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春玉给公众最直观的印象，就是他那张嘴角微扬的笑脸。
这张笑脸背后所代表的，是他一向平和稳重的性格。这个特点伴他走过工作之初的秘书、团干生涯，让他在省委的政研工作获得肯定，也助他在主政吕梁的期间，在那个整座城市的官场与商场都为黑金激发、诱惑和癫狂的岁月，保持了同僚间的和谐稳定，收获了满溢的政绩。
聂春玉主政吕梁的八年，是吕梁以及整个山西煤炭经济飞速增长的八年，这八年，吕梁的GDP和财政收入与煤老板的财富一起一路高歌，与其相伴成长的，是以黑金为媒、越滚越紧密的官商利益输送网。
危险传言
2014年5月29日，在吕梁为政44年的本土干部，时任吕梁市市委常委、副市长张中生被带走调查。张中生把控吕梁市煤炭领域多年，他的落马，让吕梁当地官商心头一紧。当时即有煤老板说，也许吕梁要迎来一次肃贪反腐高峰了。
山西省会太原，亦有部分官场人士开始陆续传递消息：请注意有吕梁任职经历的省内高官，比如时任山西省省委常委、秘书长的聂春玉和时任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的杜善学。两人先后担任过吕梁市委书记。
吕梁是山西近十年随煤炭价格高涨发展起来的资源型城市。这个原本的革命老区，因其贫瘠的土壤与干旱的气候，属于全国18个集中连片贫困区之一，2003年以前，当地干部背着土豆、红枣去省里为扶贫项目奔走，成了多位吕梁老干部如今心头的记忆。但2003年之后，煤炭价格逐年上扬，吕梁市的财政收入也逐年增高，由2000年的10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341.7亿元，其GDP更是从1998年的不足90亿元，到2010年突破800亿元大关，排名山西省第四，增速排名第一。
“哪里有资源，哪里就有争夺”。
6月1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了时任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的消息。杜善学丰富漫长的从政履历中，最光辉的阶段是在长治，他主政长治八年，使其成为晋东南环境治理的样本，但将其推入危险漩涡的则是在吕梁任职的12个月。吕梁当地盛传，在杜善学跑官晋升省委常委的资金中，有数千万元为吕梁的煤老板提供。
“杜善学在吕梁待一年就落马，聂春玉在吕梁干了八年市政府和市委主官，跟煤老板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更密切，离落马还远吗？”在山西官场风行“聂春玉危险了”的预言。
温水官员
2003年1月，时年48岁的聂春玉，从山西省政府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任上来到彼时还未撤地建市的吕梁，成为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开始了他主政地市的为官经历。此前，1984年，聂春玉一步从公社调到省里工作，在山西省省委政策研究室开始了长达19年的政研生涯。曾有多位聂春玉的下属认为，聂春玉的理论水平很高。
聂春玉早年秘书出身，也有基层共青团工作经历，做事不具攻击性，很少主动展露锋芒，更有服务性，会把领导交办的任务踏实认真地完成。
聂春玉把这一性格特点与为官作风带到了吕梁。聂春玉在担任市长期间，谨慎收敛，对下属的工作，多以工作质量与勤奋程度来表示认可，涉及人事任免问题时，聂春玉的表现并不主动。很多较为重要的决策，他都喜欢开会征求大部分人的意见。吕梁市政协一位官员表示，这和聂春玉不喜欢得罪人的性格有关。
但随着聂春玉在吕梁工作年限的加长，其格外喜欢与企业老板联系的特点，也成了吕梁当地公开的秘密。
看似“公平”的干部选拔
2006年，聂春玉升任吕梁市委书记。此时的吕梁，已经走在了经济飞速发展的轨道上。到2007年，吕梁全市民营经济对GDP的贡献率升至七成多(73.37％)，对城乡劳动力就业的贡献率高达96.2％，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也近六成（58.9％）。
事实上，吕梁当地民营经济的主要支柱，就是煤炭开采、炼焦及下游的炼钢。这些民营企业都是借助吕梁当地扶持政策，尤其是两次煤改中趁机兼并重组、扩大规模，成长为当地甚至山西省内民营企业的龙头。
两次煤改中，无论是关闭无证煤窑，将过去的村办煤矿确权为私人煤矿，还是第二次的兼并重组，具体到吕梁，则都是以政府为主导，整合主体以民营企业为主，因此煤老板不得不一次又一次进行利益输送，或者为避免煤矿被关，或者是希望借机扩大规模，即使被关，也希望获得足额乃至更多的赔偿金额。2008年时，吕梁的煤矿格局已经从“村村点火”整合到了只剩355处煤矿，2009年再变为115处。“大鱼吃小鱼”后，吕梁市的办矿主体减少到27家，其中大型国有煤炭企业4个，产能只占24％，以联盛集团、大土河焦化等为代表的16个“地方骨干企业”，产能占据全市的60％。
事实上，煤老板与官员之间，在平日里，也形成了一种默契的互动规则。每年的中秋节与春节，也是煤老板们向官员“上贡”的固定节日。吕梁文水县一位煤老板称，他在春节期间，要准备至少一百万元的开支，输送对象主要是县里的主官和分管领导，另外煤炭、工商、电力、税务等部门也要走动到。“逢年过节的利益输送，并不是为了办事，而是为自己营造一个较为宽松的发展环境。”中秋、春节的礼金，根据每个企业的效益、规模决定，有些领导平时会关注各家企业的年产量和收入，如果企业效益好于往年，那么礼金也要随之增长。
对于越来越普遍、金额越来越大的黑金利益输送和高额礼金，聂春玉的选择是适应，并且拥抱。
吕梁市一位官员称，聂春玉平时工作中，总是依据工作成绩肯定下属，但是遇到人事选拔等问题时，多顺应潜规则。身为市委书记的他，除了不拒绝例行礼金之外，也在悉心维护各方势力的平衡。
2009年6月，吕梁市曾在下属13个区县市进行过一次公推县长的“选举”。公推共分5个环节进行：各县符合参加推选条件的官员，在乡级、科级别干部中投选，然后吕梁市各部门领导再次投票推选；两次环节中的胜出者需要参加面试，吕梁市四大班子也对其进行考察；上述四个环节进行完之后的胜出者，由吕梁市委常委们票决，定出8个县长。
“看似十分公平，是一个大的进步，但在没有外部监督的情况下，实则每一个环节都存在灰色利益输送。”一位吕梁市组织部门的干部说。前两次投票时，候选人需要输送的金额会少一些，到四大班子考察和常委投票环节，则是需要大出血见真章的时候。筹款买县长，是当时很多候选者的共识。
这次公推后，一位参选副县长在网络上发出《一顶乌纱帽 千万雪花银》的帖子。这位举全家之力，花费400万元却败走麦城的副县长，如此陈述自己的“落选感言”：一切程序是那么公平、公正和公开，但公平是要靠金钱来平衡的，公正是要有领导支持的，公开是伴随着私下的秘密交易的……权力作为人情社会中最具社会价值的稀缺资源，关系加金钱是成功的关键。
这位副县长也坦白了他400万元的来源：工资的积蓄、历年礼金、临时借款和企业援助。帖子中称，他的400万元只顶得上当选者所花的三分之一。
副县长感叹道，2009年的吕梁，一个县委书记或者县长的官位已达千万元，属于全国前列，足以将任何从政者逼良为娼，不腐败无出路；巨额买官钱财若想得来必须敛财，上位后，更需要通过敛财来收回数倍。
对于这位副县长落选感言中提到的买官生态，我们在吕梁当地找了多位官员与煤老板进行佐证。曾与聂春玉共事的官员李一(化名)称，他在多县做过考察，吕梁的县区主官，每个春节会收到各乡镇书记、乡镇长每人5～10万不等的礼金，县直局一把手等每人约五万，再加上一些待提拔官员的特别上贡，总计约五百万元上下。
李一与聂曾共事多年，自觉很受聂春玉的认可。聂春玉在当市长时，一直配合市委书记郭海亮的工作，在人事方面很谨慎，擢升为市委书记之后，李一迎来了多次升职机会，但是却总被冷落，最后他才明白，这是因为自己从来不送礼的原因。
“这对于干部队伍造成的伤害很大。”李一讲道，数度升迁受阻，长期的努力得不到回报，他有时会不想上班，最严重时甚至想过跳楼。
在吕梁采访时，有多位干部认为，2009年聂春玉推行的公推县长选举目的就是为了敛一笔大财，为自己升上省级领导准备跑官资金。但熟悉聂春玉的一位政协官员认为，聂春玉身为市委书记，他收到来自煤老板的巨额资金，就已抵得过一次春节收到的所有下级的礼金了，没有必要为了敛财去推动用人时的买官卖官。在他看来，吕梁本地长期拧结而成的官商利益链，每遇到人事调整时总会各方拉锯，有时候也不是他一个外来的市委书记能够摆平的，比如副市长张中生，就拥有聂春玉不能小觑的官商势力。因此他将2009年的公推选举解读成聂春玉为平衡各方势力不得已而为之。
无论是什么动因，2009年的贿选风波在尘埃落定之后，依旧无人追究。那位落败者在“落选感言”最后发出了对未来的隐忧，“我此时的收敛或许是祸，将来可能会是福，如果吕梁市成了群体性卖官者身败名裂的反腐试验田，作为县级官员，对上买官，对下卖官，是否能够全身而退？”
楼塌了
公推县长的金额之高，被当地部分官员称作是一种经济现象：煤老板的利润高了，礼金自然增高，用到贿选时就会进一步加价，这说明吕梁的经济行情很好。
但这是他们最后的辉煌。
2014年8月23日，随着聂春玉被宣布落马，吕梁的反腐态势迅速发酵：一周之内，山西中阳钢铁有限公司董事长袁玉珠、大土河焦化董事长贾廷亮、吕梁市山西离柳焦煤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邸存喜陆续被带走调查。吕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明珠，吕梁市委常委、离石区委书记阎刚平的政治生命，也在这个秋天画上了句号。历经十年形成的黑金政商链条全面解体。
高楼坍塌，留下了不仅是噤若寒蝉的官场和群龙无首的企业，不仅是吕梁新城比比皆是的停工建筑工地，还有整个吕梁被十年官商盛宴败坏的社会经济环境。更重要的是，过去十年，少数人的快速富裕掩盖了多数人的持续贫困。这个曾经的集中连片贫困区，13个县市区中目前仍有6个属于国家级贫困县。十年间全吕梁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只增加了4552元——2003年，吕梁市的农民年人均纯收入是1515元，到2013年也刚刚突破6000元。
“现在吕梁仍然是全省贫困人口最多的市。”吕梁市扶贫办一位官员说。
（摘自《中国又五年：2010-2015》，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3月版，定价：4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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