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孝立国是当代中国教育的病根

    当前，中国教育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国人想要把自己的下一代教育成什么样的人，已经完全失去了目标。我们的中小学教育，甚至从幼儿园教育开始，就在把青少年往高考的独木桥上赶；而大学教育则多半成了职业培训，有的连职业培训都不如，只在作培训状，纯粹是为了混文凭。孩子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归结起来最主要的是两点。一点就是服从，即无条件地服从地位比自己高、权力比自己大的人，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班长。受了这种教育，就会认为官本位天经地义，并且一心想自己成为更大的官。另一点就是潜规则，个个都知道明规则可以肆意违反，可以说假话、空话、大话，可以厚颜无耻地做缺德的事甚至违法的事而没有任何底线，但潜规则不可违背，听话听音，要善于体会言外之意。比如前几年的大学教学评估，明明是劳民伤财、贪腐泛滥、公然造假，但面对检查大员，从校长到学生干部都必须振振有词，天花乱坠，因为这关系到学校的“生死存亡”和集体的名誉。这层利害关系，在校内动员时就向广大教职员工和学生们暗示甚至明示出来了，检查大员们其实也都心知肚明，但就是不能在场面上说破，谁捅了娄子谁不得好死。类似这种训练在中国的教育领域中每天都在进行着，孩子们看在眼里，悟在心里，觉得这是起码的社会知识和人生经验，不懂这个，别想在社会上“混”。至于学校体制的衙门化和行政主导下的市场化，几乎无处不在的教育腐败和学术腐败，种种乱象，于今为盛。

    这一切是怎么造成的？

    人们近年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此做了研究和解释，但这些研究和解释给人的感觉却总是没有说到根子上。例如一讲起“官本位”，人们都认为是教育中一个巨大的毒瘤，但为什么其他国家(如德国)也崇拜官员和头衔，也存在“官大一级压死人”的现象，却不像我们这里这样，“一把手”成为手下一切人当然的“教育者”？为什么一个单位(哪怕不是教育单位)出了问题，领导首先就检讨自己“没有教育好自己的员工”？我想要指出的是，我们今天教育的真正病根出在我们几千年来的教育理念上，这就是以忠孝立国为鹄的官方教育理念。

    一

    教育，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家庭社会的纽带，政治生活的核心。“教”字，按许慎《说文解字》，从孝从文，“上所施下所效也”，古孝、效通用，作“仿效”解。对“育”字的解释则是：“养子使作善也”，“正谓不善者可使作善也。”显然，教育在中国首先是家庭教育，即长辈对晚辈“上施下效”的垂直式训育；社会教育也是围绕家庭教育而建立起来的，而家庭教育的核心则是“孝”。这一点最明显地体现在中国传统儒家教育的基本教材《孝经》之中。《孝经》其实就是“教经”，它以家庭教育为基点，而扩展至社会教育。《孝经》开篇就说：“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这显然来自《论语》中有子的话。有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孝弟为什么就是“仁之本”、  “德之本”、“道之本”，即人类社会生活之大本？有子的解释是：“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

    但有子的解释只是从后果上来解释孝弟的这种教化作用。《孝经》则阐明了其中的道理。为什么孝弟之人就不好犯上作乱呢？《孝经》说：“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原来，孝弟可以转变成忠君，忠是更高的孝，这就是“移孝作忠”。一个人在家里对长辈服从惯了，到社会上去对于有权有势的人也会习惯性地服从。也就是说，孝可以培养顺从性，即奴性。

    中国政治体制在理论上是建立在“民心”之上的，而“得民心”要靠“善教”，即教民成孝，由孝而忠。忠其实乃是大孝。所谓“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就是以孝顺的心态“事君”，把君王看作“伟大的父亲”。“文革”中跳“忠字舞”时唱着“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就是这种心态。

    不过，《孝经》又有：“故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敬爱其亲人和敬爱他人，不可等而同之，而是有先后、有礼数的。这就有个严重的问题，即每个人的私亲之爱主观上都是要优先于爱他人，整个社会免不了就会陷入各家各户争先恐后，各为其家，互不相让的窘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由谁来裁定各家之亲的先后呢？这就需要一个超越于各家之上的大家长，一个“父母官”，他以“大家”的名义既在各小家之间摆平了先后，又仍然维护了“孝”的根本原则，使孝自身具有了“忠”的含义。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发明。通过这一发明，孝的教育意义便提升到了国家“政教”的层次，所以中国的教育历来就是道德和政治不分、道德教育和政治教育的合一。

    因此，看起来温情脉脉、人情味十足的孝道，其实隐藏着国家专制主义的必然逻辑，这就是今天社会生活中“官本位”在传统文化中的根源。所以，这种看起来荒谬的教育体制，只要懂得传统儒家教育是以孝为本，以“上施下效”的政治服从为目的，也就一点也不荒谬了。这甚至不仅仅是教育体制，而是国家体制。

    我必须声明一点，我并不一概反对在家庭教育中实施“孝”的情感教育，但我反对把这种教育变成一种固定的外部形式，尤其反对把它视为家庭教育中唯一的或者至上的内容，反对将它拔高为“仁之本”、“德之本”和“教之所由生”。我认为“孝”的情感不过是一般人性中的同情感、仁爱心的一种表现而已，或者说，孝不是“仁之本”，仁反而是“孝之本”。而我所理解的“仁”，是人人平等的同情心、博爱之心，并且应该包含由这种平等意识而生的公平感、正义感，这些都是“孝”所无法包括，甚至常常会和片面的“孝”发生冲突的。所以，如果说到道德教育，那么把这种教育仅仅局限于“孝”和由此扩充开来的对权威的服从，那是极其狭隘的，对受教育者来说是一种片面化和畸形的教育。

    再者，即使是正确理解的道德教育，也不应该是教育的唯一内容。教育应该以培养健全的人格为目标，道德虽然是健全人格教育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看作核心内容，但并不是全部。道德教育本身就需要有其他方面的丰富资源，例如科学知识，社会和人文知识，包括对人生和宇宙的哲学思考，思维方法的训练，还有审美和艺术，再就是技术实践。所有这些都是教育本身应该关注的，由此也才能使道德教育成为活生生的自由的人格教化，而不是呆板僵化的教条甚至伪善的说教。

    二

    近代中国人终于意识到仅仅以君子和官僚为培养目的的政治教育的片面性，从而开新学，引进了西方一整套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科目。然而，这种引进是变形了的，我们真正想要引进的只是技术，而不是科学。技术与科学的区别在于，技术只是遵守规则，科学则要探讨规则、建立规则；技术只对后果和操作程序感兴趣，科学则对原因和原理感兴趣。科学和技术都是知识，但技术知识不会和传统道德政治发生冲突，而只可能臣服于道德政治之下，为其所用；科学则不然，它有可能揭示传统道德政治的根源和虚伪性，从而颠覆已有的道德规范，因为它有自己不受道德政治影响的独立标准。

    所以，进入民国后，科学研究的自由只有在政府权力比较薄弱甚至管不着的地方还能够有自身的发展空间，如北洋政府时期和西南联大时期。1949年以后，教育的目的被限定在培养“红色接班人”。至于人文社会科学，则在更大程度上成了对国家政治意识形态进行诠注和灌输的技术。当时(1958年)的教育方针被归结为两句话：“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前一句是政治教育的总纲，后一句则包含实用技术教育，两者都有强烈的道德教育的意味。

    所以，从上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我国二十多年间的教育方针虽然带上了时髦的意识形态字眼，但本质上还是中国几千年沿袭下来的忠孝立国的教育方针。

    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方针有了一些新的提法，显然是痛感中国教育30年来走入了自我封闭的死胡同。“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不大提了，改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等等；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扩展为“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提出要“培养合格的劳动者和各类专门人才”。但所有这些提法并没有对我国的教育方针有实质性的改变，只是换了个说法而已。教育是官方集中独揽的权力这一点并没有动摇，只是更加强调了教育的技术性和工具性。

    这种技术性和工具性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与经济效益挂钩，使教育除了衙门权力的特色外又带上了金钱的特色。这两种特色的结合则导致了大规模的教育腐败，使教育管理部门形成了利益集团。而在学校的管理方面，这种技术性和工具性则使整个教育成为机械化管理的重灾区，一切人文指标都按照量化原则作了标准化的制定。这些年的“教育改革”，基本上就是在干这件事，就是使一切关系都“理顺”成可以输入电脑操作的数据。教学的行政管理越来越“健全”，而教学本身则越来越死气沉沉，缺乏活力。教育部门和各院校领导的大部分工作都被纠缠在这些竞争的指标里面，根本没有精力做一些实际有意义的事情。在这种情形下，再怎么呼吁加强“素质教育”、“通识教育”、“博雅教育”和开展“跨学科”、“交叉学科”的研究，也没用。这些做法有可能变形为作为学术外行的领导控制各门学科的方便手段。

    而这种恶性膨胀的量化指标也正是对政治意识形态无害、甚至有利于政治稳定的工具。因为这些指标的评比都在官方的掌控之中，可以用来支配教师的科研教学活动，从学术标准内部迫使教师服从“上施下效”的权力控制，而且可以按照官方的意识形态加以调节，向官方所认可和喜欢的某些方面倾斜。在理工科方面就是有意识地使之更加技术化和实用化，在文科方面就是使之更加意识形态化、“无害”化和空洞化。我们只看到当前学术腐败中频频出现的抄袭剽窃现象，却往往忽视了占用大量科研经费产出一些千人一面、空洞无物的垃圾“成果”是更为普遍的腐败。

    在我看来，所有这些都要溯源于中国大学衙门化的管理体制。所以我的结论是：忠孝立国是当代中国教育的病根。

    （摘自《启蒙的进化》，重庆出版社出版，定价：3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