子）：人心如同白莲花，刚刚绽开。
我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长大，而我身处的辽宁省朝阳市，又是一个对文化和文学抱着特别质朴的尊重的边地古城。去年我回朝阳办理母亲的医疗报销事宜（母亲是在朝阳市退休的），异地报销手续繁琐，工作人员表情慵懒，公事公办，眼看着一天之内不可能办完。陪我去的表妹夫很机灵，对工作人员说，他是个作家！说着把我刚送他的一本书拿了出来。
顿时整个办公室人都轰动了，每个人都站起来，争相传阅这本书。科长给我端来了椅子，请我坐下，另一个人递上了热水。人们如同对待一个前来视察的大人物，一路绿灯，很快全部办妥。
在“作家”如此贬值的时代，此地还对文字保持着如此淳朴的尊重，那么可以想像20年前这种尊重会是何等盛大！
古城里的人认为读书肯定是一件好事。并没有人教导自己热爱阅读，但是书籍几乎是小时候除游戏之外唯一的娱乐。虽非书香门第，家里还算是有几本藏书。小学五六年级，我就把那几本《鲁迅散文选》、《鲁迅小说选》翻了个烂熟，以至于作文中都出现了“确乎”这样的“鲁式词汇”。初中时，我在朝阳市图书馆和市政府图书室各办了一个借书证。别无选择，借回家的都是“名著”：当然，是那些勉强能看懂的名著。什么《大卫·科波菲尔》、《鲁滨逊漂流记》、《基督山伯爵》、《名利场》……记得有一年夏天去北戴河旅游，我坐在大客车的第一排，手里捧了一本厚厚的《愤怒的葡萄》，因为看不懂而愤怒了一路。
一个初中生看《愤怒的葡萄》，这就是我成长年代的文化景观。一方面我们没太多书可读，另一方面，撞到手里的书大致都有着坚硬的品质，把每个读者都练成了钻头。浅阅读、轻阅读、软阅读这些词汇，当时尚未出现。
更多的文学熏陶发生在上大学的90年代初，大学图书馆里的书毕竟更多。王安忆、韩少功、莫言、韩东、王朔，一本接一本。高中时没读下去的《战争与和平》重新再读，从此迷上了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
经历了这些之后你没法不成为一个文学青年。
三
但是工作以前我并没有认真想过当一个作家。在大学里，我业余时间大量投入书法和篆刻之中，加入了大学的书法协会。除了“作家”这两个字在我心目中过于崇高之外，还因为我莫名其妙地认为当作家是起码要人到而立有了阅历后才能尝试的事（形成这个印象也许是因为80年代风靡一时的作家大多是有了一把年纪的知青出身）。
开始写作发生在上班一年之后。写作的动因相当简单：无聊。大学毕业之后，本来是想好好工作，先“混”上（用我爸的话来说，是“熬”成）副处级，能用公款请客吃饭，在小城市里有地位有面子，这是一个北方小城长大的人的普遍理想。但是1994年大学毕业进入葫芦岛市建设银行工作之后，我发现“混”和“熬”对我来说是相当困难的事：一个星期的工作，基本上一两天就能处理完。其他的大部分时间，主要都用来打扑克。
这样的生活虽然自在，但时间长了，未免觉得空虚无聊。还有什么更好的打发时间的方式呢？在单位没法写毛笔字或者画画。那么，写点东西吧。我想起我似乎还真有一点“文学天才”：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的作文曾经被老师当作范文。托尔斯泰说过，成为作家最重要的是要有强烈的虚荣心。很幸运，这个品质，我也具备。
写什么呢？什么都行，只要不平庸。要知道，我从小就是装逼犯，特别爱把自己弄得与众不同。从初中就开始读每一本能弄到手的《新华文摘》，越是看不懂的长文章，看得越投入。初二的那年暑假，我还借了本《小逻辑》，在公园里硬着头皮读了十个上午，当然最后还是没读懂。从小我就是那只好奇心最强烈的猫。所以截至此时为止，肚子里已经装了太多奇奇怪怪。
半年时间里，我写出了《蒙古无边》、《无处收留：吴三桂》等好几篇很长的散文。其中我自己最喜欢的是《无处收留：吴三桂》这一篇。
从文体上，它非驴非马，不是纯粹的散文，也称不上小说。它是一种叙述和思考的杂糅，是一种合金体的怪物。后来还是评论家们给这类东西的定义是“跨文体写作”。有人后来说：“张宏杰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是典型上的跨文体写作，掺杂了大量小说式、历史报告文学式，甚至心理分析式的写法。”
我对这篇东西相当满意，认为我可以开始文学青年的第二个规定动作了：投稿。
四
那个时候要成为“作家”，必须向文学杂志投稿。就如同打篮球得分，必须先把球投进篮筐。网络那时刚刚兴起，网络文学这个名词还没出现。每一个“文学青年”，都先要在文学期刊上“露脸”。一般的路数是先在“省市级”文学期刊上“崭露头角”，然后在“国家级期刊”上引起关注。这样，你就有资格参加各种笔会采风之类的文学活动，可以加入市、省乃至中国作家协会。接下来你的奋斗目标就是被一些知名评论家评论和文学权威认可，获得一些“省级”乃至“国家级”文学奖项，这样你就会在作家协会体系内混到一个“官位”，比如某市作家协会主席、某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这样你就算是功成名就，可以被称为“知名作家”，有资格出席“中国作协全国代表大会”或者“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之类的荣誉性大会，享受各级作协组织的免费出国采风交流之类的活动。这是彼时一个正常文学青年的作家之路。那时候，人们做梦也想不到，10年后会有很多人比如当年明月，只须把文字发到网上，就有可能被广大网民关注，成为风行海内的畅销书作家。更想不到，一个韩少年寒，虽然进入了文坛，却居然敢拒绝进入作协的邀请。
那么换句话说，在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文学杂志的编辑、文学评论者和文学权威，是一个文学青年成功道路上的三道闸门，你必须一一攻克。首先要做的，当然是先敲开文学杂志的大门。和一般文学青年先从“省级期刊”投起不同，我第一次投稿，就把那篇《无处收留：吴三桂》投给了《收获》。
我决心要用这篇作品作为开头炮，轰开我的“作家”之路。相比当时文学刊物上的其他“文化散文”，我自认为这篇东西绝不逊色。我莫名其妙地相信，它一定会得到编辑们的好评。稿件寄走后，我不停地幻想着这个大信封在《收获》杂志社内会遇到什么样的命运。我幻想着某天早晨，一位编辑打着哈欠漫不经心地打开这个信封，读了几段，他坐直了身子，又读了几页，他拍着桌子，大呼小叫，连呼其他编辑来看……我幻想着这篇作品使中国文坛知道了有一个叫张宏杰的24岁的“青年作家”……我幻想着我的生活轨迹将从此变样。收到稿费、参加各种笔会、同事们刮目相看的目光、逃离这无聊的工作……
投出去的半个月后开始，我就经常去单位的传达室。但是直到第三个月头上，还是没有任何回音。虽然没投过稿，但是长年阅读文学杂志，我有大量的文学常识。我知道文学刊物的审稿期限是三个月。
五
我并没有丝毫气馁。虽然放任自己的幻想，但我其实一开始就将写作之路上的困难预想得很充分：我把它当成了考验一个人意志和能力的英雄事业，而英雄事业不太可能一帆风顺。我读过许多作家传记，那些作家投稿屡屡被拒的故事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特别是《马丁·伊登》中那艰难卓绝的戏剧性的奋斗生涯每每令我激动感慨。第一次投稿就投给了心目中最好的刊物，其实更多的是出于一种试试看的心理。没反应没关系，一流文学杂志还有很多。
于是我又打印了一份，把它寄给了《当代》。
三个月后，我又寄给了《十月》。
在那之后，我学聪明了：我开始了一稿多投。我同时投给三家刊物，并随时作好收到一家用稿信后马上通知另两家的准备。
可是一年之内，我连退稿信是什么样的都没有见过：所有的杂志都没有任何回音。
我开始像杰克·伦敦一样，开始怀疑邮路那头到底有没有活人做编辑。更多的时候，我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文字方面的才能。不过，我初中时确实做过语文课代表啊！
毛时代出生的人都有点不服输的劲儿。我下定了决心：我要用三年时间来打通写作这条路。这三年里我要写出30万字的东西。如果这30万字都不能发表，那么才可以确认我没有写作才能，我会永远放弃这件事。
六
就在下定这个决心后不久的一天，我又一次忐忑地来到单位的传达室。我很怕同事们知道我被退稿，我甚至没让任何人知道我投过稿。所以科室订的报纸杂志都是由我主动来取。
一堆报纸杂志中夹着一个中等大小的信封，上面“《大家》杂志社”几个字很明显。我的心开始砰砰跳动。信封很薄，说明应该不是一封退稿信。
办公室中午正好没人，我撕开了信封。里面的是一幅龙飞凤舞的行书：
“张宏杰先生：你的《无处收留：吴三桂》写得棒极了！准确、结实、饱满。编辑部一致同意向你约稿，因《大家》明年将倾力推出一种实实在在但同时也更为文学、更边缘化的写作方向。《无处收留：吴三桂》略嫌偏‘实’，若能再个人化一些，可在《大家》刊发。朱晓桦。”
你可以想像我的兴奋。我终于确信，“文学事业”是我想像中的那么回事儿。有那么一群敬业的人在操持着人类的灵魂或者心灵。那时的《大家》创刊不久，上升势头很猛，办得非常有范儿，开本很大，黑色的印有历次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头像的封面做得大气十足。朱晓桦字体潇洒的信我读了许多遍，我想像他一定是一个留着长头发的青年人。我当天晚上就开始对《无处收留：吴三桂》进行修改，朝着我理解的“个人化”风格靠拢。虽不至于夜不成眠，但白天我大脑中犹如热恋中的大脑总想着恋人的脸一样，总是转着《大家》那黑色的封面。半个月后我把稿子寄回去。然后就是数着日子等待。
写作两年，终于“梦想成真”了。能在《大家》这样有分量的杂志上发表“处女作”，应该也算一个漂亮的开头了吧？很可能，我文学生涯中的第一个笔会，会在“春城”昆明。云南，我还从来没有去过呢。
三个月后，第二封信来了，我急切地打开，却是一盆冷水：“你的《无处收留：吴三桂》送审时未通过，说是暂时不发历史题材。《大家》杂志社将要自负盈亏，在如何走向市场上考虑得较多，原来选定的许多稿子都压下了，你也可以别处想想办法。”
七
我曾经铁了心要把处女作发表在一流刊物上，一鸣惊人，一举成名。我最讨厌的事只有一个：中庸。不过，在《大家》退稿后，我痛定思痛，不得不做出重大退步：除了《无处收留：吴三桂》这篇我最喜欢的稿子之外，我将《蒙古无边》等其他稿子投给省级文学刊物：我要先踏入“文学圈儿”啊。
首先想到的当然是辽宁省的那本《鸭绿江》，虽然今天可能没多少人知道还有这样一本刊物，但是在80年代，它曾经辉煌过一时。
标准自减一档，似乎就一路通畅：一个多月后，我就收到了《鸭绿江》一位叫李轻松的编辑热情洋溢的回信，然后，1998年第2期，《鸭绿江》刊出了我的《蒙古无边》，于是这篇文章成了我的“处女作”。
从那之后，我和诗人李轻松成了朋友。通过和她通信，我才发现，原来我能在这样一本省级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其实也是一种小概率事件。她说，发现我作品时，她刚刚从别的单位借调到《鸭绿江》做编辑，一般的编辑都不爱看自发来稿，因为里面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不通之作。只有她这个新手还有兴趣翻翻。她很偶然地在堆如小山的自然来稿中，抽到了我的信封。
直到这时，我才知道还有“自然来稿”这一说。也就是说，文学刊物中刊发的，大部分都不是像我这样直接写上“某某编辑部收”的稿件。你起码要写上具体某个编辑的名字，被拆开看的可能性才更大一些。我感觉很意外。我所知道的“文学世界”不是这样的。
八
《蒙古无边》的发表，标志着我“走上了文学之路”。也算是“国家级刊物”的《青年文学》也接受我的“自然来稿”，发表了我的第一篇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篇小说《说话算话》，我还记得给我回信的编辑叫陈锟。再后来，《散文选刊》选载了我在《鸭绿江》上的散文。被选载，也算是某种形式的被承认。我陆陆续续在省级文学期刊上发表了一些作品。然后，我被省作协“发现”，参加了省文学院的“青年作家培训班”。在那之后，我又成为“省文学院合同制作家”。这是各省“鼓励文学创作”的通行做法：省作协在全省范围内挑选十多名最有实力、最能出“成果”的中青年作家，与之签约，按照你每年在“省级”、“国家级”刊物上的发表量以及被转载的数量，会给予一定津贴。在一省的文学界，这算是一种比较重要的认可。也就是说，我确乎已经是“青年作家”了。
但是，我仍然没能把《无处收留：吴三桂》发表在“一流”刊物上。这是我的一个心结。我一直没有放弃努力。这篇稿子一天也没停地在邮路上奔波。又一个编辑给我回音了。在《大家》退稿之后不久，《花城》的编辑一位叫文能的先生给我来了用稿信。这封用稿信明确讲，将于明年刊发。
到了年底，文能的第二封信来了：“你的稿件本已确定刊发，但是我因个人原因，将调离杂志社，加上杂志社内部关系复杂，因此此稿也无法用了。我已经将它推荐给了其他刊物，请相信这是一篇好作品，肯定能发出来。”
过了几个月，《天涯》杂志李少君的一封回信证明文能先生确实在努力帮我的忙：“文能转过来你一篇关于吴三桂的文章。我们看过，认为很好，本来是可以在《天涯》发的。但太长了。你功底、文笔都不错，有什么其他稿可以寄些来。这篇你可以寄给《收获》看看，他们应该是可以发的。”
……
直到2001年，我已经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之后的第二年的夏天，到辽宁文学院开会。我几乎已经忘了有一篇稿子还漂在路上这件事，直到文学院一位工作人员把一本已经磨破边了的牛皮纸信封扔给我：“请客吧！给你的杂志，寄到这来了。”
是2001年第1期的《钟山》，目录栏中赫然写着：“《无处收留：吴三桂》，张宏杰”。因为彼时我已经是“辽宁文学院合同制作家”，所以杂志被莫名其妙地寄到了这里。杂志里还夹着一封信，主编傅晓虹说，是文能转给她的稿子。
这篇文章一刻不停地在路上奔走了五年，这五年，我由24岁变成年近30，它则风餐露宿，不眠不休，撞过了十几家杂志的大门，最终，到底在一本“一流刊物”上露面了。我终于对得起它了。
（摘自《千年悖论：张宏杰读史与论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4月版，定价：38.00元。本文为该书自序《我的文学青年生涯》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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