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10月15日，农历癸丑年九月十六，习仲勋出生在陕西省富平县西部淡村塬上的一户普通农家。习仲勋是家中长子。按照家谱排序——“国玉永宗、中正明通”，到了“中”字辈，习宗德请人为儿子取名中勋，希望长大后有所作为。“仲勋”的名字还是后来在立诚中学读书时由级任老师（即班主任）严木三给改定的，取意公道正直。
在狱中成为共产党员
1928年春，习仲勋考入陕西省立第三师范（简称三师，位于三原县城）学习。这里是严木三先生的母校，更是渭北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
谁也想不到，入学不久，一次“左”倾盲动主义影响下的学潮给习仲勋带来了四个多月的囹圄之灾。反动当局将习仲勋等几名进步学生及中共三原县委学运干部武廷俊先后捕押，两个月后移往西安军事裁判处。4月的一天，武廷俊和习仲勋秘密谈话，宣布他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仍保留团籍，作为跨党分子活动。是时，习仲勋还不到15岁。
在武廷俊领导下，习仲勋等人将监狱作为课堂，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们从每人四串钱的伙食费中分出一部分，给关押在一起的马鸿宾部逃兵改善伙食。学生们都被砸上了沉重的脚镣。受感动的逃兵就从裤子上撕下一块布，给学生把脚镣仔细地缠裹上。习仲勋回忆：“我在狱中的一切行动，都听武廷俊的指示，他分配我干什么，如何干，我都坚决地按他的吩咐执行。”
挨到8月间，当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亲自提审了这些学生，看到都是稚气未脱的孩子时，他当即拍板“交保释放”。习仲勋回到家里，让忧劳成疾的父亲习宗德感到了几分宽慰。他对儿子的革命选择并没有埋怨，只是对儿子说：“你还小呢，等你长大了再当共产党的代表，为穷人办事就好了。”
11月，习宗德不幸病逝。少年习仲勋经受了人生中一次沉重的打击。到了1929年6月，母亲又突然病逝。习仲勋身无分文，无力埋葬，只能先将母亲的一口薄棺厝在门房里，两年后才草草下葬。
劳动人民的困苦生活和自身的悲惨遭遇，不断磨砺和击打着少年习仲勋的心灵。这时候，他读到了现代作家蒋光慈的小说《少年飘泊者》，主人翁与他相似的命运和不屈的奋斗带来了心灵的震撼。当时，与淡村相邻的三原县武字区成立了筹赈委员会。他多次往返武字区，和筹赈委员会主任黄子文等人取得联系，在淡村积极组织开展筹赈工作，并秘密发展了干哥周冬志以及同乡青年胡振清、姚万忠、刘铭世等人入党。
这年冬，习仲勋参与组织了淡村农民协会打击张长庆民团的斗争。农协会员收缴民团长短枪二十多支，将张长庆绑缚在石家堡城门楼上，召开群众大会，宣读了二十条罪状，后因疏忽使其逃脱。当局迅速反扑，残酷镇压。农协会员，习仲勋的姨夫党正学前去进行说理斗争，惨遭杀害。习仲勋曾携带一团麻绳去解救被押在石家堡城门楼上的党正学而未果，晚年还向弟弟习仲恺谈起这件憾事。
这是习仲勋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之后第一次参与领导群众工作和武装斗争，发展了党员，打下了基础。他后来说：“1932年冬，我之所以能带着少数武装回到富平西区我的家乡一带，发动群众搞分粮斗争，开展游击活动，就是靠我1929年在家乡的一些活动而站住脚的。”
创建照金革命根据地
1933年3月8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别委员会在照金兔儿梁成立，金理科任书记，习仲勋任特委委员、军委书记，主要负责地方武装和筹建政权工作。之后，习仲勋还兼任共青团特委书记。
习仲勋数月前就在老爷岭一带做群众工作，撒下了革命的第一批种子。再到照金，习仲勋带领周冬志、姬守祥、王满堂、王万亮等人一村一村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很快组织起了农会、贫农团和赤卫军，积极领导群众进行分粮斗争。游击运动也随之扩大起来，旬邑、耀县、淳化等地的游击队一下子发展到20多支。
在群众工作和武装斗争的坚实基础上，1933年4月5日，适逢清明节，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兔儿梁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选举雇农出身的周冬志为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兼党团书记。兔儿梁呈东西走向，于远处眺望，恰似一只静卧之中的小兔子，随时准备闪转腾挪。梁下是一个小山坳，散落着十数户人家，红军战士和干部群众来来往往，各项工作井然有序。
革命委员会积极贯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等法令，坚持谁种就归谁的原则，采取打木桩、插木橛以定地界的方式，实行只分川地不分山地，富农只没收多余的土地的政策，并明确主张保护中农，还对土地不足的中农予以补充。分地首先从绣房沟开始，仅芋园乡就分配了耀县学堂和香山寺的土地2000余亩，金盆乡分配了李家、梅家两家大地主的土地5000余亩。同时，明令废除地主租佃和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实行了分粮食、分牛羊（富农多余的牛羊并不分），戒烟、戒赌、放足等各项政策，得到老百姓真心拥护。
为促进流通，革命委员会在薛家寨下面的亭子沟设立了集市，主要交易粮食和蔬菜，坚持群众先买、公买公卖的原则，活跃了市场，又为红军筹集了粮食。集市很受群众欢迎，开始规定五日一集，后来基本上天天都有买卖。
经过政权建设、土地革命和发展经济，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不断得到巩固和拓展，涵盖了耀县、旬邑、淳化、宜君等交界地带百余里的广大区域。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大西北成功建立的第一块山区革命根据地。
曾任红2团团长的王世泰这样评价习仲勋的工作：“仲勋是陕甘边区特委军委书记和总指挥部的政委，很多军事活动需要他去领导和指挥；他又是筹建根据地民主政权的主要负责人，有许多具体工作需要他去做。革命委员会主席虽然是周冬志，他是按照上级要求必须选出一位雇农来担任主席的，人老实又没有文化，大量的工作是习仲勋做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他亲自过问，亲自指挥、亲自操作。”
1933年5月下旬，习仲勋和黄子文带领政治保卫队在鞍子坡遭遇土匪陈克敏部袭击，他在掩护黄子文和战士们撤离时负伤，将热血洒在了苏区的土地上。
为延安把守北大门
1943年2月中旬，习仲勋调任绥德地委书记兼绥德警备司令部政委。绥德是陕甘宁边区的北大门，人口52万，占全边区的三分之一。由于国民党长期反动宣传，许多群众对共产党认识模糊，政治觉悟普遍较低。
习仲勋提出深入调查研究，扩大党的宣传，用党的宗旨、方针、政策宣传教育干部群众，做到整风、生产两不误。他将“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的题词端端正正地挂在办公室的墙壁上，时刻鞭策自己。
如何发展生产，搞好经济工作是习仲勋上任后放在最中心的任务。4月中旬，习仲勋带队到绥德以西20里处的郝家桥村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蹲点调查，发现并树立了劳动英雄刘玉厚这一典型。刘玉厚带动全村群众精耕细作、变工互助，使粮食产量和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绥德地委授予刘玉厚模范党员、劳动英雄的称号，在全区开展了“村村学习郝家桥、人人学习刘玉厚”的活动，并将习仲勋和专员袁任远等领导署名的“农村楷模”牌匾奖给了郝家桥村。1943年5月18日的《解放日报》对刘玉厚的先进事迹作了专题报道。
绥德分区很快掀起大生产运动的高潮，当年粮食生产取得较好收成，涌现出了一大批劳动模范。习仲勋也亲自动手，认真制定了自己的生产节约计划：和勤务员合作种棉花、白菜；每天捻毛线1小时；办公用品节约三分之二；一年内衣服被褥不要公家补充，冬天睡冷床，只烧炉子不烧炕，提早停火半个月；锻炼身体，争取不用公家医药费。
副专员杨和亭由衷地佩服习仲勋：“本来中央规定种三年余一年就够了，他领导下做到了耕一余一。他能力强。”
针对文化教育严重落后的实际，习仲勋在绥德领导进行了一场教育革新。他提出文化教育事业要为全区6县52万人民群众服务，与劳动结合、与社会结合、与政府结合、与家庭结合的努力方向。毛泽东赞赏道：教育上的问题不少，怎样解决，绥德现在提出了几个结合，是不错的，这是个方向问题。
到1944年秋，绥德分区建起完全小学260所，学生11400多人，开办民校22个。同时，夜校、训练班等全面铺开，读书会、黑板报、漫画、秧歌队、讲演会、说书、快板等各种教育形式和教育活动如火如荼，其中尤以大办冬学最为突出。1944年3月11日《解放日报》曾以《绥德国民教育大革新》为题作了全面报道和经验推广。
1944年秋，习仲勋在绥德分区司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要求各级党员干部必须站好立场、牢记宗旨，为此还提出了“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的明确要求。
“大跃进”中的清醒者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运动随之迅速掀起高潮，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盛行起来。
在“大跃进”热潮中，习仲勋始终牵挂老百姓的真实生活。
1961年4月上旬，习仲勋按中央的统一部署，率队深入河南长葛县开展调查。他于4月23日、5月9日两次向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中共中央作详细书面报告。他特别说明：“从当前情况看，食堂不宜再办，还是把粮食分到户，是争取更快地扭转农村困难局面的一个有效措施。”
长葛曾因深翻地而受到毛泽东表扬，“浮夸风”成为一景，新建的县城仿照北京长安街，大礼堂堪比人民大会堂，而群众靠红薯干和野菜、树叶度日。习仲勋在县委扩大会议上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像这样大兴土木，新建一套，大可不必，不搞只有好处。难道旧县城里还住不了县级机关？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没有什么建筑，也办了大事，做了许多工作。”他当场一针见血地指出：“脑子里没有群众利益，只有个人利益，这样的党员就不够格！”
习仲勋关于长葛调查的两个报告，受到中共中央的充分肯定，中共中央办公厅为此专门加了一段按语，向全党转发了这两个报告。
蒙冤16年，两次下放洛阳
1962年8月24日，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将要结束之时，有人借小说《刘志丹》向习仲勋发难，说这部小说是在为高岗翻案，诬陷习仲勋是小说《刘志丹》的“第一作者”。习仲勋随即成为批判彭德怀“翻案风”的一个活靶子，被诬陷为“反党大阴谋家、大野心家”。
习仲勋在家“闭门思过”，接受审查。1963年秋，开始写“检查报告”。
1965年12月7日，习仲勋第一次下放河南洛阳，担任洛阳矿山机器厂副厂长。从国务院副总理到工厂副厂长，这样的人生落差不可谓不大，但人们从习仲勋脸上却看不到一丝的沮丧和消沉。
习仲勋每天上午到第二金工车间电二班劳动，下午读书看报。他还保持着两个生活习惯，一是泡澡，一是散步。他和工人们一起在大池子里泡澡，一边洗一边拉家常。晚饭后，他会走到不远处的苹果园，和群众在田间地头聊天。
可惜，这样相对宁静平和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
1967年1月1日，《红旗》杂志刊登姚文元《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文章，公开点名批判周扬和小说《刘志丹》，矛头再次指向习仲勋。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习仲勋被来自陕西的红卫兵强行带往西安关押、批斗。
在西北大学，他和负责看守他的一名红卫兵成了彼此信任的朋友，在京的家人还收到了从西安寄来的一册精装本《毛主席语录》和一封信。这是非常岁月里难得的温暖。
在一次批斗会上，习仲勋遇到了自己的“良师益友”、陕西省原省长赵伯平。在八届十中全会西北组会议上，赵伯平坚持“仲勋是个好同志”，坚持不揭、不批、不表态，因此受到株连。习仲勋望着已经是65岁老人的赵伯平，心里非常难过。赵伯平长叹了一口气，说：“唉，想不到老了老了还招了这个祸！”
习仲勋把自己遭受批判的情况和对“文革”的不理解写信向周恩来反映。习仲勋的境况引起周恩来的重视。2月中旬，周恩来在接见西安造反派代表时批评道：“我们都不知道，你们为什么随便把习仲勋抓到西安！”并一语双关地说：“你们抓住一个习仲勋，以为如获至宝，那是一个刺猬。”
3月19日，陕西省军区即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宣布对习仲勋实行军事管制，转移到省军区机关，实际上暂时保护了起来。
10月2日，造反派又将习仲勋拉到富平县迤山中学操场批斗，富平县委书记周悖陪斗。当习仲勋走上临时搭建的批斗台时，台下数千双眼睛齐刷刷地朝他望去。这都是十里八乡赶来的乡亲们，每个人的心里都牵挂着这位家乡的英雄。天气闷热，看到习仲勋不时擦着脸上的汗水，台下有人赶忙找来一把伞站在身边给他一直打着。群众纷纷斥责那些批斗他的人：你们喊什么？1962年闹春荒时，不是他说了话，让老百姓到陕北驮粮，给关中道几个县调拨救济粮，不知道要饿死多少人哩！
批斗会不得不草草收场。习仲勋回忆：“在迤山中学批斗我，因为天热，怕把我晒晕了，还有人给我打了一把伞。会后，我告诉他们说，我回来了，你们要让我吃上顿家乡饭。他们就给做了扁豆沫糊、红豆面条等风味小吃。”
习仲勋于10月31日和11月初两次写信给毛泽东和周恩来，汇报批斗的情况和思想的变化。1968年1月3日，中央派专机将习仲勋接回北京，从此开始了漫长的监护岁月。
从1968年初到1975年5月，近8年时间，习仲勋被监护在北新桥交通干校一间只有七八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几乎与世隔绝，所幸的是每天还能看到《人民日报》。
在小屋子里，习仲勋坚持每天两次的特殊散步，就是一圈一圈转圈子，从1开始，转一圈数一下，转到10000圈，然后倒着数，从10000转到1。他心中坚持一个信念，那就是为了给党和人民再做工作，就要走，就要退，既锻炼毅力，也锻炼身体。他回忆说：我对共产党有充分信心，我认为党中央总会对我有个正确结论的。
1972年冬，经周恩来特别批示，习仲勋和家人始得相见。而此时，自1965年12月下放洛阳起，他已和家人分别了整整七个年头，他已分不出两个儿子哪个是近平，哪个是远平。习仲勋霎时热泪盈眶。
1974年12月27日，毛泽东对小说《刘志丹》案作出批示：“此案审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议宣布释放，免予追究。”1975年春节后，专案组宣布对习仲勋解除监护，让他“换一个环境，休息养病”。习仲勋选择重返洛阳。
1975年5月22日，习仲勋在夫人齐心陪伴下再次来到洛阳，过起“既不是党员，又没有工作”的生活。洛阳耐火材料厂一栋住宅楼的2层西户，一间面积仅24平方米的小房子即是他们的安身之所。习仲勋的工资仍未发放，每隔一段时间可以从厂里借200元生活费。
为了省钱，习仲勋动手做了一个打煤机，学会了自制蜂窝煤。有一次，住他隔壁的工人师傅李金海跑来帮他搬煤，那一天两个人还喝了一点白酒。饭桌上的一件小事让李金海印象深刻——“一粒花生豆掉地上了，他还赶紧捡起来，吹吹，吃了。”
据齐心同志回忆：“当人们发现我们的子女因往返看父亲缺少路费时，耐火厂的老工人师傅们便默默地拿出自己微薄的工资主动地借钱给我们。矿山机器厂的老工人宋福堂曾请我到他家里去吃鲜美的猪肉韭菜饺子，还捧出山东老家的大花生。在那个时候，再没有什么比这更温暖的了。”
1976年10月，“文革”中兴风作浪的“四人帮”倒台了。这让习仲勋欣喜不已。1977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宣告历时10年的“文革”结束。习仲勋在“四人帮”倒台后就给中央写信，要求平反，并请求给自己安排适当工作。齐心和几个子女也为习仲勋获得平反多方奔走。
1978年2月中旬，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河南省委，迅速将习仲勋护送进京。22日，习仲勋乘坐火车从洛阳到达郑州，河南省委书记王辉在站台迎接。他一下车就和王辉紧紧拥抱在一起，激动地说：“王辉，这是我16年来第一次和人拥抱！”
65岁南下主政广东
1978年初，习仲勋作为特邀委员出席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并当选全国政协常委。此后不久，叶剑英向华国锋和刚刚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建议，让习仲勋到广东工作。很快，65岁的习仲勋肩负起为祖国“把守南大门”的历史重任。动身前，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和李先念等分别会见了习仲勋，都对他寄予厚望，一再指出做好广东工作具有重大意义，要他大胆工作，放手干。
齐心同志回忆说：“耀邦从资历、经验、工作能力、水平，威望五个方面称赞他，叶帅也坚决支持仲勋早日出来工作……跟小平同志谈过之后恢复工作，中央决定派他到广东工作，耀邦说‘让你去把守南大门’。”
广东是“文革”的重灾区，原本“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优势已变为劣势，海外关系变成了“黑关系”，受损的不单单是经济发展，沿海一带偷渡外逃风更是愈演愈烈。等待习仲勋的，确实是一副很不轻松的担子。
1979年4月8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和李先念、胡耀邦等人参加中南组讨论。习仲勋在主持讨论时作了系统发言，郑重提出了请中央给广东放权的要求。
这是习仲勋代表广东5600万人民的迫切希望，第一次正式提出“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的请求。约5个月前，在1978年11月中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在发言中就明确提出希望中央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吸收港澳和华侨资金，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授权广东在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决断处理的设想。1979年4月1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各组召集人汇报会，习仲勋在汇报中再次讲道：“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开会来，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先走一步。”
习仲勋连着两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授权”和“要权”以能“决断处理”涉及经济改革的诸多问题，其迫切的心情溢于言表。中央工作会议一结束，习仲勋就立即赶回广东，向省委常委传达会议精神和向中央“要权”的经过。他特别强调：“广东要求先走一步，不光是广东的问题，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问题，是从全局出发的。”他义无反顾地说：“广东这事，今天不提明天要提，明天不提后天要提。中国社会发展到现在，总得变，你不提，中央也会提。拼老命我们也要干。”
1980年八九月间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补选习仲勋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1月，中央决定习仲勋调回北京工作。
从1978年4月算起，习仲勋主政广东的时间虽然只有两年零八个月，但在历史的重要转折关头，在引领风潮的祖国南大门，他奋力开拓、勇于担当，力争先走一步，倡建经济特区，以惊人的胆识和非凡的勇气谱写了中国改革开放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海纳百川，情系中华
1993年3月，习仲勋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一如既往地关心着党和国家的事业。
1999年秋，已是86岁高龄的习仲勋在北京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庆典的各项活动，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了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习仲勋是唯一一位建国伊始同时担任过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开国元勋。
10月1日晚，习仲勋又健步走上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晚会。璀璨壮美的焰火，欢腾鼓舞的祖国，眼前的一切引起了习仲勋无尽的遐思。他饱含深情地对前来问候他的中央领导同志说道：“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这是习仲勋的殷切叮嘱，也是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发自肺腑的心声。
（摘编自《习仲勋画传》，人民出版社2014年11月版，定价：4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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