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现代，谁之中国？

    什么是现代中国？这个问题在今天看起来似乎是一个非常空洞的问题。因为现在中国史学界关于现代中国的研究，越来越呈现出一种我称之为“碎片化”的现象，大家的研究都在自己个别的微观领域来进行。微观领域有很多突破，但是宏观背景却一片模糊。每位学者都在自己的局部下棋，缺乏大局感和全局感。在这个意义上，什么是现代中国，这一被认为是过于宏观和空疏的大问题，需要再次提出来引起我们的思考。因为任何一个微观的研究，都要借助某种宏观的知识背景，即使不研究宏观问题，也总是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依赖于某一个或几个理论预设或者框架背景；而任何一个微观领域的研究，其真实的意义也只能放在宏观的知识背景里面才能获得理解。

    谁之中国？

    我们先来看什么叫中国。过去关于研究中国的各种模式里面，中国似乎是一个自明性的概念，但是在今天这个碎片化的时代里，一个整体的中国似乎已经消解了，似乎难以言说。在不同的研究领域，有各自不同的中国想象存在，特别是在中国史学界，这二十年来出现一个潮流，就是政治、外交、思想史的衰落和社会文化史的兴起。政治、外交和思想史是在国家的整体层面作研究，所以它有一个整体中国的想象；这些年由于受到年鉴学派的影响，整个研究的眼光下移，开始从那些长时段的社会文化来思考和研究中国。所以，区域史的崛起、城市史的崛起，开始把某个城市、若干的区域，乃至某个乡村作为研究中国的对象。这种趋势出现以后，伴随出现的问题是整体中国的消解。中国今天已经被撕裂成为一个个区域性的中国、局部性的中国。我们对于中国的理解当然离不开对局部的、碎片化中国的理解，但是，部分相加的总和并非意味着整体，整体的中国并不是部分的相加，哪怕把岭南、江南、巴蜀、齐鲁、陕北、东北……这些区域的研究全部加起来，也并不意味着获得了对整体中国的理解。经过了理解区域中国的积累以后，整体的中国意味着什么？如何在区域中国、城市中国的基础上，获得对于整体中国的深层次理解？这是需要面对的问题，即使各种理解是竞争性的、多元的，也仍是必需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再反过来深化对区域中国的研究。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何为“中华民族”。现代中国继承了清代的遗产，它的内涵不仅是汉民族的历史，也不仅是汉民族所生活的区域，它还包括满、藏、回、蒙等其他各族。我们今天对中国的理解大都是汉人历史视野中的中国，缺乏少数民族的视野。这些年，由于新清史提出的具有挑战性的问题，理解中国的主体视野问题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我们要重新理解一个多民族视野下的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现代中国建立的是nation-state，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但是从它的存在形态来说，就像白鲁恂所说的，中国实际上是一个民族国家伪装下的文明国家。中国这么大一个版图事实上的确是以帝国的方式存在的，而不是一个典型的nation-state，即所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事实上，不同的民族视野下所看出来的中国是不一样的，中原与边疆的视野就有很大的差别。民族视野里面看出来的中国和我们过去以中原视野看出来的中国有什么区别？显然这也包含在我们要重新思考什么是中国的问题之中，进而言之，什么是“中华民族”，这个nation是什么？这同样是这些年提出的一个挑战，值得我们思考。所以说“中国是什么”，这本身不是一个确定的事实，它是有待建构的一套想象。

    何谓现代？

    何谓现代性？在传统与现代的二元模式，或西方现代化的模式里，所谓“现代”就是以西方为代表的价值和制度设置，甚至是可以量化的一套现代化物化指标。但这几十年，这样的理解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出现了多元现代性的趋势。多元的现代性出现之后，是否消解了现代性的普遍性呢？或者说，现代性不再以某种普遍的方式存在，而只是相互之间不可通的、不可比较的各种特殊的现代性？

    如果说各种现代性都只是特殊存在的话，那么现代性本身就已经去普遍化了，它本身也已经没有意义了。提出这个问题，乃是要思考，所谓现代中国中的“现代”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于中国而言，“现代”究竟是普世的，还是特殊的？或者是特殊之中蕴含着普世的性质？

    我们之所以走不出普遍与特殊对立的怪圈，乃是由于过去我们是以一种本质主义的方式来思考和理解“现代”的普遍性。我这几年的工作乃是试图用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类似”的方法来重新理解“现代”的普遍性。就像亨廷顿所说的，所谓的普世文明，并非以西方为代表，而是各种不同的现代文明当中共享的那部分，也就是说，“现代”的普遍性存在于各种特殊的现代性当中，而共享的那部分是普世的，以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家族类似”的方式存在。这样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理解，现代中国所呈现的现代性不是完全符合西方标准的。一方面它具有某些“家族类似”的特征，具有现代性的大部分特征，但另一方面，中国依然有自己的特殊性。所谓特殊性，就是在现代性的各种价值和元素之中，将富强这一价值作为优先的选择，而将另外一些价值，比如说自由、民主和法治作为次要的选择。

    现代性与中国性这两者之间，我们应如何理解？过去我们总是把现代性视为普遍的，中国是特殊的。现在讲中国特色的什么什么，实际上也是把某个东西看成是普遍的，而中国只是普遍当中的某个特殊而已。当我们以家族类似的方式重新理解现代性之后，普遍与特殊、现代与中国就不是被放在对立的、二元的位置，而是可说所谓的“现代中国”既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现代中国一百七十多年的现代化历史，既是中国特殊的道路，同时又提供了某些现代性的普遍经验，又因为一度以所谓的特殊性对抗普遍性，走过弯路。中国未来的现代化道路，必须既符合普世文明的那些“家族类似”价值，又具有中国自身的特点。

    现代中国知识话语的生产与再生产

    实际上，“什么是现代中国”是一个知识性的问题，不仅与认知有关，而且需要解读和想象，是主观和客观相互交错在一起的知识，是各种各样竞争性的话语，或者知识类型。我们要思考的是：它们是如何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在当今新的历史语境里面，我们如何来生产和再生产关于现代中国的知识？

    过去有关现代中国的知识叙事，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知识话语的影响。这几年东亚现代性、国学兴起之后，他们试图生产一套与西方知识谱系不一样的关于现代中国的知识。问题在于，这种所谓纯粹的现代中国知识是否可能？如果可能，它建立在一种什么样的知识谱系之上？能够续接在传统国学的知识谱系上吗？显然，这很困难，正如张灏教授的研究所指出的那样，在从“戊戌”到“五四”的世纪之交的转型时代，中国的文化范式和知识话语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型，这个转型也可以说是三千年未有之巨变。在今天，所谓的现代中国的知识话语已经是古今中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能再提炼出一套所谓纯粹的中国话语。

    何谓现代中国，有这么多复杂的、互相纠缠的问题值得我们讨论，这些问题一直困惑着我，我现在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引起大家的讨论，从不同的视野里聚焦，从而形成初步的看法。

    （摘自《何谓现代，谁之中国？——现代中国的再阐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9月版，定价：3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