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中山装取代了西装
新中国刚成立时,人们在服装上还保留着民国时期的样式。城市市民一般穿侧面开襟扣的长袍,妇女穿旗袍。农村男子一般穿中式的对襟短衣、长裤,妇女穿左边开襟的短衫、长裤,有的还穿一条长裙。衣服面料多是机织的“洋布”、粗棉布、麻布。
50年代以后,穿衣打扮与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西装和旗袍渐渐被看作资产阶级情调,在人们的生活中逐渐消失了几十年。男人开始以中山装为主装,不再穿长袍马褂;女人穿对襟袄,不再让旗袍“裹足不前”。特别是中山装,成为中国男人最庄重最常见的服装。
中山装在一些青年学生当中引起追捧。新中国成立之初的50年代,谁要是拥有一套毛料中山装更是令人羡慕的事情,而在中山装的右上口袋插上一支甚至两支钢笔,则是有知识、有文化的表现。
60年代:北京建中国第一条地铁很神秘
1965年7月1日上午9时,北京地铁一期工程开工典礼在京西玉泉路西侧两棵大白果树下举行。市长彭真主持,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邓小平、罗瑞卿等出席了开工典礼。
不过,出于战备工程的保密考虑,开工典礼当天,组委会只邀请了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少数几个新闻单位参加,并明确表示地铁开工典礼时消息不登报,只作为内参保留。
北京地铁一期工程,就这样神秘地开工了。当时路上车辆很少,施工并没有对交通造成多大影响。
1969年10月1日,第一辆地铁机车从古城站呼啸驶出。经过四年零三个月的紧张施工,北京地铁一期工程建成通车了。由于是战备工程,并且在设备调试和管理调度上都缺乏经验,在1969年10月通车以后,地铁只是小范围接受参观性质的乘客。想乘坐或参观地铁,都需要持单位统一领取的参观券。当时地铁是北京一景儿,不少外地单位都组织人来参观,一队一队的人马,前面还专门有人解说。而且地铁站还划分了级别:北京站、前门站都是甲级站;古城、苹果园站则是丙级站;剩下的大都是乙级站了。
1971年1月15日,地铁公主坟至北京站路段开始试运营,票价1角。
70年代:恢复高考,报名费5角
1977年8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提议召开并主持了一个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就是在这次会上,他同意恢复高考制度。
消息在中国飞快地传播着,像爆炸了一颗原子弹,震撼了整个中国大地。人们的命运和试卷再次联系了起来。一个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到来了。
1977年冬天,关闭十年之久的高考考场大门终于重新打开。这也是恢复高考以来,唯一一次在冬天举行的考试,570万考生走进了考场。
参加考试的人群年龄严重悬殊,长者已经年过而立,已婚或者已育,幼者才初开混沌,始醒人事。南京师大文学院教授何永康回忆:
我曾经教过一位33岁的78级学生,同学们都称他为“班级之父”。他告诉我,当他走向考场的时候,身后有4个儿女在向他招手,稚声稚气地祝爸爸考上大学……这一“历史镜头”应当永远印刻在中国教育的历史天空,让后来的青年学子更加懂得珍惜“春天的故事”,珍惜宝贵的学习机遇。
80年代:度蜜月和旅行结婚
1980年2月20日,国家劳动总局、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国营企业职工请婚丧假和路程假问题的通知》,规定晚婚者,婚假可延长至15天。于是婚后“度蜜月”和“旅行结婚”开始风靡,有旅行就一定有照片,有照片就有时尚和时代的烙印。
1980年10月,天津市公用局共青团和工会组织为登记结婚的青年举办了集体旅游结婚的方式,当时很新颖,受到欢迎。
2004年12月22日《长城在线》刊登了一篇回忆当年“旅行结婚”的文章:
1982年8月,我们刚刚毕业离开大学校园,稍作修整。就踏上了首都之旅。临行前,带着单位证明,带着大学毕业证书,带着结婚证,我们登上了京广线列车。这是我们第一次进北京,也是第一次没有任何任务出门。更让我们腰杆坚挺的是,口袋里我们装了400元钱。双方父母各给了我们200元,这原本是准备操持婚礼用的。要知道,那时候人们的月工资才三十多元,这相当于一个人一年的总收入。
我们像两个辛勤的农人,每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以天安门为起点,将可以游览的景点都跑了个遍。那年月,票子似乎特别经花,每天抽出10元,基本上是连玩带吃,门票还有车票,都可以搞定。
我们在人们刚刚触摸“旅行结婚”概念的时候,赶了一下时髦。
90年代:软绵绵的《红太阳》唱红中国
1992年,一盘名为《红太阳——毛泽东颂歌新节奏联唱》的音乐磁带,引发了中国流行音乐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高潮。
时至今日,在中国音像出版史销量排行榜上,《红太阳》仍以720万的惊人战绩,雄踞冠军宝座。当年中国大地上,到处都可以听到李玲玉等人嘹亮的歌声:
敬爱的毛主席,
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儿要对您讲,
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
“要不是满目西装、牛仔,到处新潮、精品,差点以为时光倒流,回到了先前的时代。”上海有家报纸这样说。
上海《青年报》的编辑觉得此事蹊跷,就找来一群读者,问大家为什么《红太阳》那么热?大家都说,《红太阳》唤起了大家的怀旧情绪,还说中年人不仅是怀念毛泽东,更多的是怀念自己的青春岁月。
新千年:9亿农民告别“交皇粮”
对9亿农民而言,2006年元旦最好的消息莫过于彻底告别延续了2600年的农业税。农业税税种的取消,让农民吃上了“定心丸”。
只要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对交“公粮”的往事不会陌生。“公粮”就是农民要交给国家的,用收获的粮食来代替的农业税。交“公粮”是那时农民“双抢”过后的头等大事。
“公粮”要晒好多天的太阳,农民把稻子晒得放在牙上一咬很脆很干为止,最后还得把晒好的稻子里面的空壳、稗子等风干净。就算这样还担心着到粮站交的时候能否过关呢。
那个掌握着验收大权的管理员,屁股上挂着一串钥匙,走路哗啦哗啦直响。我那时十分羡慕他的权威,只想长大了也像他一样能有一大串钥匙。
记得有一年秋后我们去交玉米,一大早把几百斤粮食送到粮站,那个管理员看也没看一眼,先让我们把全部粮食倒出来晾晒。站台上已经晾满了玉米,有几家晾了两三天还没通过验收,人们眼巴巴地跟着管理员转来转去,就等他开启金口。我家的晾出后,整天不停地翻晒,直到下午,管理员走过来只是象征性地看了一下,又让我们继续晒,我和父亲只好守在那里,一直捱到天黑还是没有验收。第二天,又晾了多半天,父母再三求告,他就是不说收,无奈之下,父亲私下里悄悄塞给他一盒大前门香烟,才打通他这道关卡,通过了验收。(寇克英:《曾记当年交公粮》,2008年7月29日《甘肃日报》)
(摘自《中国生活记忆——建国65周年民生往事》,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4年10月版,定价:5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