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尚未完成的事件

    一

    1949，距离此刻64年之远。它是历史的转折点，也是一个容纳“事件”的时间的容器？事件并不是构成历史—故事的情节或主题，在时间的长河中，能够召唤出现实力量，改变历史进程的事态，才是“事件”。“事件”之为“事件”，首先在于它的上下文还没有闭合，它始终承载着历史的势能与潜能。上下文一旦闭合，历史的势能也就消散，“事件”也即终结。“事件”一旦终结，就会成为故事、旧闻甚至八卦。

    在当代史的叙述中，1949年所发生的这个事件被界定为“建国”。1949，“建国”作为一个“事件”，尚未完成，也没有终结。建国，并不是一个特定时刻所发生的事态，也不是1949年这一年的故事，它是穿越几个世代的历史进程。这个事件没有完结，它裹挟着64个春秋缓慢到来，在今天坚硬的现实中顽强现身。

    1949年作为一个历史坐标，总是被习惯性地论述为历史的断裂、转折或展开。似乎穿过这个重要的时间点，一切都随之改变。在此，我想强调的是——1949是几代人漫长生命历程中的一个时间切片，而“建国”只是这个切片上呈现的现实一种。1949年，“建国”的边上发生了什么？ 1949对不同人具有怎样的生命史意涵？

    建国，作为一个漫长的历史—社会过程，始终问题丛生。从台湾的角度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一个相对化的外在性事件。就政体而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可是“中华民国”一息尚存。从文化上说，直到今天，在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繁体中文的世界依然活跃。这个现实超出了中国传统史观中天下兴亡、王朝更替的叙述模型，也脱离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宣称的革命史进程。它不是发生在盛衰循环的天道时空里，也不是发生在乌托邦的架空历史中，而是在现实政治场域中发生的历史转型，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这个社会过程中包含着林林总总的现实议题，蕴含着沧桑岁月中无数人思想、身躯的聚集与运动、期待与生活、血汗和劳作。历史的动力与幽闭，时代潮流的顺与逆，族群的生与死，无数人的幸或不幸，全都拢聚在1949年以来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一种命运般的巨力，不由分说，泥沙俱下。

    如果把“建国”看做中国现代性的一个必要步骤，那么它已然贯穿了整个20世纪的历史。从孙中山的“建国方略”，直到今天的“深化改革”，“建国”依然在持续进行着。有一些事情已经彻底改变，有一些问题始终未能解决。20世纪中国人的两大主题是“现代”和“革命”，这两大主题之间的关系复杂而纠结，迄今为止还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研究。成为“现代”，不只是从“家国”到“国家”的转换，也不止于所谓市民社会的建立、公共领域的形成，更重要的，是现代主体的确立和养成。革命也不止是政治体之间的拼斗，而且是意识形态的战争和阶级斗争，二者在1949年之后衍生出思想、艺术、社会意识和日常生活的全面斗争。1950到1960年代，在中国和欧洲，“日常生活的政治”几乎同时浮出水面，成为文学—艺术革命的重要内容。在欧洲，列斐伏尔、情境主义者们的论述和活动召唤出了1968年前后的“欧洲文革”。在中国发生的却是一个更加全面、剧烈而深刻的社会主义过程。在1949年之后的三十年中，社会主义在中国不只是革命的召唤，也不是乌托邦的许诺或者阿兰·巴丢所谓的“共产主义假设”，而是亿万民众集体性的历史实践，锻造出一种切身的主体性。    

    在列宁的论说之后，民族国家的建立也成为革命的一部分，这就存在一个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如何“继续革命”的问题。这个问题在1949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获得解决，所以后来产生了“文化大革命”。中国“文革”是在“继续革命”的历史焦虑和政治逻辑中蕴生的一个世界史事件，它撬动了西方“文革”，对1968年以来西方世界的当代艺术、思想和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在西方，“文革”所结出的果实却是治疗和修补的政治，是行动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是美学化的政治甚至学院政治。今天，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方式来理解中国当代史学论述中的这一失声场域？毕竟，它的语境还远远没有闭合。

    二

    1949，在“建国”这个历史工程中，怎样梳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的关系？当是时，这些“主义”不是空洞的口号，也不止是意识形态工具，它们正在民众的生活中慢慢凝聚，渐而发展成为一种实在的社会意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在1949年前后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答，所以新中国才在1955年后加入冷战意识形态的集团化争斗，才有了半个世纪之后那场世界性的崩盘。

    这些年，有一个疑问始终在困扰着我——从19世纪开始高扬国际主义的共产主义运动，为什么在1940、1950年代却与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转化为一场又一场民族解放斗争？是否是因为国际共运穿上了一双民族国家的旧鞋子，才导致了它的失败？革命一旦重新进入到国家的逻辑，进入到了国家治理同国际政治的范畴，就变得正常化了。而所谓“国际”也就脱离了19世纪那种“超越”国家的意味，而成为国家“之间”。国际共运也就慢慢地转化成为两个阵营，两个国家集团的意识形态战争和利益角逐，革命也逐渐转化成了对某种即有制度和政体的捍卫，丧失了其应有的潜在性和挑战性，“逆”的本质被转换成为一种“顺应历史潮流”的守成。

    “革命”的任务转换了，革命的主体也随之变化。1949年之后，在一个新的国家框架里，人民的构成及社会内涵变得更加复杂。当时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重新解释、重新界定、重新组织“人民”这个革命主体？六十多年后的今天，历史任务还在，人民却消失了。作为历史主体、革命主体的人民消失了，因为人民的国际连带已经断裂。六十多年来，殖民与冷战纠结缠绕，全球化接踵而来，人民在民族国家的旧框架中被重新切分，在殖民史和冷战史的结构中离散，在全球化的生产消费网络中分配和整合，用陈界仁的话说就是“全球监禁，在地流放”。

    今天，美国产业工人通过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消费系统，参与对中国工人和越南工人的剥削；同样，美国工人也因为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因为中国廉价产品的冲击而失业，重新成为无产者。德国工会为了本国工人的工作权宣扬种族主义，激烈地排斥土耳其移民劳工；而越南政府限制中国企业，驱逐外籍工人，只是为了保护国家的区位利益。今天，19世纪所幻想的那个“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全球性链接已经断裂，我们似乎只能从民族国家中，从国民与公民的集合中拼合起人民的剪影。历史任务还在，人民这个革命主体却消失了；被分割到国家治理内部的民众斗争和社会运动，除了换来一些局部的现实利益之外，似乎总是在一次次地固化着国家这个主权结构。

    作为一个历史坐标，1949是大陆官方史学叙述中“当代”的起点。这说明我们在讨论“现代”“当代”的转换时，依然承袭着朝代更替的叙事原型。同样，我们谈到二十世纪，很容易滑入三个三十年的论述框架之中——1949之前的“新文化三十年”，1949之后的“新中国三十年”，以及“文革”之后的“新时期三十年”。这三个三十年彼此分述，学术界也按照这三个三十年分成三个专业知识圈。然而，这三个三十年真实地叠加在我们当下的历史境遇之中，如何真正地把这三个三十年贯通起来，作为我们的“当代”来加以深思？这涉及许许多多的复杂问题，有待我们去深入地发掘和研究。

    1949年，倪贻德先生作为军代表到杭州接收国立艺专。这是1949年宏大历史画面中的一个小小的局部。1930年代，倪贻德在上海的时候就是一位文艺先锋派，先后参与创办了创造社和决澜社。数年后，他遇到另一批先锋派——“新兴木刻运动”的参与者们——在唐小兵的研究中，1930年代鲁迅先生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是中国前卫艺术的起源。然而，艺术革命和革命艺术、艺术形式和政治观念、“艺术的前卫”和“政治的前卫”之间似乎总是难以协调，这些二元关系不断伴随着历史情境，政治局势的变化而变化。1940年代初，倪贻德是现代主义的旗手和战士；1949年他接管国立艺专后，学院迅速发起了“清理新派画”运动。这之间发生了什么？这种艺术态度的转变具有怎样的社会意涵？这一小小的插曲透视出了1949年的一个历史侧面。在这个插曲的背后则是这样一个追问——1930年代的第一次前卫艺术运动中，大量艺术家都奔赴延安，而在198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前卫艺术运动，也即所谓的“八五新潮”，艺术家们却都梦想着奔赴巴黎和纽约？为什么这两次前卫的目的地竟然如此不同？这之间跨越了半个世纪的时光，中间横亘着的，是殖民与冷战交织着的历史，而这一切在1949年已经埋下了伏笔。

    一切革命都会被日常生活挫败。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在努力去抗拒的残酷“规律”，这一规律被过去六十余年的历史一再证实。为了避免这被挫败的命运，我们有必要重访1949——这个尚未完成的事件，从那个反转与建构的开端再次出发，在当下现实语境中反复追问：作为历史实践的社会主义给我们留下了什么？那三十年中对人性的锻炼和磨砺可能发展出一种怎样的人学？那至今依然保留在我们身体里的最内在的东西是什么？    

    （摘自《人间思想01：作为人间事件的1949》，金城出版社2014年11月版，定价：6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