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和在本书序中认为，这部《荒漠的旅程》 “已经超越了小莲的前作《他们的岁月》”。如果说，《他们的岁月》是彭小莲以她父亲遭遇追问了“胡风冤案”的悲剧形成和可怕后果，那么，本书的两位作者——彭小莲和刘辉，则是以更广阔的社会背景和刘辉一家的前世今生，对着百年中国历史提出了严峻的诘问：百年来的中国人是怎样过日子的？
本刊选取了刘辉（即小莺）大姨和大姨夫动人爱情的悲剧结尾，以展现老一辈革命者用血汗谱写的生命悲歌。
天，突然变得非常热，四周的颜色也刹那间被红色替代，连树叶都成了红色的。于是，就凭着这颜色，空气被点燃了。灼热，灼热，感觉从来没有这么热过。1966年的8月，大姨已经开始挨整了，他们也会感受到这份灼热，于是到了夜晚，大姨父匆匆忙忙从单位回家，在人渐渐少去的时候，陪着大姨跑去离家不远的“杨浦公园”散心。
在树影下，在黑暗中，他俩手挽着手，大姨用手勾着大姨父的手臂，默默地走着。我真为他们的亲密担惊受怕。那是什么年代啊，任何异性的接近都被看成是一种不正当的行为……可是，他们依然沉浸在自己的情感里。晚风，把大姨的头发吹乱了，大姨父转身，用手梳理了一下她的乱发，然后低头看着她。他们都不再年轻，他会从她的脸上看见什么？他轻轻地对她说着什么？
大姨劝小外婆上交了全部积蓄，却惹来了更大的麻烦。
外公死后，大姨和妈妈，还有舅舅去整理外公留下的东西。结果，在外公的保险箱里发现了黄金。那时候，国家规定，私人是不能储存黄金的。另外还有美金和股票，甚至有一块土地和整整一条弄堂的地契。大姨当时就提出：要全部交给组织!
妈妈和舅舅都赞成大姨的决定，可是小外婆沉默着。
都交上去，我老了，可是我也没有单位，病了，就要花大钱的!
大姨拉住小外婆的手，握得紧紧的：
小孃孃，我们不会让你吃苦头的；侬一定要相信阿拉!我们会养你的。
听了子女的话，小外婆主动交出了自己全部的积蓄和一点外公留下的财产。其实，不交，也不见得有什么事情；一交，造反派反而更加疯狂。1968年春节一过，大姨单位——华东电管局，联合了公用局彻底地把小外婆家给捣毁了。他们在沙发弹簧里抄出了外公藏的美钞、手枪、国民党党证，又在厨娘阿喜那里抄出了一盒钻石珠宝首饰。小外婆被扫地出门，房子和所有家产全部被没收。
他们紧接着冲进大姨家，在逮捕大姨前把她的家又抄了一遍。大姨是一个聪明人，那只是在科学和知识上；在“阶级斗争”“权力斗争”面前，她几乎和妈妈一样单纯。家被翻得乱七八糟，结果没有抄出任何东西，造反派恼羞成怒，把大姨推到屋角：
你必须老实交代!
没有，就是没有!
两个年轻人一下子冲上去，一人一边拽住大姨的手臂，把它们反扣在背后，再用手按住她的后脑，用脚踢她的背；只听咕咚一下，大姨朝前跪了下去，眼镜被踢飞，头发全乱了。随后一声嚎叫：
再叫你回嘴!
我没有做对不起党和国家的事，我是用生命加入共产党、参加革命的，我妹妹、弟弟都在为党工作。
你妹妹关进去了，她还想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
那你就告诉她：不能死，坚持活下去，死了就没人为你讲清楚了!
你还想让她讲清什么，你们这些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
造反派在阿喜的屋子里搜出一个首饰盒。他们放在大姨面前：
你不是交代说把你父亲全部财产都上交了吗？这是什么？你欺骗组织!
大姨诧异地看着那盒首饰。这是小外婆藏在女佣阿喜那里的。大姨解释不清，就这样当晚就被造反派带走关起来了。小舅舅被大学的红卫兵拖出来，也剃了阴阳头。
我为大姨和妈妈担忧。她们怎么就搞不明白？那是讲道理的年代吗？为什么就不能妥协一点？
不久，大姨被放出来了。可是，她老了很多，但只要有一点可能，她还是把自己打扮得清清爽爽、端端正正的。她对我说：我搞不懂，让群众斗群众，这是革命吗？
大姨夫突然去世了
1971年的夏天，大姨突然接到电厂的通知，说是大姨夫在吐血，已经送到电力医院了。大姨掉头就往医院赶，到了那里，医生把拍的片子举在大姨的眼前——胃癌晚期。
五个月后的一天，大姨要我把表妹带到医院，她对女儿说：
你害怕吗？去和爸爸说再见!
我不怕。
女儿上前拉起已经瘦得只剩下一副骨架的大姨夫：
爸爸，爸爸，我来看你了。
大姨夫一看到自己最心爱的女儿，突然又开始大喘起来。医生们立刻推着急救床，“哐当哐当”地冲进病房，大姨完全失控了，大声叫喊着：
不要再让他受难了!你们出去吧，让我一个人留下!
我们都退出去了，她顶住了病房的门，留给她最后的空间，单独和大姨夫在一起，她要亲自送走她最亲爱的人。我想象不出，大姨是怎么面对这最后的时刻的。当初，大姨和大姨夫在家关着门，偷偷放着施特劳斯的圆舞曲，大姨夫搂着大姨的腰翩翩起舞。当我耳边还萦绕着那舞曲的旋律的时候，唱片突然被狠狠地砸碎了。华东电管局的领导来了，站在姨夫的尸体边上说：
苏铭適的案子没定性结案，作为党的叛徒和特务，不能给他开追悼会!
大姨夫的大出血就是他们给打的，但是没有人追究打手和陷害者。当时大姨夫已经得了胃癌，胃痛得咽不下饭。造反派用黑巾蒙住他的双眼，让他跪在食堂的长条板凳上：大姨夫忍着疼痛跪在上面，最后昏倒了，从条凳上翻倒在地上，造反派用他们穿着的工装大皮鞋去踢、去踩他：
不许你这个叛徒装死!
起来吃饭，你想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突然，大口大口的鲜血从大姨夫的嘴里喷射出来，他们这才感觉事情不对，把他送到医院的。大姨听说以后，伤心透了：
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实话？他一直跟我说，在基层好，了解了不少生产中的实际情况。
周围天天有人死去，这些人近得让我随时都可以闻到他们身上的体味。可是突然就会有一天，不是他，就是她，消失了、死去了!我们常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最终已经不知道恐惧意味着什么。可是，每一次亲人死去的时候，我依然惧怕得无以言表。报纸、政府与领导们告诉我们说“我们的道路是前人没有走过的，难免会犯一些错误。跟伟大的前景比较，这样的代价是值得的，共产主义是我们人类将要到达的最终目的地”。我越听越害怕，但我不敢说出口。
一开始，大姨挺着，你们不给开追悼会？我自己开!她很能干，立马去龙华火葬场租了一个小厅，把事情办妥。然后，自家举办的追悼会如期召开。我赶到那里的时候，大姨夫正躺在木板上，被殡仪馆的人缓缓地推出来。站在边上的大姨一滴眼泪都没有，只是默默地注视着他，像要把对大姨夫的所有记忆铭刻在眼睛里、心里。那是1971年的年末，大姨夫还没有来得及赶上他五十一岁的生日。
妈妈主持追悼会。小厅外面已经站满了自愿来参加追悼会的老同事、老同学、老战友，还有杨浦发电厂的老工人。很多人都戴着他们自己做的黑纱，静静地等在那里。妈妈大声地读着大姨写的悼词：
苏铭適同志，是共产党坚定不移的儿子……
冯秉麟阿姨——当年一起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那时正在受监督和审查——听到这句话，突然不顾一切地推开人群，冲进小厅，抱着大姨号啕大哭起来。冯阿姨一带头，外面站着的人一齐涌进追悼厅，挤得小厅水泄不通。那是1971年的寒冬。人们裹着寒冷，在大姨夫的遗体前久久不愿离去。
大姨夫和大姨的为人
回家后，大姨挺不住了，开始失眠，也不愿意见朋友，她把自己关在房里，只有妈妈可以进入她的房间。她重复地说着：
我就是想哭。
那就哭出来吧。
大姨在那里喘息着，但没有眼泪!
大姨夫的人缘是谁都没得比的，他技术高超、业务精湛，还有就是他的为人，一副绅士派头。他总是先替别人着想，再难的问题到他这里，他都是微笑着，轻轻地、不紧不慢地说着话。我实在是不明白，怎么有人要这么整他？大姨说：
是北京的那个张某，一口咬定看见苏铭適走出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还说出何年何月何日何时，像真的一样。除了她说自己看见，没有任何其他的证据。
张某是什么人？
她在解放前是上海地下党的主要领导人，现在是国家科委副主任。
他们为什么那么恨大姨夫？为什么要整大姨夫？
她咬人就可以保自己啊!
可是，大姨夫这么好的人，她还咬得下去？
良心都泯灭了，还有为什么？她无所不为!
大姨的脾气和大姨夫截然相反，人缘就更不能比了。她打扮是有个性的，不愿意随潮流。最糟糕的是，大姨中饭不吃食堂菜，都是从家里带去，只买二两清汤面，也从不在午休时间和人聊天——她最讨厌的就是说三道四。似乎从大学时代起，她始终相信知识就是力量。一说到民族资本家、工商界的事情，她就很直接地表态：
政策反反复复，让人不能理解。现在都是外行来领导内行。
1957年反右，大姨被定为“严重右倾”，留党察看两年，下放劳动。工资也由十三级降为十五级，一直到“文革”结束后，才恢复了她原来的级别，但是多年扣发的工资，分文不补，大姨倒也不追究。
这样的个性，在我们的社会里，必然就成了“老运动员”。她总是不肯放弃自己的主见，不要行政级别，认定自己是工程师级别。大姨什么都可以放下，但是只有两件事情是永远放不下的：一个是党籍，还有就是对大姨夫的爱。在两年的留党察看期间，她把自己关在屋里写检查，大姨夫为了不打扰她，在门外走廊上背着手踱方步，只要我们发出一点吵闹声，他就把食指竖在嘴前，发出很轻的嘘声。她经常被罚到基层车间去劳动改造，开车床，制图纸。虽然她“派头”很大，可是基层的工人们居然都蛮喜欢她，说是：咯个人，有真本事嗷!
大姨夫为爱加入了共产党
在交大念书的时候，党组织交给大姨的第一个任务——教育、培养、发展苏铭適为党工作。大姨现在不愿意提这些事情了，如果不是她的原因，大姨夫是不会入党的，但是他太喜欢大姨了，所以只要大姨介绍他去交大地下党的活动，像读书会啊，学习《社会科学基础教程》《论政党》啊，他都会去参加。1943年，苏铭適正式入党，他和大姨一起加入了中共上海地下党控制的“中国技术协会”。那时候，他们都喜欢看好莱坞电影，还有中国的左翼影片。大姨弹钢琴，大姨夫就会坐在一旁，一边听着一边深情地看着她。
党组成员碰头，要讨论下一步计划及具体的实施，大姨就把外公家的客厅作为会议地点。她弹着钢琴，苏铭適和另外几个男的拉着小提琴。这是妈妈最开心的时刻，她跟在大姨身后，也要弹几首流行小曲。看到一群充满朝气的年轻人，外公也很高兴，说：
欢迎你们来阿拉窝里开音乐Party啊!
在楼上，外公欣赏着《小夜曲》《月光奏鸣曲》，全然不知自己在掩护地下党的活动。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大姨夫争取了大批技术工程人员留厂，没有跑去台湾。当时台湾的飞机来了，杨浦电厂被轰炸。又是大姨夫亲自领导着护厂、恢复供电工作、抢救设备。美国飞机连续轰炸，大姨夫整整一个星期没有回家。那时候也没有电话，听不到他的消息，大姨急得竟然跑到停尸间去找他的尸体。
“答谢”之路
1972年的一天，大姨重新走到镜子前，开始在镜子前烫她的头发。
大姨，你烫给谁看啊？
烫给你大姨夫看。我们要为他出门答谢，就要弄得体体面面的。
谢谁啊？
第一个谢的是汪家的人。汪德方，也是上海地下党的，“文革”前他是华东电管局党委书记。
为什么要谢他啊？
你大姨夫去世的时候，汪伯伯刚刚得了鼻癌，才从隔离室放回家治病。追悼会是让他大儿子东东去的。他自己生病，还在帮你大姨夫找药!
晓得了。
于是，我和大姨开始在不同的日子里，一家一家地去回谢!
汪伯伯住在延安路靠近江苏路上一栋小洋房里，汪伯伯的夫人薛阿姨一开门，看见我和大姨站在门口，一把拉住大姨的手就抽泣起来。大姨说：
不进去啦，谢谢侬，谢谢你们一家人啊!
小颐（大姨的小名），阿拉晓得铭適是被冤枉的。侬保重啊!
谢谢侬和老汪了!
说完这话，我和大姨就退出了小洋楼的大门，没想到汪伯伯跌跌撞撞赶下楼来，他们夫妇俩又一起紧紧地握着大姨的手说：
小颐，对不起，我让儿子给铭適送的药没能帮上他。
我看见大姨的眼泪马上就要出来了。她不断地掩饰着，硬拉着我的手说：
阿拉走了，你们多保重!
我转身看见汪家夫妇站在门洞里，向我们挥着手，直到我们转弯看不见为止。大姨一直是挺着腰板往前走，她不敢回头。如果不是大姨夫的死，我不会知道大姨有这么多朋友。在我的记忆中，他们不大和人有什么往来。大姨说：
阿拉上海地下党的人，跟瑞华（上海市委宿舍大院）的部队里的南下干部不同，我们一直是被人家压着的。开始我们都不知道，其实内部早就定下了，对我们这些地下党干部是十六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这是解放后对全国地下党员的政策。
大姨，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地下党的人？
大姨大口大口地喘息着，一时说不出话来，停顿了好一会儿，她说：
所以，我们互相也不是经常来往，干什么最后要被人淘汰呢？但是，我们之间有一种默契，只要一个眼神、一句问候，大家都会明白对方的意思。困难的时候，彼此都是会出来帮忙的。
友谊变得如此沉重，这里隐瞒着很深的秘密，而这秘密我至今也找不到根源。我看着大姨的脸，她没有表情，也许在思考自己为什么会走上这条道路，为什么拖累了大姨夫。我多么希望他们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多么希望他们的内心一直充满着快乐，多么希望我和大姨不要走在这样“答谢”的路上。没有想到，大姨又对我说：
你知道吗，解放前，我们接到的指示是什么？
不知道!
也是十六字方针。
怎么说的？
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以待什么时机呢？
逐步淘汰!
说了这四个字，大姨发出轻声的冷笑。我紧紧抓住了她的胳膊。我是真的害怕，但是，我表述不出自己怕的是什么。
我和大姨走到淮海路“上海新村”去敲冯纯贞阿姨家的门，是他的弟弟(就是上海的话剧演员，他好像比冯阿姨小二十来岁，后来演《陈毅市长》里的陈毅，非常成功)开的门，他一见我们就对楼上大叫：
大阿姐，吴家大姐来了!
我们还站立在原地，准备打个招呼就走，没有想到，冯阿姨站在楼梯口上，中气十足地喊着：
让吴颐上来!阿拉不怕他们!
后来大姨告诉我：
侬冯阿姨啊，从来就是这样胆大泼辣的。她的继母，是冯阿姨自己介绍给父亲的，这个继母原来也是我们务本女中的同学。
她们这一代人，多么相像，不仅是那么开明，还是这么浪漫。
有时，大姨知道有些朋友不便在家“见”我们，于是敲开他们的家门，我和大姨就站在门口对他们说声“谢谢”。大姨转身离开的时候，我看见他们的眼眶里都含着泪水。
“文革”结束以后，闵阿姨对我说：
那是什么年代啊，我有时都不能原谅自己；和你大姨、大姨夫当了这么多年的朋友，在最恐怖、黑暗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并肩战斗，都挺过来了，却在“文革”的时候不敢和朋友来往。1970年，你大姨夫已经被冤枉、挨整了，有一天，他还和你大姨来看我，站在门口就为了跟我说两句话：我们都很好，你们好吗？坚持就是胜利。他们夫妇俩是站在昏暗的路灯下说的，说完就转身走了。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苏铭適……
我们是老派人，是心和心的约会
大姨的床头，永远挂着她和大姨夫结婚后的合影。他们都戴着眼镜，姨夫英俊的绅士派头，大姨文静高雅，真是天生绝配。这就是大姨一直会跟我说的话：我们是老派人，是心和心的约会。
从小，大姨就告诫我们：
一个女人在经济、个性上不独立，依赖男人，再聪明、再有本事都会失去尊严，没有自由和幸福可言。我跟你们说，绝不要靠任何男人来养活你，自己的自由是最可贵的。钱要靠自己去挣，要有独立谋生的能力，这样女人才会幸福!
可是，等到大姨夫去世以后，大姨却痛心地跟我说：
光是经济上的独立也是不够的，还要有精神上的独立，但这竟是如此艰难!
这是老派人的认识，到底是落后呢，还是新派？如今我回到国内，小报、杂志、网络上都在公然讨论如何嫁个有钱人；有些人还在交流做“小三”和“二奶”的经验。怎么会变成这样？我重新迷失在这个世界里。
（摘自《荒漠的旅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1月版，定价：38.00元）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