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离日常状态，就很容易想很久以前的事，也想以后很久的事。职业生涯的几十年，算是最好的年华吧！在职业生涯中，我很幸运地找到自己喜欢并适合的位置，同样幸运的是我遇到了这样的同事和同行。南来的、北往的，年轻的、年长的，在特定的时空交汇点，怎么就遇到了呢？这是缘分啊！
斗转星移的岁月，熙熙攘攘的世间，沉淀下来的，都是我所珍视的各种遇到。这既是个人的记忆，也带着时代的痕迹，是对自己的交代，也是向我所遇到的一切致意。
声音——放大弱者的声音
又一麻袋信送到《焦点访谈》办公室。
我拆开一封封信，禁不住叹一口气。
一丹姐：我们乡镇90%的蔬莱保护地撂荒着，耕地是农民的心尖子……
村里毁田毁林带，我们录像后，村书记大发雷霆，说录像我也不怕，电视台曝光我也不怕……
我们都是从政法战线退下来的同志，想借《焦点访谈》一角为农民兄弟说句公道话……
在1995年加盟《焦点访谈》时，我以为自己做好了准备。但不久，我发现每天面对这么多观众来信，就是我没有想到的。
拆开这些信，我似乎能听到众声喧哗。每个信封里都包裹着一个声音，这些声音来自不同的地方，来自不同的人，信中那些倾诉，那些不平，那些愿望，那些诉求，是对《焦点访谈》说的，而我作为《焦点访谈》主持人，经常面对面与观众交流，渐渐地，成为观众的熟人。当观众有话对《焦点访谈》说的时候，就找到一个看得见的“熟人”来说。于是，面对观众来信，就成了我每天的功课。每天，几十封、上百封观众来信堆在我的办公桌上，各色各样的信封上写着“敬一丹收”。记者们到了办公室就看信，有的信写着栏目编辑部收，有的写着主持人或记者的名字。
给我写信的观众多半是最需要帮助又最缺少沟通宣泄渠道的人。他们也许在灯下犹豫很久才写出压在心底很久的话，他们也许是悄悄找到村上识文断字的人代笔，他们也许走了几十里山路才找到一只邮筒，他们也许避开监视的目光，让在外当兵或上学的子女寄出了这封信。
我曾经面对着这些信，看也不忍，不看也不忍。有一天，当我又一次面对成堆的观众来信唉声叹气的时候，我的同事李玉强说：“你有没有想过，把这些信编成一本书？”
对啊，这些写信的观众好不容易发出声音，就是希望我们能把这些声音传播出去，有声音，就需要倾听、回应、交流、沟通。我把这本书的名字定为《声音》。能发出声音，能听到声音，这是文明，而众声喧哗、议论风生，是我期待的健康生动的社会面貌。邓小平有一段著名的话：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这本书里的种种声音，不也是一种呼应吗？
书中选用的150封信有着一定的代表性，涉及到农村、教育、法治、企业改革、市场秩序、环境保护、社会家庭、道德文明、贫困等等，覆盖了当时社会的焦点热点难点。观众的声音与电视人的声音在这里交汇，我们共同进行着一种传播。这些信触发的一个电视人的思考，记录在文稿里。
这些声音是上世纪90年代特有的。它们以直接的、朴素的原生态展示着生活的面貌。听起来，这些声音有些嘈杂，但，今天的七嘴八舌比起昔日的缄口不言、万马齐喑不是一种进步吗？比起盲目的僵化的异口同声不也是一种进步吗？在丰富多样而又嘈杂的声音里，有生动鲜活的进行时状态，也有变化更新的当今信息，更有真实可感的社会生活。
在梳理这些信件的时候，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身在媒体，我才有条件直接听到这些声音；身在媒体，我才有可能传播这些声音。这是媒体人能做和应该做的，这是电视人的另一种传播，它有一种记录的意义，它记录着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来自民间的声音，这种民间文本有着独特的认识价值。将来，21世纪的读者或许可以从中寻觅到过往的痕迹。
1998年，《声音》这本书出版以后，我有很多机会与读者见面，这也是电视人与观众见面，我真切地看到读者的目光，那是隔着屏幕我看不见的观众的目光。我从中看到信任、鼓励、理解。在书的扉页上，我一次又一次写下：期待共鸣。
我期待的共鸣来自四面八方。很多读者说，这本书让人们听到不容易听到的声音，直面社会焦点难点，体现了电视人的责任和良知：
中国的老百姓历来是一个沉默的存在，收集在本书中的来信，和全国范围内到处都有的这种信相比，是九牛一毛。更多的声音永远不能为人所知。这本书让我们听到很多人的呼喊，沉默因此被打破了。（正平）
《声音》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的民意大全，你可以从里面听到老百姓最关心最揪心的话题，最沉重也最热切的呼喊。（柳）
在东北与读者见面时，一位扶着手杖的老者说：“老百姓的话，是决策者最应该听的话，尤其是今天。”
回到北京，我把《声音》这本书转交给朱镕基总理。朱镕基总理曾说，他是《焦点访谈》的忠实观众。朱总理有很多渠道了解民情，这本书，也算是一种渠道吧。我想，这是一个电视人所能做的“下情上达”。
我拿着一本本《声音》，双手递给读者，就像给众多写信的观众写了一封回信，终于给了观众一个交代。我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然而，不久，我收到一个年轻人的信，让我又沉重起来。
这封信来自校园里的小喻。他写道：
读了《声音》，感触颇深，特别是看到“农村篇”“教育篇”“贫困篇”等内容，更是涕泪交零，因为，我曾经失学，也曾是一个农民。我家乡就在大别山，对于贫困，我有着痛彻心扉的体会。书中的来信，只是部分农民能够反映的，更多的农民已经被压得麻木了，他们甚至连呻吟都不能发出……
我刚刚获得的欣慰感、轻松感又被沉重感替代了。
其实，我能够做的极其有限。在我们的视线之外，还有多少是我们不了解的？还有多少是公众不知晓的？作为媒体人，走近，倾听，传播，这是永远的责任。
我曾设想，《声音》出版之后，再过五年、十年，我可以再做一次这样的声音收集和传播，也许，那时的社会，有的声音会消失，有的声音会出现。我乐观地猜想：一些词汇可能消失，比如“下岗”“分流”“再就业”；一些词汇可能减少，比如“贫困”“造假”“腐败”“污染”……一些现象会变得奇怪荒唐，一些状态会变得出乎意料，一些事情会变得顺理成章。如果，再接着出版《声音2》《声音3》，不是很有过程感吗？
五年以后，十年以后，我没有做这件事。因为，我乐观的预想没有出现，一些沉重的词依然存在着，比如污染、腐败、贫富差别，一些曾经让我压抑的现象更加严重，缺少明显的变化对比，我没能唤起重新投入的愿望；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网络的发展改变了沟通方式，更多的观众通过便捷的现代手段与电视媒体沟通，传统的信件不再是沟通主流，中央电视台建立起观众电话、网络沟通平台，信息记录和传播有了更新的天地。自媒体时代到来，越来越多的人有了直接表达的工具，那些手写的信件日渐遥远。
年会——让我们互为情人吧！
“年会”，对这两个字的反应，大致能看出，是不是评论部老人儿。
我加盟《焦点访谈》后，第一次参加年会曾大感意外。当时，我还是新来的，不太认识那些同事，但热闹的气氛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了。
哎，那穿着雪白纱裙跳“四小天鹅”的四条汉子，其中一个有点眼熟，那不是在屏幕上经常看到的陈耀文吗？他是《东方时空·焦点时刻》早期杀手之一，很有战斗力的记者，舞台上还有这一手啊！那一只天鹅，黑胖胖的，是黑子吧？怎么如此欢乐啊！
年会上，工作总结，也没有说套话的，干起来，有胆有识，玩起来，有趣有乐，和他们共事，真好！那天恰好是情人节，“让我们大家互为情人吧！”大家在一起，真的很亲啊！我一下子就喜欢这个集体了，后来的年会，就成了一个盼头。
平日里，特别是在《焦点访谈》里，连笑的机会都不多；在其他场合笑了笑，很正常的那种，人家竟然诧异：“你还会笑啊？”我猜想，评论部还有些面孔也会让人有不会笑的印象，再军啊，老曲啊，赵微啊，阿关啊，在镜头前笑过吗？
我们需要找乐儿，需要开怀大笑，需要狂欢。要不然，就可能内心受伤，就可能抑郁，就需要找心理医生，就可能殃及家人生活，就可能失去一个正常人的“趣”。于是，我们自娱自乐，不在乎什么喝彩或喝倒彩，没大没小没正经，荒诞、撒欢儿、撒狗血。其实，这也是另一种方式的表达，也可以叫作释放，也可以理解为精神上的不醉不还。
年会上，有着特有的风景：群众大模大样坐着，头儿殷勤地端茶倒水，领导的钱包被主持人拿出来，问也不问把钱撒向众人，平常严厉的制片人，现在怎么也得经得住捉弄。年会气氛就是这样，平等嘛！友爱嘛！
年会激发了大家的聪明劲儿，创造力喷薄而出，凝聚力随之而来，团队荣誉激励着每一个台上台下的人。
《东方红时空》上演的时候，评论部总动员：一会儿，当演员在台上；一会儿，当观众坐台下。大家自己演，演自己；自己看，看自己。有时，台上合唱群舞的人比台下人还多，因为还有拍摄的、录音的、打灯光的。终于，我们玩儿一样成就了一场创纪录的空前绝后的大戏。
年会，浓缩了我们一年的欢乐。如果说，我们一年总在皱眉头，这一天可以眉开眼笑；如果说，这一年我们都拘束着，这一天可以放松；如果说，我们一年都彼此陌生，这一天可以相互拥抱。
南院——永远有人在加班
南院是哪？有一部大片一样的小片儿，是这样描绘的：
在风光旖旎的央视大楼以南，在生机勃勃的西客站以北，一条荡气回肠的小巷深处，隐藏着一个富有神秘感的院落——羊坊店西路115号。
对面小区大爷：“白岩松老上这来。”
保安：“里边的人很有素质那种……像刘爱民，《东方时空》的……”
外卖哥：“电视台嘛！”
快递哥：“我知道，中央电视台。”
这就是南院了。
这片子的作者是《新闻调查》的王晓清，她所在的栏目也在南院。平常这个秀气的女编导做调查节目颇大气，而这个片子，是拍着玩儿的，透出一种别样味道。央视东迁之前，她带着南院人共同的感情，对南院考证了一番。
南院是新闻评论部的一个工作区，它更像评论部大家庭、大本营。2001年开始，就有一个个栏目在这里出生、运转：《新闻1+1》《感动中国》《面对面》《新闻纪实》《世界》《24小时》，还有已经消失了的《360》什么的。制作组的赛虎说：“在我手里做死过14个栏目。”
南院永远有人在上班，24小时，总有机房亮着灯，不知道有多少编辑机在工作。机房的椅子永远是被坐穿的。熬夜，在南院是常态，随便一问：“一宿没睡？”回答是：“28小时没睡。”“四天三夜没睡。”
这里的人好像只有两种：特别能熬夜的和不特别能熬夜的。
这里曾经有食堂，加班到很晚，也能在这里吃碗面。当食堂没有了的时候，大伙怀念的不是饭菜，而是大家一个锅吃饭的热乎劲儿。哥吃的不是饭，姐吃的不是菜，而是近似于家的味道。
评论部的部训在南院最显眼的一楼门厅：“求实、公正、平等、前卫”。被它吸引来的有志青年们在这里付出青春，人越来越老，头发越来越白。有人来了，有人走了。有人结婚了，有人离婚了，有人当爹了，有人当妈了。有的编导去当领导了，有的编导还在当编导。
《新闻纪实》的编导用相机记录着自己工作的南院，居然拍了15万张照片。习惯记录的人留下了十几年点点滴滴的记忆，留下了自己心情的痕迹：拍的可能是别人，记录的其实是自己。
我也常去南院，那里有一种家的感觉，不论开策划会，还是录音录像，都是自己人，不用客气。这样的归属感，在一般的办公室很难体验。南院，不仅是个地方，更是个时代，大家对它的感情，不是对那简陋局促的工作环境，而是对激情创新的岁月。
临近东迁了，我带浙江传媒学院实习生来到南院，看到《实话实说》的牌子挂在陈旧的办公室，二十出头的女生激动地说：“啊，穿越啊！”
小崔叔叔如果听见，会说什么呢？
晓清在片子结尾用了一个又一个南院人的照片。很多年轻人我已经不认识了，算是南院第几代？大家看到了自己，看到了逝去的时光。
我们，这个群体的起源是《东方时空》。《东方时空》孵化出《焦点访谈》等一系列栏目，也成就了我们。早年间，评论部第五任主任赵微曾经这样比较：如果说《焦点访谈》像北方，《东方时空》就像南方；如果说《焦点访谈》是山，那《东方时空》就是水。山高水长，山不转水转。
我们，在这山水之间遇到。珍惜借这山水结下的缘。
（摘自《我遇到你》，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5月版，定价：3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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