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教习在中国

    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的人很多，但很少有人提及两国文化逆转的情况，也很少有人研究在中国的留日学生，更不必说曾经在20世纪初活跃在中国各地的日本教习。

    鸦片战争的炮声曾惊动过中国，也惊动了日本。可是在中国，除了极少数知识分子以外，统治者一点没有醒悟，依然以天下帝国自居。没有直接受到炮火蹂躏的日本，却汲取了邻邦的教训，认识到了自己的落后，急起直追，在不长的时间内摆脱了挨打的局面。不但这样，还加入了侵略者的行列，直接打击和侵略不久以前还是其文化母国的中国。

    甲午一战大败之后，才使中国的部分知识分子重视落后要挨打的教训，要求使民族、国家从落后中脱身。可是要怎样才能摆脱落后的局面，尤其是在阻力重重中摆脱落后，他们并不清楚。幸而向来受中国文化影响，不久前还同处积弱地位，而现在已跃居强国之林的日本，就在邻近。一批知道落后要挨打，而想急速脱离落后的知识分子，选择了日本作为效法的范本，提出要向日本学习。他们之所以选择日本，尽管说是由于路近、费省、文字风俗相似等等理由，但这都只是表面上人所共见的，实际上还是在于日本不但能在短期内从落后的境地中摆脱出来，而且还能摇身一变，由一个被侵略者而成为一个有力量欺侮、侵略邻国者。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想从日本的经验中，学习怎样才能不挨打，怎样才能富国强兵。

    甲午以前，中国统治阶层中的知识分子，曾经提出过在教育方面，向当时先进国家的西方学习的建议，并且也陆续付诸行动；可是在顽固的保守势力反对下，很快被扼杀了。甲午以后，虽说局势有所变化，可保守势力的阻力仍然很大，因此他们想以教育作为重点，由根本上向日本学习的建议，要成为行动，还是困难重重的。不过顽固的保守派，他们迷恋于权和势，当他们觉悟到不改变目前的情况，就会动摇他们的统治基础时，就无可奈何地默认了这些建议。

    在这一背景下，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东渡到日本，不是求学，就是游历；成批的官吏，也在游历考察的名义下涌到日本。20世纪初年，大量中国留学生的聚集东京，其原因就在此。让国家民族的下一代，到先进国家去学习，培养他们改造旧社会的本领，本来是件好事，可是随之而来的动摇腐朽的统治基础的副作用，吓坏了顽固的保守派。在他们看来，改革，不要说革命了，比亡国更可怕。于是，又施展故技，企图阻止、破坏青年们到日本去学习。但是，时代是在前进的，人民的觉悟也不会永远停留在原地，1881年撤回全体留美学生和1882年停止向外派遣留学生的故事不可能重演，闭关锁国也不再能办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一面为出国留学设置障碍，一面又邀聘大批日籍教师前来帮助建设中国的新教育，使改革局限在统治阶层的控制下，按着他们的意图进行。既可以欺骗人民，蒙蔽要求改革的知识分子，而又没有动摇统治基础的危险。

    不过，历史有其一定的发展规律，并不依人的意志而转移。留日学生和应聘而来的日本教习，为中国的近代化留下了不可泯灭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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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聘来帮助中国兴办新教育的日本教习，绝大多数是才德都能胜任，经过一定选拔的。尤其是到一些较大城市主要学校中担任教习的，其中多数回国之后，也颇有成就。但也毋庸讳言，有一小部分却是为高俸给而来；或者有些在日本国内并无正当工作，通过三个月养成所的训练，到中国来投机冒险的。这些人，当然谈不上什么品德，更不用说能符合人师的标准。当然，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通过长时期的交往，必然会有其表现的。    

    当时中国青年学生的求知欲很盛，都知道非习新学无以强国，所以对日本教习的期望颇大。一般学生在上课时和课后，都很认真。两江师范学堂监督李梅庵，曾因学生过分钻研书本，忽视身体而出过长文布告，劝学生勿迟睡，勿过于在课后向日本老师求教，以免影响休息，语颇剀切。由此可知那时中国学生对日本教习是尊敬的，彼此之间相处也十分融洽，否则绝不会课余还求教，而要烦监督出示劝阻的。

    曾经担任过京师法政学堂副总教习，回国之后又担任日本宫内省顾问、帝室博物馆馆长的杉荣三郎，在日后回忆悼念其在京师法政学堂同僚松本龟次郎时，说：“原来教育之成果，并不仅靠学问之深浅，教授法之巧拙而已；其最重要的因素，还在于教育者本身的人格。由于君（指松本）是位秉性温厚笃实的君子，其人格影响于学生者至深。因此学生们敬爱他，忠实地受其教育，所以他的教育成果至巨。”这席话，并不是夸张的过誉。松本龟次郎令人敬仰的高尚人格，是大多数留日学生所共知的。

    日本教习在中国学堂执教，虽然在事前对中国的学校教育情况有所了解，应聘时也有关约（合同）的规定，但免不了和中国方面会发生误会；而在日本教习间，也会因某些意见相异以致形成纠纷，影响到中国方面对其信任。例如三江（两江）师范学堂，在1905年成立之前，于1904年11月由当时新任总督周馥、三江师范学堂总办李瑞清（梅庵）会同当时担任学务处参议，以后担任总教习的菊池，对报名入学的学生举行选拔考试。菊池按照明治初期，日本寻常师范的例子，把参加考试人员分成速成及本科两类，规定其修业时间分别为一年及三年。在这一点上和急于求成的中国当局想法有距离，尤其是对一批在地方上已办起新式学堂，急需师资的绅士们，更因而产生一些误会。以后，在对师范生的训练、教育进度和管理方法上，菊池又和日本教习们有不同的看法；这种分歧逐渐加深，到1905年10月，在该校执教的日本教习，由菅虎雄领衔，向当时斡旋中日教育文化事务的东亚同文会提出抵制、排斥菊池总教习的申请。其理由是菊池“在公私各方面，均以专制独断方式处理，致使各教习无法发挥各自特长，在教务上无从取得充分成绩”。此项申请意见同时也传到中国方面，从而使中国方面对日本教习的误会更为加深，江苏教育界的士绅更因而向总督周馥提出改组学校，解聘日本教习的要求。以后，东亚同文会为使中国方面消除误会，恢复对日本教习的信任，而由该会根津一出面在菊池和九名教习间做工作，企图调解，甚至连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也参加进去了。由于中国方面对菊池的评价颇高，所以根津拟保留菊池和菅二人，而将其他有异议的日本教习八名解聘，但没有取得菅及教习们的同意，结果只能改旧学校，将包括菊池在内的教习全部解聘。这一行动，严重影响了中国人对日本教习的看法。

    日本教习人数很多，不免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有人格高尚，令人敬仰的；也有品质恶劣，不堪卒闻而激起中国人士极大反感的。创办东文学社的中岛裁之在他的《东文学社纪要》中，记述当时在中国日本教习间那些令人难以容忍的丑闻、行为。中岛在叙述了一系列日本教习间，彼此斗殴、争吵，甚至拔出日本刀来打架等事实之后，感慨地说：“这些举动，自始至终都为寄宿在校的（中国）学生所见到，实在是颇不雅观的。”此外，中岛还记了一些令人难以想象的事，如东文学社，有部分日本教习鼓动罢教，准备盗卖校具分肥；有舞刀弄剑，威胁他人者。致使学生们发出：“在这种人教育下，能学到什么。我们就是死，也不学日语了！”“跟这样蛮不讲理的教员学什么？除非国亡，否则我们是坚决不再跟他们学了！”从这些激愤的言论中，可以想象这批日本教习给他们印象之恶劣，影响之坏，到了什么程度。

    对于这种情况，不仅中国人间有强烈的抗议。就是日本人、日本教习本身，也曾对之表示强烈不满。据今井嘉幸的回忆，当时在北京、天津和保定的日本教习，感觉到这少数不良日本教习的作为，势必将影响大多数日本教习及日本人的名誉，所以在1907、1908年左右，几个主要学校的日本教习开了一个会，要求在中国的日本教习自肃、自重，并由服部宇之吉执笔告全体日本教习书，专述此事。

    这样的事，后来连日本政府也不能不加干预了。所以日本政府于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五月二十三日，通过在中国各地的领事馆，向各教习颁发一份由文部大臣、外务大臣联名的《内训》，其中说：

    现在本邦人应清国官方之招聘，至该国各地从事教育者，为数不少。近来时有本邦人教师之间互相排挤，猜忌，致不能取得良好成绩之事传来，诚属遗憾之至。盖如斯，不惟有悖善邻之谊，更甚而使国家威信失坠，国民体面受损，其影响决非鲜寡。因此特通知在清国本邦人教师，其在职期间应各自戒饬，放远眼光，正其志操；彼此间亦应辑睦协和，期维系本邦教育者之令名于不毁。

    这种少数日本人的行为，的确使日本教习的名声受到玷污。但日本教习总的成绩，还是被承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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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枯盛衰，本来是一切事物发展、运行的规律，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不过日本教习，从开始招聘到衰退，前后时间仅仅十一年左右，而且，日本教习的盛衰，是作为中日文化关系的一个部分来对待的。近一个世纪之后，总结这一段失败的事实，还是有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汲取的教训的。

    文化，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不属于某一民族、国家；为了提高和加速本民族、国家的进化，可以，也应该向其他国家借鉴，甚而派出学生前往学习，招聘专门人才来培训，摄取先进的文化技术。这是自古以来，所有国家都采取的一条大道。但是，有一个原则，就是主权必须操之于我，不能旁落。招聘专门人才的目的，是借助于他人之才智以培训我们的人才。在这前提下，可以支付远超国人的高厚俸给、待遇，以换取他们的知识、技能；但是，主权问题，决无商榷余地。清政府聘请日本教习而把办学大权完全相托，未始不是日本教习在中国十年，最终仍以失败结束的原因之一。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在独立自主的原则之下，有自力更生的决心，借助外力才能得到预期的效果。

    （摘自《日本教习》，商务印书馆2014年10月版，定价：4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