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作品在中国的流传并非肇始于《情人》，其最早被翻译到中国的作品是1980年王道乾译的《琴声如诉》。稍后，另两本杜拉斯作品也由王道乾译成中文：《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情节和结局，小说讲述了一个孤独的老人执着却徒劳的等待；另一本是《广场》，记叙了一个女佣和流动商贩在街心花园的闲聊对话。中国评论界在这一“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探索”的文学流派面前难免有些困惑和慌张。欣喜伴随着怀疑：一方面，新小说为小说体裁的更新提供了新的审美途径；另一方面，主人公和情节的淡化很难让习惯了传统叙事的中国读者得到“文本的愉悦”。
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是1986年王道乾还翻译了《广岛之恋》和《长别离》。如果我们用比较文学和历史反思的眼光去审视，这一翻译选择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偶然。先看《广岛之恋》：如果说书中的爱欲描写和电影中的男女亲热镜头让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人觉得“震惊突兀”的话，《广岛之恋》的主题和风格却和八十年代风行中国的“伤痕文学”有很多的默契。
如果说很多西方作家声称在奥兹维辛集中营和苏联古拉格之后无法再从事写作，却始终没有停下手中的笔，中国作家在十年“文革”浩劫之后也重新勇敢地去面对、去书写、去揭露历史的疤痕，为了最终结束噩梦，走出不堪回首的昨天，走向宽恕和新生。杜拉斯也采取了同样的手法：“不可能谈论广岛。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谈论广岛的不可谈论性。”或许正是通过对不可言说的言说，对不能忍受的存在的言说，人类才得以再次审视人性的种种，认识自我也认识世界。
在这一确定的文学时代语境下看《长别离》译介到中国也别有寓意。《长别离》是杜拉斯为电影写的剧本，该片于1961年戛纳电影节上获得金棕榈奖。影片讲述了一个令人震撼的悲剧：1960年夏天，巴黎郊区的咖啡馆老板娘黛蕾丝认定一个天天路过她家门口的失忆的流浪汉就是她在二战中被关进集中营之后失踪的丈夫。她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放弃了度假的打算，暗暗跟踪流浪汉，有意在街道上和他碰面、交往，请他来家中吃晚餐，和他谈丈夫的一些往事，甚至请来丈夫的姑妈和侄子与他见面，然而这些都不能使他回忆起什么，姑妈也否认流浪汉是她的侄子。黛蕾丝用尽各种方法，企图唤起失忆流浪汉的记忆，但这一切都是徒劳，流浪汉始终没有记起一点往事，也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他的身份。在一次共舞时，黛蕾丝突然摸到了这个流浪汉的头部有一个大疤，黛蕾丝终于证实了痴呆流浪汉正是自己失散多年的丈夫阿贝尔。原来，他在法西斯的酷刑下永远失去了记忆。黛蕾丝痛苦而激动地呼唤他的名字，而他还是像集中营里的俘虏一样，木然而习惯性地举起了双手……
不难理解为什么杜拉斯的《广岛之恋》和《长别离》会引起中国读者的关注：战争的伤痕让人联想到“文革”的伤痕，这两种类似的伤痕都需要被讲述，被揭露，痛苦的记忆需要再现，需要缅怀，然后才能被埋葬，被超越。但“伤痕文学”在中国很快过时，而让杜拉斯在中国红极一时的也不是因为她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人道关怀，更不是基于她在法国新小说的探索上的建树。打动中国读者更多的是作家传奇而让人非议的生平和爱情，她女性的、敏感的、弥漫着浓厚的自传色彩的写作风格。
1984年《情人》获龚古尔奖显然大大推动了杜拉斯在中国的流行。尤其是女作家把情人的身份定格为上世纪30年代西贡富有、英俊的中国男子，“柞丝绸和英国香烟的味道”，1991年出版的《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中杜拉斯更加明确地点明了情人的身世渊源，这无疑让中国读者、尤其是中国男性读者的虚荣心大大地膨胀了一下。
如果说堤坝中母亲抵挡太平洋的勇气让读者感到震撼，中国情人的故事则以坦诚往事的勇气让读者惊叹不已，那一场“只是当时已惘然”的懵懂的爱情和那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的“备受摧残的面容”深深打动了中国读者，尤其是中国女性读者耽于幻想的浪漫情怀。但一直要等到电影《情人》的放映尤其是杜拉斯和她最后的情人——比她年轻四十岁的扬·安德烈亚的恋情见诸报端才让杜拉斯成为中国媒体大肆炒作的焦点，仿佛文字永远没有画面来得触目惊心。这部“少儿不宜”、经过剪辑才在中国各大影院公映的电影，以及稍后广为流传的全本《情人》盗版VCD、DVD却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效应，让很多从来没有翻开过杜拉斯的书的人也知道了她的名字和她的中国情人。
很快，杜拉斯成了在中国被最广为译介、阅读和研究的法国当代作家之一。杜拉斯最为中国读者熟知的作品，也成了最受某些中国当代作家推崇模仿的外国作品。杜拉斯成了一个神话，一个时间还没来得及检验就已经成为“经典”的当代作家。女权主义者把她视为女性解放事业的一面旗帜，而社会学家则把她视为时尚和习俗改变的一个敏感的风向标。
20世纪70年代，福柯就宣告“自白的时代”已经来临。稍晚于西方，上世纪90年代以来，自传体小说的时尚也在中国蓬勃地蔓延开来。真实和虚构重重迭迭、扑朔迷离，交织成一张文字的网。像张贤亮、王小波等执迷于用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自述身世”进行“个人化写作”的作家都曾经风靡一时。在王小波的眼中杜拉斯是一名真正的文学大师，他把王道乾译的《情人》当作是他自己的创作理想和当代中篇小说的完美之作。
在聒噪的传媒和中国大众眼里，《情人》不过是文学不可避免地通俗化之后“一本最通俗的小说”，而杜拉斯本身也简单地沦为一个西方和时尚的符码，成了中国女性“小资”和“小私”读本的代名词。就这样，杜拉斯成了一个中国神话。
（摘自《杜拉斯的小音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10月版，定价：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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