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上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说法：短期看需求，长期看供给。只有理清了中国经济供求面的问题之后，我们才能对中国经济的整体结构及未来走向，有一个更为清醒的认识。
今天中国经济面临的“三驾马车”问题（投资、出口、消费），充其量只是需求面的问题；而中国经济供给面的问题——劳动力、资本存量、生产效率，长期以来却似乎被很多人忽略了。
在过去相当长时间内，这种有意无意的忽略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对中国经济来说，劳动力从来就不是一个问题。过去曾有一句话：“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劳动力无限供应，对中国似乎从来不是一个问题。至于生产效率，由于中国经济当时采用“粗放型增长”模式，以大量廉价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等）来推动经济发展，因此生产效率也似乎从来就没有真正为人所重视过。
我们长期以来的注意力，一直为经济结构中的需求面问题所吸引，以为这就是中国经济的全部问题，并以为只要解决了需求面的“三驾马车”的“调结构”问题，中国经济的全部问题就解决了。这实在是一种极大的误解。
但从2014年开始，这一切将彻底改变。2014～2017年，中国经济需求面“三驾马车”的问题将依然存在，而供求面的问题也将全面浮现。“屋漏偏逢连夜雨”，这句话用在未来三年的中国经济形势上，看来是一个无奈，但却是很确切的写照。
中国经济供给面的深层问题到底是什么？
人口红利下降：中国将面临20年危机？
之所以提出这一疑问，是因为“调结构”是历届中国政府提出的口号和目标，但时至今日，却始终没有实现。中国经济在2013年第三季度因投资拉动而出现的种种现象，也无不折射了这一点。
其中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过去若干年，中国在经济结构方面还可以“等”，因为众多的其他因素还比较有利于经济的向前发展，比如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还比较低廉，比如人口红利还依然存在。最主要的是，中国的经济依然还在上行的通道上，而只要中国经济还在上行通道上，那就虽然问题众多，但总还可以拖延，或者拖延了也不至于引起很大的麻烦。
首先，如前所述，中国经济下行的窗口期从2013年开始已经显现，未来几年可能将进入实质性下降的阶段，而这个时间段很可能就是2015～2016年。这也就是被张燕生称为“2016年猜想”的那个“谜团”。
其次，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多年来依赖的人口红利，最迟从2015年开始将大幅消失。而按照北大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陆德的“小鸡鸡理论”，人口红利一旦消失，那就至少需要18～20年时间才能重新找回来。
换言之，2015～2035年这20年，中国必将在没有人口红利的情况下，找到经济下一轮持续高速发展的新动力。
这个动力到底是什么？目前谈这个问题也许言之过早，但这却是一个在未来若干年将十分困扰中国的问题。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过去几年的情况。
从2009年前后开始，每年春节过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私营老板们发现，节前风雨兼程回家过年的农民工开始不急着返回广东打工，有的人甚至就一去而不返了。于是，广东地区私营企业第一次出现“民工荒”的问题。
这是一个初始让人百思不解的问题：中国不是啥都缺，就是劳动力不缺吗？怎么忽然就出现了“民工荒”呢？
香港有一句民间流传的话：“有人没工做，有工没人做。”前半句说的是就业市场上的严峻情况，后半句则多指很多底层劳工不具备足够的专业技巧，因此无法适应劳务市场对高素质人力资源的需求。
但广东地区前些年出现的“民工荒”却与此又有所不同：那些春节过后不回来的农民工，并不是什么具备高技能的人力资源，而是一些非常普通的农民工。然而，就是这些普通的农民工，节后却再也不愿离乡背井，而宁愿留在家乡。这本身就反映了一些非常深层次的状况。
状况之一，当然是这些农民工在家乡的生活过得也不差了，因此才不愿离乡背井，这从另一个侧面看也是好事；状况之二，也反映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劳工薪酬，已开始逐渐跟不上农民工的心理期待，或开始与全国的发展形势有所脱节了。
但更为深层的问题则是：中国的劳动力无限供应阶段，开始逐渐结束了。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来自农业领域的富余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的原因很多元，有劳动力自身数量短缺的原因，也有劳动力在农业领域有更多去处的原因。这种劳动力无限供应趋于结束的状态，就是学术界所称的“刘易斯拐点”。这个名称来自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1954年的一篇论劳动力无限供应结束的论文。按照中国学者的研究，“刘易斯拐点”在中国出现的时候，是2004年。只不过2004年时，大家谁也没有感觉到这个“拐点”的出现。等到2008年春运过后第一线的私营老板感受到劳动力短缺的痛楚，问题已经比较严重了。
于是，提高劳动力的薪酬，是私营老板们面对这一痛楚几乎唯一的选择。因此最近几年，我们看到珠江三角洲一带的薪酬水平大幅提高。但问题是：薪酬提高对打工者来说自然是喜事，对企业经营者来说，在潜在利润尚未实现的情况下，则是一种无形的负担。用学理的话来说，当薪酬水平的提高超过GDP潜在增长的时候，往往会隐含着一种潜在的问题。
中国今天和未来面对的，正是这样一种状况。坦率地说，这种状况是令人担忧的。
有必要重新讨论计划生育国策
“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其实是中国未来若干年人口红利下降的第一个先兆。“人口红利”这个名词，过去若干年我们经常听到，也成为中国过去若干年取得重大成就的众多关键性因素之一。但究竟什么是人口红利？中国是否正在面临人口红利消失的情况？一旦人口红利消失，对中国未来若干年究竟有多少损失？中国应该如何调整和应对，才能在没有人口红利的情况下，继续维持经济的高速发展或至少是可持续发展？
用最为通俗的话来说，所谓人口红利，就是在一个经济体内部，干活儿的人比吃饭的人多。用较为学术的话来说，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
一般所说的人口红利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人口红利指劳动力人口非常多，从而能够提供廉价劳动力，经济中存在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第二种人口红利是指进入老龄化后，人们特别是高龄劳动者预期将来会变老，会有更强的储蓄动机，从而会形成额外的积累。第二种人口红利在第一种人口红利即将结束的时候就开始积累，而且第二种人口红利是可以无限延续的。
过去若干年，由于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中国相对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环境，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一段时间内，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就处在人口红利的阶段，每年供给的劳动力总量约为1000万，劳动人口比例较高，保证了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需求。由于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优势已经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但这种情况在近年却出现了本质变化。长期以来就像空气之于我们一样自然、平常的人口红利，正在渐渐离我们远去。
根据最新的研究结果，中国16～59岁的有工作能力的劳动力人口总数，在2012年已经见顶，比上年减少345万人；即便再将具有工作能力的劳动总数放宽五年，中国16～64岁的劳动力人口总数，也将于2015年见顶。
不可忽视的是：今天的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已有松动，但在可预期的未来，基本上没有大规模调整这一国策的迹象。三十多年前中国处于落后阶段时人口多而经济机会少，因此人口多自然就成为负担。正如马尔萨斯人口论所阐述的那样，一个经济体内生活资料以算术级增长（亦即遵循1，2，3，4，5等的增长级数），而人口则呈几何级数增长（亦即遵循2，4，6，8，16的增长级数），因此对一个落后经济体来说，几何级数的人口增长自然是灾难，用计划生育来控制人口的绝对增长，无疑是一个理性的抉择。
但这一理论忽略了另一个基本情况：当经济高速发展之后，经济体内部将产生许多乃至无限的需求，这些需求将转换成许多工作岗位，需要有合适的劳动力来填补，这必然又将创造出许多乃至无限的生活资料。因此，当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市场经济，尤其是十多年来全面融入全球化进程之后，当中国经济需要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来填补空缺的时候，原有的计划生育国策就有重新探讨的必要了。
问题是：这一国策在可预期的未来，恐怕很难得到根本扭转，因为它涉及的还有短期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一系列深层问题。既然这样，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从2015年开始，至少在2033～2035年之前，中国将必须在没有人口红利的情况下，继续寻找有望高速增长的潜力和前景。
（摘自《小趋势2015：读懂新常态》，中信出版社2015年3月版，定价：4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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