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首印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三年，胡适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书评，长一万二千字，临末还说他“这篇文章，为篇幅所限，只能指出原书的缺陷，而不及指出它的许多好处……实在是我们很抱歉的”。
梁先生的这部书，我不曾读过，只在《梁漱溟问答录》中见到过他自己对这部旧著的意见。
胡适的长篇评论，我是刚从不久前出版的《胡适书评序跋集》中读到的。这部集子的六十六篇文章，选辑自胡适的旧著和港台报刊，着重选收书评性质文字，“按大体内容，分成四组”，即文、史、哲和其他。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列在第三组，此文并有三个附录，是很有趣味的文献。
写这篇评论时，胡适三十二岁，梁漱溟三十岁，都在北京大学任教，原本是熟人。所以书评发表以后，胡适就寄了一册杂志给梁，“附录一”便是梁在收到杂志后给胡的信。信中写道：“往者此书出版，曾奉一册请正，未见诲答。兹承批评，敢不拜嘉！……至尊文间或语近刻薄，颇失雅度；原无嫌怨，曷为如此？愿复省之。”从信上看来，胡适的批评似是梁漱溟早所期待的，但他对胡适的文风有意见，坦率陈说自己的不满，不失朋友责善之义。话儿干脆，遂显得很有分量，不过倒也不是正当盛年、血气方刚的那种任性使气的声色。
“附录二”是胡适对上信的“答书”。答书首先说，“‘嫌怨’一语，未免言重，使人当不起”。接着写了七百字说明自己行文措语用心着意的习惯，并谓也常弄巧成拙，引起反感；同时指出梁漱溟凡事认真，又过于自信，有时议论不免近于武断，遂因之也有“不觉流为刻薄的论调”。这些话读来不惹人兴反唇相讥、曲为自己辩解之感，只因平实近情，说得通达。信末还说：“承先生不弃，恳切相规，故敢以此为极（报），亦他山之错，朋友之谊应尔耳，先生想不以为罪乎？”更是寻常熟话头，而无触鼻的陈套滥调气味，只因写在此处，位置得宜。尝见温源宁评论程锡庚《现代中国政治研究》一书，说“它有两个特点，一是合理，二是公平；合理，主要是气质使然，论辩还在其次；公平，主要由于作者思路清晰，不囿于成见。”如果把这节话移用到这里，觉得倒也相当恰切。
“附录三”是梁漱溟第二次给胡适的信，只有短短四十字。他写道：“承教甚愧！早在涵容，犹未自知也。溟迩来服膺阳明，往时态度，深悔之矣。复谢。顺候起居。”我读梁先生的著作不多，更不曾有过亲自接近他的机缘，但从道听途说得来的印象，窃以为梁先生个性执拗，近于生硬不合人情。读这第二封信，乃觉真醇之气扑面，情辞恳挚动人，方才感知自己素昔认识的浮浅。
上面这些信，对胡适那篇评论正文，其实了无关系，多谢《序跋集》的编者不芟枝蔓，把它们完整地收录在文末，遂使一篇关于哲学专著的长评，让人一口气读下去，于沉思默想之余，恍若优游乎清荫流泉之间。
关于文章风格，胡适在上面那封信中是这样说的：“适每谓吾国散文中最缺乏诙谐风味，而最多板板面孔说规矩话。因此，适作文往往最喜欢在极庄重的题目上说一两句滑稽话，有时不觉流为轻薄，有时流为刻薄。”并举例说：“如此文中，‘宋学是从中古宗教里滚出来的’一个‘滚’字，在我则为行文时之偶然玩意不恭，而在先生，必视为轻薄矣。又如文中两次用‘化外’，此在我不过是随手拈来的一个Pun，未尝不可涉笔成趣，而在认真如先生者，或竟以为有意刻薄矣。”信中“板板面孔”“玩意不恭”也许有错简讹植，不过无碍大意，辞达理顺，读者自能了然。
五十多年前我还在上中学，有一位曾从胡适受业过的老师向我们称道胡适讲课的魅力，说是妙趣横生，辄令听者忘倦，开讲时每每三言两语先说一则笑话，却又并非闲文赘笔，整堂课听下去竟与这则笑话首尾呼应。现在读此书中《元典章校补释例》序、陶弘景的《真诰》考那一类长篇大论，原作冷僻艰涩，一经胡适评说，却仿佛坷垃俱化，大道坦夷，不由得联想起昔年闻诸师门的闲话来。
周作人的《书房一角》自序尝云：“从前有人说过，自己的书斋不可给人家看见，因为这是危险的事，怕被看去了自己的心思。这话是颇有几分道理的，一个人做文章，说好听话，都并不难，只一看他们读的书，至少便颠（掂）出一点斤两来了。”书评序跋本来只是进读原著的导引，但汇编而成专集，却无异展示了作者书房之一角。我们无意间闯将进去，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不劳揖让，又似约略窥见了主人的心曲，实在是颇有趣味的。
（摘自《觉有情——谷林文萃》，海豚出版社2014年8月版，定价：33.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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