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我们改革的目的是什么？很早以前，父亲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很明确的："藏富于民，让人民富起来。"一直以来，他既不认可苏联和东欧那种加重群众负担的高积累模式，也不赞成高度竞争追求高额利润的资本主义模式，而是希望中国走出一条以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来推动农、轻、重生产为序的社会主义新模式。
父亲主张在新形势下，既要刺激消费，又要引导消费，这是改革开放面临的一个新课题，他不主张城乡居民的收入过分集中在储蓄方面，不同意过分地强调积累。
我记得上小学时，一位女同学写过一篇作文，描写她在夏天穿了一件花色鲜艳的布拉吉，立即遭到周围同学的讥笑和讽刺，说她爱美，爱打扮，但她内心充满了一种少年女生的愉悦。她的内心独白是："今天我穿花衣服，明天你们就会穿上更美的连衣裙！"语文老师向全班同学朗诵了她的作文。长大以后，我才知道，当时穿花衣服的号召，就是团中央发起的。父亲当然是最积极的策划人，并得到财政部的大力支持，国家为此增加了税收，时为财政部部长的李先念为此喜上眉梢。这是我记忆中父亲第一次倡导消费。改革开放后，耀邦率先穿起西装。为此，一些民主党派的老同志给他写信：中央提倡的都好，就是穿西装不好，因为西装不是我们的，应该穿中山装......他在大会上解释：中山装也不是我们国家的传统服装，是孙中山先生引进后改装的。
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出身于湖湘文化之地的父亲来说，故乡文化对他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我上初中时，父亲就说过：以后几个孩子，谁上初中，家里可以给他买辆自行车；上高中，可以给一块手表；上大学，可以给一架照相机。他对家人如此，对全国的青少年也有此"梦想"。改革之初，他就和身边的人讨论，要让青年人学些什么技艺呢？他提出应该训练青年人开汽车。
父亲提倡消费，同时也提倡艰苦奋斗精神，他反对不合乎生产力水平和豪华奢侈的高消费，他更痛心疾首地反对生产领域中的浪费。对浪费资源、盲目投资、不计成本、没有效益、不惜民力、长官意志的经济增长模式，他有着天然的恶感，并把它归于体制问题。碰到一些反反复复、劳民伤财的胡子工程，他总爱说一句话："张书记挖，李书记埋，王书记上台又重来！"
1983年12月22日，父亲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审议《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时，提到管子讲"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后来司马迁的《史记》把这句话改为"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对此，他做了认真比较，认为这种古典的经济思想是对的，需要我们很好地借鉴发挥。
父亲曾经说过："党的富国富民政策，是最大的群众观点，不领导群众勤劳致富，是最没有群众观点的。什么怕失控、失灵呀，根本的问题是有些同志，就是抓住瞎指挥权不放，或者是抓住谋私的权不放。因为一办起家庭农场，他就不能瞎指挥了，也就没有谋私的权了......目前，办家庭农场，群众说是'上面放、下面望、中间有个顶门杠'。就是怕有顶门杠......你们的顶门杠拿掉了没有？不行的就是要调开，拿下来。"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这正是改革的目的。父亲当年的这一观念十分牢固。记得上世纪80年代，"富民政策"宣传得最得力，绝大部分省都打出了"兴省富民"的口号。
父亲认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必须要改
"文革"之前，党内外一些同志就已看到了当时经济体制的问题和弊端。父亲也认为中国共产党人这样勉强坚持下去，"共产主义"只会"遥遥无期"。他看准了一条"亦农亦工、农工结合"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符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
九大召开前夕，父亲给毛主席写了一封长信，用他的话来说："虽然我对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反复教导，仍然一直顽固的不理解"，但他还是要向毛主席进言。原信已于1969年3月5日寄送毛主席。
父亲在建言信中反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照搬当时还有巨大影响力的苏联模式，他说："完全缩回到或者基本上缩回到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的老框框中去，这是很可悲的。"他还把苏联的经济模式总结为"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
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建设之路，这时已成为他思想中的一个明确观念。父亲认为，必须走一条与苏联"产品交换"完全不同的创新道路，那就是"亦农亦工，农工结合"的新路。他在论述中把劳动力、劳动时间、资金、技术、生活需要、公社集体所有制下各种资源和生产组织形式都考虑到了。从今天改革的实践看，他提出的建议多数已成为现实，而且更加实际、细化。我国农村的企业，先以社队企业的面目出现，以后变为乡镇企业，最后又分化出多种所有制企业。和今天相比，他的建言只有不足，并没有过分之处。在九大期间，他给毛主席写这样的信，可不是儿戏，因为这是一条与"以粮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完全相反的经济发展路线。
父亲在上世纪改革初期，就积极呼吁过，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办企业，要社办、队办、联户办、户办四个轮子一齐转，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当乡镇企业蓬勃发展期间，他又情不自禁地称赞这是"异军突起"、"方兴未艾"，希望它占据经济总量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地位。
改革之前，政府直属的国有企业即全民所有制企业，占有全民巨大资源，但和全国人民的利益没有直接挂钩，全民既不知对企业的权益何在，企业也不知对全民有何义务。
父亲向毛主席大胆直言，全民所有制企业必须要改，全民所有制要有实际内容。他说："害怕破除那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全民所有，反而落得个全民皆无，或者全民皆困；丢掉那个把人们头脑缚得死死的空空洞洞的全民所有，倒反而能够实实在在地比较迅速地使全民皆有，全民皆富。"他认为要把"全民所无"、"全民皆困"变为"全民皆有"、"全民皆富"，就应给地方、集体共享全民所有的资源，发展地方经济，发展社队企业，以壮大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基础。
后来父亲进入中央领导集体以后，没有任何偏见地支持工商个体户、个体经济，并把从事这一自谋生路的职业和事业称为"光彩事业"。
父亲第一次面对拆迁群众
1952年1月8日，时任川北区党委书记和行署主任的父亲在南充市检查工作。在步行途中，又检查了南充市人民政府办公大楼和工人俱乐部。这时许多拆迁户向父亲围了上来，纷纷诉说拆迁中的问题。当时政府威信很高，拆迁户也给足了领导们面子，虽无起哄闹事，但像这种直面的批评和意见反映，对父亲来说还是第一次。父亲耐心听取拆迁户的意见，又看到两处工程都存在大量浪费现象，拆迁民房过多，当场指示因陋就简结束工人俱乐部全部工程，不准继续拆迁民房；并在1月10日致信南充市市长吴致中，请吴市长在南充市召开的二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宣读父亲写给大会的一封信，信中第二个问题写道：
一年多来，公家修建房屋，不仅浪费很大，而且因为收回了大量国有土地，购买了大批民房，特别是将其中一部分拆掉，使政府财产与政府威望遭受了许多损失。在这个问题上，我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应向人民群众检讨。（《胡耀邦在川北》）
此事在1983年4月8日的四川《文摘周报》亦有报道。从信中，可以看出父亲在解放初期对城市房地产问题上的一些朴素思考：
首先，新政府收购民房，购买城市土地，将其性质变为国有土地，是形势发展的必然，并无不可，但父亲认为，政府对这些土地的利用必须兢兢业业，精打细算，绝不能因替公家办事就大手大脚，华而不实。比如，修建南充市人民政府大楼，是1950年7月30日破土动工的，川北各界曾为此欢呼，父亲并为此欣然提笔："建设人民新川北第一基石。"但当他看到市政府的围墙修得比较"华丽"，就立即进行了批评！还有，政府"购买了大批民房，特别是将其中一部分拆掉"，把原有的使用价值变为无用，岂不也是浪费。
其次，父亲认为在城市建设中，必然会产生公私矛盾，即国家用地利益和居民私有财产的矛盾。怎么解决？一定要对被征收、征用方的私有财产进行合理补偿，对人要妥善安置。在信中他写道：
所购买的民房，是否还有没全部合理地给足购买金的，所收回的国有土地户，是否还有没全部妥善安置的，如发现有，务须由修建机关立即并合理地予以补偿和安置。不办或拖延者，以违纪论处。
第三，在公私矛盾严重之时，政府应起带头、疏解作用。父亲还在信中谈道：
据说现在市内民房不足，尚有一些市民租不到房子住，为此，特明确规定：
1.自即日起，一切机关、部队、团体均不得再购买一间民房，违者以违纪论处。
2.在15天内，腾出150间左右的公家房屋，以稍低于市价房租，租给无房可租的市民居住。
3.公家新建居民区的房屋租金是否尚高，如高了一些，应即再减低一点。
由于政府、部队带头，南充市城建和居民住房等方面的矛盾处理得还算比较好，解决了拆迁户和政府用地的矛盾，也未留下什么后遗症。
1978年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父亲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2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至此，父亲开始参与我党全局工作的研究和决策。1979年是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第一年，也是极其特殊的一年，因为这一年要安排回城知识青年700多万至1000万人就业。700万人就是700万个家庭，最少牵连城市3000万人口。1979年7月4日耀邦同志在中宣部一次会议上说：
城市现在是什么问题？一是就业问题，二是物价问题，三是房子问题。中央是清楚的。房子问题今年抓得太晚了。现在已经到了七月份，今年抓不住了，明年一定要抓住，就是要抓住城市居民的住宅问题。（《胡耀邦思想年谱》）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父亲被选为中央常委和总书记。1980年7月，也就是距父亲1979年7月讲房子问题后的整整一年，他对党政机关、部队挤占群众私房问题做出批示，北京市委、市政府积极响应，很快就颁布了"京发（1980）140号"文件，落实私房政策，还颁发了新制作的房产证，时为1980年9月18日。
（摘自《名家口述》，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年1月版，定价：4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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