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霁野先生
李霁野先生是我的老师顾随羡季先生的一位好友。1948年冬季，外子服务的国民党政府的机关即将迁往台湾。我遂仓促地给顾先生写了一封信，把即将赴台的消息向老师奉告。老师也即刻给了我一封回信，信中提及他的几位好友如李霁野、郑骞诸位先生都已经去了台湾，嘱我到达台湾后向诸位先生致候。当时台湾的交通并不像今日的便利，而外子与我初抵台湾，很多琐事，诸待安置，所以一直迟到第二年3月我才有机会去拜望诸位先生。相见不久后，台湾的白色恐怖就愈演愈烈。李先生乃于仓促间离开台湾返回了大陆。等到我再次见到李先生，那已经是1979年我回国教书以后的事情，距离我于1949年在台北与李先生初见，已经有三十年之久了。
当时，我在报刊上看到了李霁野先生于“文革”后复出，在南开大学任外文系主任的消息，极感兴奋，就给李先生写了一封信，叙述了自台北晤别后三十年来的种种变化，并告知了我已被国家批准回国教书的事。李先生立即给我回了一封信，说北大有不少老教授仍在，而南开则在“文革”的冲击后，很多老教授都不在了，所以很热情地邀我去南开讲学，李先生既是我的师长一辈，又有着当年在北平辅仁大学和后来在台北台湾大学的种种因缘，所以我毫不犹豫地就接受了李先生的邀请。于是在北大讲了一段课后，就由南开把我从北京接到了天津。那时学校还没有专家楼，我就临时住进了天津一家饭店。原拟稍加安顿后次日去拜望李先生，谁知第二天一早就有校方通知我说李先生现在就要来看我了。我只好留在饭店恭候。那年李先生已是七十五岁高龄，较之三十年前我在台北初见时只有四十余岁的李先生，当然显得苍老了许多，但精神仍极为矍铄，对人之诚挚热情依旧，一见面就殷殷询问我的生活情况，对我在南开的讲课时间与交通往返等事，都作了妥善的安排。继之李先生就向我询问起台北一些老友的近况。我遂告知李先生说当年在台湾大学中文系办公室一同聚首相晤的友人中，已有两位相继下世。那就是早已于1972年以心疾突发而去世的许世瑛先生，还有不久前于1978年逝世的戴君仁先生。至于郑骞先生则虽仍健在，但却已有龙钟之态，不良于行。李先生听到这些消息后，自然不胜欷歔今昔之感。而唯一值得欣慰的则是他所最关心的朋友台静农先生则不仅依然健在，而且精神身体之矍铄似较之李先生犹有过之。李先生闻此消息自然极感欣慰。原来李先生与台先生本是安徽霍邱县叶集镇的小同乡。据李先生说当他们还是婴儿时期，被分别抱在父母怀中相见时，彼此就已经有了“相视而笑”的情谊了。其后叶集镇创办了明强小学，他们二人就同时从私塾转入了明强小学的第一班。后来他们都来到了北京，一同去拜见过鲁迅先生，又与鲁迅先生一同办起了未名社。李先生致力于外国名著的译介，台先生则致力于短篇小说的创作。其后未名社被查封，李先生与台先生也同时被捕，一起被关了有五十天之久。所以他们二人不仅有同乡之谊，更有童稚之亲，而且还是患难之友。在叙说着这些往事时，我从李先生貌似平静而深蕴激情的语调中，不仅体会了他们的友情之深厚，也深深地领会了他们所共有的一份理想和操守。
回想1979年初抵南开大学时，李先生对我之生活起居以及课业与交通之种种垂顾和安排，不仅曾使我深怀感激，而且也感动和影响了当时南开大学负责接待我的许多位教师和工作人员。因此当我来到南开大学以后，遂油然产生了一种极为亲切的恍如游子归家的感觉。我对李先生的感念，自是终身不忘的。
赵朴初先生
1988年之夏历5月，中华诗词学会正式成立，我被邀请以顾问之名义参加此会，并在会场上做了简短的发言。发言后遂有主持人介绍我与主席台上诸位贵宾相见，其中一位就是赵朴老。当时因时间匆忙，我与朴老不过短短握手而已，孰意数日后，朴老竟使人持简至我在北京察院胡同之旧居相探访，并邀我于两日后至广济寺一晤，以素斋相候。我于意外惊喜之余，届时遂如约前往。而此次广济寺之相晤，对我而言则实有两点难得的巧合之处：其一是以时日而言，此一日原为贱辰初度之日；其二是以地点而言，则广济寺原为四十四年前我曾一度在此听讲《妙法莲华经》之地。因而与朴老相见后，我遂将此两点巧合相告知，朴老以为此中颇有胜缘，因问我当年听讲《莲华经》后，亦有所得否？而我在那时只不过为一青年学生，对佛法既并无深研，对宗教亦并无信仰，我之前往听讲《莲华经》，只不过一则因为我的老师顾随羡季先生在讲授诗歌时，往往以禅理为喻说，遂引起了我对于佛法与禅理之好奇；再则也因为我生于荷月，小字为荷，因此遂对一切有关荷花和莲花之名物皆感兴趣。至于听讲《莲华经》之所得，则至今所能记忆者，只不过当时所听到的“花开莲现，花落莲成”两句偈语而已。朴老聆听我的叙述后，以为即此二句偈语，便已是佛法入门真谛。适当日在座有一位杨姓青年，笃信佛法，并且即将由朴老资助，前赴日本留学，他听到了朴老与我的谈话后，遂口诵其所自作的诗偈一首，结尾处有“待到功成日，花开九品莲”之句。总之，此次与朴老之相晤，予我之启悟良多，我遂于别后填写了小词《瑶华》一阕，并于数日后亲携我之旧作数种，至朴老府上求正。词是这样写的：
当年此刹，妙法初聆，有梦尘仍记。风铃微动，细听取、花落菩提真谛。相招一简，唤辽鹤、归来前地。回首处、红衣凋尽，点检青房余几。
因思叶叶生时，有多少田田，绰约临水。犹存翠盖，剩贮得、月夜一盘清泪。西风几度，已换了、微尘人世。忽闻道、九品莲开，顿觉痴魂惊起。
朴老阅后，颇加称赏。又见到我携来的旧作数种，乃告我云自1980年国内上海古籍出版社刊印我的《迦陵论词丛稿》以来，已读过我的作品多种，印象极为深刻，而这也正是何以朴老在与我一面之后，便邀我至广济寺餐聚的主要原因，并告我云其夫人陈邦织女士原为上海古籍出版社负责古典文学编辑的陈邦炎先生之堂姊，而陈先生则正是为我编印《迦陵论词丛稿》一书之主编。是日邦织夫人亦同在座，晤言甚欢。
自此以后，我遂与朴老时或有过从书信往来，而更使我感动者，则是朴老自来过我在京之旧居以后，因亲见我旧居之四合院已成为大杂院，而我个人之住房，只不过斗室一间，极为逼仄，连携回之行李箱都无法全部打开。朴老对此深表同情，遂表示可在京为我安排一处住房，居室宽敞，庶便于读书写作。我对朴老之盛情，虽甚为感激，但因我经常往来海内外，并不能在京长期居住，如果占用一处本不属于我之住房，反而愧疚不安，遂婉言辞谢了朴老之美意。
顾随羡季先生
我聆听羡季先生讲授古典诗歌，前后曾有将近六年之久，我所得之于先生的教导、启发和勉励，都是述说不尽的。
当1948年春，我将要离平南下结婚时，先生曾经写了一首七言律诗送给我，诗云：“食荼已久渐芳甘，世味如禅彻底参。廿载上堂如梦呓，几人传法现优昙。分明已见鹏起北，衰朽敢言吾道南。此际冷然御风去，日明云暗过江潭。”先生又曾给我写过一封信，说：“不侫之望于足下者，在于不侫法外，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不愿足下成为孔门之曾参也。”
先生对我的这些期望勉励之言，从一开始就使我在感激之余充满惶愧，深恐能力薄弱，难孚先生之望。何况我在南下结婚以后不久，便因时局之变化，而辗转经由南京、上海而去了台湾。抵台后，所邮运之书籍既全部在途中失落无存，而次年当我生了第一个孩子以后不久，外子又因思想问题被捕入狱。我在精神与生活的双重艰苦重担之下，曾经抛弃笔墨，不事研读、写作者，盖有数年之久。于时每一念及先生当日期勉之言，辄悲感不能自已。其后生事渐定，始稍稍从事读、写之工作，而又继之以飘零流转，先由台湾转赴美国，继又转至加拿大，一身萍寄，半世艰辛，多年来在不安定之环境中，其所以支持我以极大之毅力继续研读、写作者，便因为先生当日对我之教诲期勉，常使我有唯恐辜恩的惶懼。因此虽自知愚拙，但在为学、做人、教书、写作各方面，常不敢不竭尽一己之心力以自黾勉。而三十年来我的一个最大的愿望，便是想有一日得重谒先生于故都，能把自己在半生艰苦中所研读的一点成绩，呈缴于先生座前，倘得一蒙先生之印可，则庶几亦可以略报师恩于万一也。因此当1974年，我第一次回国探亲时，一到北京，我便向亲友探问先生的近况，始知先生早已于1960年在天津病逝，而其著作则已在身后之动乱中全部散失。当时中心之怅悼，殆非言语可喻。遂发愿欲搜集、整理先生之遗作。数年来多方访求，幸赖诸师友同门之协助，又有先生之幼女现在河北大学中文系任教之顾之京君，担任全部整理、抄写之工作，更有上海古籍出版社，热心学术，愿意接受出版此书之任务，行见先生之德业辉光一向不为人知者，即将彰显于世。作为先生的一个学生，谨将自己对先生一点浮浅的认识，简单叙写如上。昔孔门之弟子，对孔子之赞述，曾有“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之语。先生之学术文章，固非浅薄愚拙如我之所能尽。而且我之草写本文，本来原系应先生幼女顾之京君之嘱，所写的一篇对先生之教学与创作的简介，其后又经改写，以之附于先生遗集之末，不过为了纪念先生当日之教导期勉，聊以表示自己对先生的一份追怀悼念之情而已。
（摘自《迦陵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版，定价：9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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