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家刘新园

    刘新园不久前去世，享年七十六岁，走早了一些。我对刘先生虽谈不上深知，却也在相识的十多年里多有交往，一些往事颇可一记。刘先生以古陶瓷学者著名，而晚年的他其实更是一个大收藏家。

    刘先生在文物收藏上动手早、起点高。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刘先生有幸成为这一部分人之一。不过他的致富之路与别人不一样。市场经济引发收藏热，一些有名望有眼力的文物专家也因此得利。刘先生的第一桶金，便是靠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掘得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先后被热衷文物收藏的香港实业家徐展堂和国际古董拍卖业大亨苏富比公司等聘为顾问，待遇相当优厚。此外，频繁的海外讲学也给他带来不菲的收入。这样，最早富起来的刘先生便率先走进收藏天地。当别人还在地摊上"练眼"时，他已是京沪等地一些古董店的常客了。

    刘先生的收藏既多且精。单说陶瓷器，不同时代、窑口和品种的藏品往往自成序列，而且大都品相完美。他只收"高古"陶瓷，其中北方白瓷是他的最爱，他的这类藏品即可排列成队，窑口从邢、巩、定及山西诸窑一路下来，时代上溯隋唐中经辽宋下迄金元。他的吉州窑及黑釉瓷器收藏，更是撑得起一个相当规模的展览。去年二月深圳博物馆举办的吉州窑及黑釉瓷器展览，多半展品就是他提供的。而除了陶瓷外，他的古砚、汉唐铜器和历代文玩收藏等也十分可观，特别是古砚，多有材质、工艺上佳者及带名人手泽者，颇可赏鉴，也最为藏主宝爱。他的书斋即以"九砚山房"名之。九砚者，自是多有佳砚之意也。

    刘先生退休后，迁居上海。我曾多次到徐汇区宛平南路的刘府观赏藏品。每次去他都会至少拿出二三十件，不紧不慢地让你看。而每逢这时，他就显得很开心，客厅里充满他爽朗的笑语。他喜欢将自己的东西与国内外一些著名博物馆的藏品作比较，结论当然往往还是自己的好。这也反映出他率真有趣的一面。我们每次去都有惊喜，看到不少好东西后，甚至会以为自己已窥得堂奥，可想不到下次再去看到的依然精彩。如此这般，结果到今天我也说不清刘先生究竟有多少藏品，又有多少惊喜在等着我们。

    在我认识的古陶瓷学界前辈中，故宫博物院的冯先铭先生生前也喜欢收藏。可惜他走得早，收的东西可能不会太多，而且似乎少有"高、精、尖"者，按他自己的说法，多为"标本资料"。在我看来，作为收藏家，冯先生是学者型的，刘先生更是文人型的。就藏品而言，冯先生的多为"标本"，刘先生的多为"古董"，或说珍贵文物。当然，这个看法可能不全面。刘先生实际上也很注重搜集"标本资料"，注重藏品的学术研究价值，像他的吉州窑藏品中就有不少这样的标本资料。只是他"古董"级别的藏品太多了。

    刘先生在收藏上多选择"高古"而非元明清，有人说这样是为避嫌。刘先生是体制内文博工作者，又长期担任景德镇一家文博机构的领导职务。谁都知道景德镇窑业最辉煌的时代在元明清，刘先生后一阶段的研究工作也主要集中在元明两代，而且他任职的单位就坐落在明清官窑遗址上。老话不是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吗？作为文博工作者，刘先生自然不会没有一点顾忌。但我还是认为，他的收藏，一定是合乎自己审美口味的。而他那种性情和修养的人，在收藏选择上也一定是倾心于"高古"的，即更重审美格调和品位的。他也曾一半正经一半打趣地对我说：凡是我研究的，都是我不喜欢的，研究是我的工作，与兴趣无关。

    一次我们搭伴去香港，参观当地一个收藏团体举办的会员藏品展，再顺便逛逛上环的古董街--荷李活道。刘先生曾与香港收藏界过从甚密，可他似乎并不欣赏当地的玩家，认为他们是"商人收藏"，功利性太强，眼睛只盯着明清官窑。那天看展览时，刘先生兴致不高，转了一圈便催我们走，说荷李活道的东西更好看。到了古董街，看到自己喜欢的，他又感慨：香港有这么多好东西，他们怎么就不会玩呢！

    在深圳的一个收藏讲座上，刘先生告诫藏友："不要把古董当成股票，今天买进来，明天抛出去就想赚钱，要思慕古董里的文化。"作为一个深研文史，热衷古董的学者，他其实早就清楚地看到了市场对收藏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二十多年前，浙江文博系统的一伙年轻人编了一本古瓷鉴赏辞典，"代序"出自刘先生之手，其中有这么一段："关于鉴赏之类的文字，过去几成为古董迷与古玩商的专利。因为是迷，常有不实的吹嘘，因为是商人，而不是学者，其审美趣味不一定高，故这类书的质量都有问题。"要知道，刘先生写这篇文字时（一九九一年底），国内收藏之风尚未大盛，人们的古董认识和鉴赏水平普遍不高，连不少专家学者都还把《古玩指南》一类的"古董家之言"奉为圭臬，而刘先生则是如此清醒和敏锐！

    刘先生的敏锐，还反映在他对钧窑瓷器的认识上。那是2005年吧，当时我和两个同事正在做"官钧"课题研究，一次见到刘先生，聊起"官钧"历史，没想到他的看法竟与我们完全一致，而且在某些方面比我们看得更透。谈到明清以来钧瓷市场地位的变化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钧窑之所以能在明清跻身宋代名窑之列，根本原因在于古玩商作伪，目的只是为了抬高它的市场行情而牟利。这话对我触动不小。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发现他的看法还是有一定根据的。考察今昔古董与收藏，市场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它有时不但会挟制收藏，甚至还会干扰和左右相关的学术研究。这种情况自古有之，于今更甚。这并非危言耸听，钧窑的过去与现在便是明证。这点认识，可说是受了刘先生的启发吧。

    刘先生也曾是个"官身"，官至副地级（景德镇市政协副主席），而且一直连任，为官长达十七八年（1987年到2004年）。但他在官场中绝对是个异数，还在位时，他就没什么"官气"。就说最基本的，哪个做官的不会说几句大话套话应景的话，可他好像就不会，反正我是没听到过。像他那个湖南老乡沈从文，初次见面，他也喜欢自称"乡下人"，谦卑得很。不过你不要以为他好亲近，他的随和与低调也不会让你事事都感到妥帖和舒心。他身上没官气却有比官气可能更不招人喜欢的"文人气"，或说"名士气"。不拘小节，不随俗礼，疾恶如仇，对时弊、对不喜欢的人和事，常会毫不掩饰地作出反应，金刚怒目，义正辞严之外也未尝没有狂傲和偏激。这样的人，显然是不适合做官的。其实也好，如果太适合做官，恐怕也就成不了学者和玩家了。

    除收藏古董外，刘先生还有不少其他雅兴。爱好京戏，静下来时就会哼上一段："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我面前缺少个知音的人......"有板有眼的，一副很享受的样子，爱好写字，曾经写得一手秀雅的章草。说"曾经"，是我发现他近年的书风落拓不羁，既不秀也不雅了。爱好打太极，据说是无师自通，推手功夫尤其了得，偌大的景德镇难寻对手，爱好种花弄草，慧兰菖蒲，兼以雅石，燕闲清赏，修身养性。爱好文学，这其实是他的看家专业，阅读似以中国古典诗词、笔记小说为主，鲁迅和老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也是他爱读的。不过，他在阅读上还是有点厚古薄今，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文学作品好像读得不多，不要说"前卫"，就连"老派"的，同样有"收藏癖"而可能会让他感兴趣的作家如张中行、黄裳、董桥等，他也都很陌生。

    以上这些可说是旧式文人的雅兴，却使刘先生显得格外与众不同。他这个先富起来的人，也因此成为走在时代前面的"潮人"--大家都还在奔小康，他却优哉游哉，早就过上了餍足、精致、优雅的生活：他所喜好的一些东西，也是直到新世纪"后消费时代"的来临才成为高雅时尚。当年，刘先生的好朋友汪庆正（原上海博物馆副馆长，已逝）到景德镇办事，应邀做客刘府，结果大受刺激，回去便讲：刘新园这家伙住在高宅大院里，玩着古董，过着地主老财一样的日子，像明代大文人，比我们可阔多了！  

    刘先生的这个"高宅大院"我去过，是在前年农历的腊月里吧。去前与刘先生约好，他专程从上海赶回景德镇。印象中，一栋普通的二层小楼已显破旧，客厅和书房里的家具有些是明式的，院子其实不太大，有一个水泥砌的小鱼池和一些花草盆景，一切都还清简。只是早已人去楼空，常年雇人看守。当然，汪庆正当年看到的那些古董也都随主人乔迁沪上了。那天，在空落落的"九砚山房"，刘先生以上品大红袍招待我们，饮茶聊天，度过一个愉快的上午。

    刘先生玩了差不多半辈子古董，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依然乐此不疲，经常游走各地，看展览，会藏友，逛市场，买古董，也因此散失了许多时光。这种洒脱，当年的冯先铭、汪庆正二先生没有吧？前面提到的张中行好像更没有。张老在世时，我与他有过几次接触。记得一九九七年初冬的一天，我头一次登门拜访，他知道我喜欢古瓷，便指着书橱里几件宋元青白瓷说：看得上眼就拿去吧，这还是一个年轻朋友从潘家园给我买的，我自己已多年不收东西了。过去没钱时喜欢收，如今有钱了反而不想收了。孔子不是说，人到老年戒之在得吗？到了我这个岁数，不能再得而应该散了。张老的那几件青白瓷我还真没看上眼，不过这位智者贤人的收藏心态与风度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张老大器晚成，散文写作在古稀之后大放光彩，可假如他晚年仍汲汲于"玩"，又将会怎样呢？我曾向刘先生说起过此事，他听后只是笑笑。我其实是无心的，绝无什么"劝化"之心，但听者可能有意。在此后的一次聊天中，谈起自己的收藏，他借清代词人项莲生的话说："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自嘲中似有落寞之意。这大概也是对我"劝化"的一种回应吧。

    作为晚辈，我当然也希望刘先生在"不为无益"之外再做些"有益"之事。他的朋友们都认为，在今天还保有一定社会名望和话语权的前辈古陶瓷学者中，刘先生大概是最有能力在学术研究方面发挥"余热"的一个。他过去的研究，在景德镇古代陶瓷材料与工艺以及元、明（洪武、永乐、宣德、成化）官窑等方面都曾取得重要突破，但相关著述大都发表在国外，有些已不易找到。总该把它们搜集起来，在国内出个集子，给自己也给后学一个交代吧。墙内开花墙外香并不一定就是好事，实际上，这种情况已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他的学术影响。他好像也有整理出版旧作的心思，但却总不见动静。前几年，考古界泰斗宿白先生挂帅想要编一本中国陶瓷史，拉刘先生入伙。大家都很高兴，期待他的研究老树新发，结出更饱满的果实。这事起初他好像还挺上心的，说宿老的面子不能不顾。但不知为何，去北京见了两次宿老后似乎就再也不顾了。

    近百年来，中国学术意义上的古陶瓷研究在探索、复原历史的同时，也以几代学人的心血书写着自己的历史。以陈万里为代表的第一代自有开山之功，冯先铭领军的第二代在窑址考古调查，文献史料整理、陶瓷史研究与著述等方面成果丰硕，而第三代学人的贡献可能更是多方面的，只是还有待总结。我个人认为，与改革开放后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的"拨乱反正"相呼应，古陶瓷学术层面的正本清源、去伪存真工作，可说是第三代学术事业的一大亮点。这项工作最早是从北京大学开始的，秦大树、李民举功不可没。而作为第二代佼佼者的刘新园，在古陶瓷研究史上也一定是有突出地位的。这个地位或可用一句话表述：在一个封闭和平庸的年代，他的研究却异峰突起，提升了这个年代中国陶瓷考古的学术高度。如果把他与同一代的冯先铭作一对比，不难看出，两人地位虽都重要，但角色或有不同。冯先生是一个声光外现的学术活动的卓越组织者、带头人，他则更是一个沉潜的，坐得住冷板凳的优秀学者。当然，这说的是许多年前的刘先生，晚年的他走出象牙塔，更像一个玩家了。

    不过，这些天我一直在问自己：你真的了解刘先生吗？他的突然离世，也许带走了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东西，比如他近年来的学术思考，他未完成的工作以及下一步的打算等等。我也在想，即使刘先生真的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玩痴"，对他的"玩"，能不能换个角度去看呢？无可置疑，他是一个真正的玩家，玩的是古董，爱的是中国文化。据说他弥留之际，自己拔掉身上的所有输液管，拒绝再抢救而非要回家。那些心爱之物不在身边，他是不会瞑目的。无论怎样，能把一批珍贵的文物搜集起来，也是一大功劳吧。因为这批文物今后不管归藏何处，都是一笔永恒的文化财富。从这点上讲，把"不为无益"变"有益"，把"有涯"变"无涯"，他的"玩"岂不是也很有意义？

    （摘自《宋瓷笔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9月版，定价：73.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