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自觉

    在中国，传统遭遇的是现代化和西方化的双重冲击。在现代化是否等同于西化的世纪争论中，不容回避的事实是，今天的中国城市似乎已经抛弃了自己的传统。所谓“拆旧建新”“千城一面”，城市空间里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背后却是文化自觉的苍白。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2月6日，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抵达南京，寄寓于三山街承恩寺。他在《中国札记》中，记载了他见到的南京：“在中国人看来，论秀丽和雄伟，这座城市超过世上其他所有的城市，而且在这方面，确实或许很少有其他城市可以与它匹敌或胜过它。它真的到处都是殿、庙、塔、桥，欧洲简直没有能超过这些的类似建筑。在某些方面，它超过我们的欧洲城市。”

    时过境迁，利玛窦所见的南北两京，在20世纪的历史变迁中渐渐失去了往昔的面貌。而在利玛窦的祖国，威尼斯、那不勒斯、佛罗伦萨等意大利古城因完好保存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又如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左翼政党主导的地方议会几十年来坚定而巧妙地与房地产商进行了斗争，使这座拥有三道城墙和主教堂、市政厅、钟塔的欧洲名城得以整体保护。

    在意大利，城市化也曾带来过深刻的社会、文化冲突。在西方，在城市化这一被大卫·哈维称为“工业资本主义的扩张所创造的人造环境”的进程中，“城市和街区的布局和建筑风格，反映了社会中不同群体的斗争和冲突”。因此，城市保护议题正是传统遭遇现代的产物。

    而在中国，传统遭遇的却是现代化和西方化的双重冲击。在现代化是否等同于西化的世纪争论中，不容回避的事实是，今天的中国城市似乎已经抛弃了自己的传统。所谓“拆旧建新”“千城一面”，城市空间里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背后却是文化自觉的苍白。

    喜仁龙和朱偰的忧虑

    中国传统城市景观的剧变来自现代化的冲击。现代的政府、大学、银行等工业文明的产物涌入中国都市，成为改变城市传统面貌的主要力量。为了解决首都的交通问题，北洋政府于1914年起由内务总长朱启钤主持，拆除部分城墙和瓮城用于修建环城铁路，打通封闭的皇城，拆除位于天安门两侧的千步廊。

    这些变迁却让瑞典人喜仁龙（Osvald  Siren）深感忧虑。“唯有洋式或半洋式的新式建筑，才敢高耸于这些古墙之上，像一个傲慢的不速之客，破坏了整幅画面的和谐，蔑视着城墙的庇护。”他追问：“有多少有前廊和巨大花园（里面设置着充满奇趣的假山和亭阁）的古老住宅被夷为平地，而让位为半新式的三四层的砖造建筑？有多少古老的街道被展宽，多少皇城周围华丽的粉红色的宫墙为了铺设电车轨道而被拆毁？”

    1936年，时年29岁的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朱偰在《金峻古迹图考》中疾呼：“自今而后，实已入于一新的阶段，新式之建筑，近代之工业，已随所谓‘西化’而俱来；重以街道改筑，地名改名，房屋改建，今日之南京，实已失其本来之面目，而全然趋于欧化矣。试登清凉山，北望新住宅区，或登北极阁，南望城中，则见洋楼栉比，红屋相映，有不骇然而惊于变化之速者乎！新都之气象，固日新月异，然而古迹之沦亡，文物之消灭者，乃不知凡几矣！”

    这些话今天读来依然振聋发聩，但我们不应忽略一段鲜为人知的历程。早在1906年清政府就颁布了《保存古物推广办法》，1908年民政部发布文告“咨行各省调查古迹”，1910年学部再次通知各省“饬将所有古迹切实调查，并妥拟保存之法”。辛亥革命后的1916年，北洋政府民政部颁发《为切实保存前代文物古迹致各省民政长训令》和《保存古物暂行办法》，并发出《通咨各省调查古迹列表报部》文告。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于1928年设立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1929年发布《名胜古迹古物保存条例》，1930年制定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文物保护法律《古物保存法》。

    在对现代的渴求和对西方的向往如此浓烈的近代中国，靠纸上的办法、训令、条例完全阻止古迹的拆除，未免过于理想。但在那个时代，直面城市变局的先行者们，确实已经开始思考：要保护古迹，新城又当如何建设？

    我们的文化自觉

    1950年，梁思成和陈占祥提出了保护老城、另辟新区的“梁陈方案”，可惜未被采纳。此后，梁思成又热情赞颂“民族形式”的新建筑，也遭批判。历史走上了与梁思成理想相反的方向。然而，放在20世纪的大历史来看，从《首都计划》到“梁陈方案”，从“固有形式”到“民族形式”，吕彦直、梁思成等几代中国人是否都试图凭借中国的文化自觉，建设中国人自己的现代之都呢？

    计划经济时代，虽有过种种改造旧城的计划，但因国家能力有限而未能实现。20世纪八九十年代，被压抑许久的城市化得以再启，但无疑，文化自觉在这次城市化浪潮中处于一个相当次要的位置。

    在今天的北京街头，你会看到这样的奇妙组合：源自苏联斯大林时期莫斯科规划的环行路，路旁的摩登大楼分明却有拉斯维加斯的影子。中国的城市似乎把美国特别是美国西部的生活方式作为城市化的全部，甚至成为现代化的参照系。结果，加州式的高速路或纽约式的摩天楼傲慢地从老城碾过。可这些睥睨四方的“新地标”——巨蛋、鸟巢、大裤衩，这些域外设计师的作品，又有多少是怀着对中华文化的“温情与敬意”，而非“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呢？

    也许中国城市管理者对美国城市化的理解，“想象”的成分多于事实。实际上，保护城市遗产也是美国城市化的自觉行为，早在1966年联邦政府就颁布了《国家历史保护法》。

    今天，一些国人自以为造高速路、摩天楼是现代化，“保护老古董”是抱残守缺，岂不知城市遗产保护恰恰是“后工业”“后现代”的思想，比前者的理念差不多领先了一个世纪。

    2005年，利玛窦住过的承恩寺被拆除，原址建起了一座大型“水游城”。我们正不断地将美国郊区的生活方式复制于中国古城的历史核心区。我们的城市化是否迷失了自我认同，是否失去了文化自觉的能力？在城市化的文化自觉重建之前，我们还将继续付出多少代价？

    老城市的魅力

    黄昏时分，当你站在京都东山的清水寺放眼望去，眼前是群山环抱中的古城，星罗棋布的古塔、民居或寺庙的屋脊在夕照下熠熠生辉。清水寺前，沿着产宁坂等老街步行到祗园新桥，随处可见的是寺院、神社、庭园，路旁则是一家家经营清水烧、京扇子、京果子、宇治茶、西阵织等传统特产的老铺。置身京都，你仿佛是在宋明之际的中国，它呈现的是《清明上河图》或《东京梦华录》那般的繁华市井。在这里，无论是街巷的空间尺度还是邻里间的民俗风情，我们都有一种似曾相识感，宛若置身老北京的锣鼓巷或是老南京的颜料坊。

    这样的相似并非个案。如果比较起纽约与北京的地图，曼哈顿的路网与老北京的胡同密度极为相似，均是东西向的街相隔60米，南北向的街相隔240米。无论是在京都、在曼哈顿，还是在老北京，在这些老城市的空间尺度里，人们可以从容地靠步行享受到俯拾皆是的商店、咖啡馆、博物馆所带来的城市的愉悦和魅力。

    城市带来的愉悦和魅力来自于对城市生命的尊重。城市是为人而建的，是让人能够在街巷里徜徉、散步而建造的。在一座充满魅力的人性的城市，人们能平静地坐在欧洲的咖啡馆或中国的茶馆里闲聊，能在东方的寺庙、西方的教堂或公园这样的公共空间里相遇，能随时触摸到时间的印记与具有城市特色的空间地标。有了这些人的因素，正如我们在北京什刹海、纽约曼哈顿、京都祗园所见到的那样，城市便具有了无穷的魅力。

    然而，这一切我们似乎难以在北京的五环路或上海的浦东找到。

    “伟大城市”的尺度

    “一个有着最伟大城市设计遗产的国家，竟如此有系统地否定自己的过去”，这是美国规划协会全国政策主任苏解放访问中国许多城市后面临的困惑。

    2005年，这位资深的城市规划专家写道：“细数中国壮丽的古代都城，现在只有南京还保留着大量的特色，它的街道仍保持着人的尺度，它的城墙和历史肌理仍昭示着城市历史和文化的完整性。”

    伟大的古代中国城市，并非只是体现于宫殿、坛庙、御苑的宏伟气象，而是以其固有的尺度、肌理和韵律，在宏观的秩序和微观的多样性中形成了自己的城市传统。而从当代城市发展的视角看，人们也日益发现，为人而非为汽车设计的小尺度街巷体系，远远比那些大马路、立交桥更加适宜人居。在小尺度的城市空间里，人们可以通过步行享受到便利餐饮、商业和公共服务，而交通则通过高密度路网和快速公共交通加以解决。老城所蕴含的人文价值，不仅体现于建筑文化遗产，也表现于人性化的空间尺度。

    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城市规划，似乎一直都在迷茫中向外部学习，而疏于对中国的固有城市传统的梳理和继承。如果规划不考虑物权，也无需对生活其中的人的价值、情感、权利负责之时，求大、求新、求怪的城市设计便不足为奇。那些大尺度的街区从表面上看虽可以满足汽车疾驰而过时的“视觉震撼”，满足直升机航拍的“恢宏气势”，却唯独失去了让人靠双脚所能触及的便利。走在北京街头，人们时常感到，那些“新地标”在给人带来视觉冲击之外，并无法像老前门或什刹海那样，以“人的尺度”给我们带来真实的愉悦和享受。

    人们应当看到，不是在空间上“大”的城市，而是在细节、在建筑、在街道上真正尊重了人的价值、情感和权利，真正回归了“人的尺度”的城市，才有希望迈入“伟大”城市之列。

    （摘自《城市的自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2月版，定价：3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