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名人故居

    蔡元培故居：东堂子胡同33号

    1916年，袁世凯病死，黎元洪当了总统，许多社会名人推荐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他的朋友对于此事执两种不同意见。蔡元培曾说：“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它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算失败了，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蔡元培勇于逆流而上的倔强性格由此可见一斑。于是，他于12月22日来到北京。12月26日，任命令公布。1917年1月4日，正式到校就职。

    北京大学原先的名声并不好。京师大学堂初办的时候，学生都是在京任职的官员，差不多每个学生都有听差，老师讲课时，要由听差通知：“请老爷上课了！”所以这个号称全国最高学府的京师大学堂被人戏称为“官僚养成所”。民国初期改为北京大学后，学生受科举制度的影响，仍把大学看成是“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因此校内管理混乱，没有多少学术气氛；学生思想涣散，据说当时去“八大胡同”逛妓院的，多有北大的教员和学生，以致在京城颇有“名气”。如此校风能否扭转，对蔡元培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首先要改变的是学生的观念，在进校后的第一次演说中就明确提出：“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因此蔡元培诚邀一大批进步人士进校任教，同时根据“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聘请或留用各有所长的专家学者。由于蔡元培的大力革新，一扫旧日积弊，使北大的面貌焕然一新，在客观上成为推动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基地。

    对于学生参加政治活动，蔡元培起初是很不赞成的，他认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但巴黎和会做出严重损害中国利益的决议而北京政府居然准备接受的时候，举国上下一致反对，蔡元培对学生的爱国行动不再阻止，而转为坚决支持了。

    谈到五四运动，自然就要提到蔡元培在北京的那处故居了。

    蔡元培在北京居住的时间并不太长，主要是1917年至1923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那段时间，而且在北京住过的地方也有多处。后来将他在东堂子胡同的住处定为其故居，有十分特殊的意义，那就是因为它与五四运动有直接的联系。

    蔡元培故居在东城区东堂子胡同，原门牌为33号，为东、西各三进宅院，后分成现在的75、77号两个院子，蔡元培住过的地方在75号。

    1919年，为反对《巴黎和约》而拟议发起的抗议运动，原定为5月7日举行。但5月2日国务总理钱能训向正在巴黎参加和谈的中国代表团拍发密电，命令代表在和约上签字。国务院电报处一名职员是总统府外交委员会事务长林长民的同乡，连夜偷偷向林报告了消息，林长民当即向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汇报。本来，外交委员会已经于当天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拒签和约，不料竟发生如此变故。汪大燮得知后十分焦虑。5月3日凌晨，他专程前往位于东堂子胡同的蔡元培家中，告知消息。

    蔡元培听后大为震惊。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指望政府坚持立场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了，此时，他只有把挽救国家命运的希望寄托在爱国学生身上。当天上午，蔡元培召集罗家伦、傅斯年等部分学生代表到自己家里，通告情况，并立即召开全校教职员会议讨论形势。同时又以北京欧美同学会总干事的身份，与副总干事王宠惠、叶景莘联名致电中国使团首席代表陆征祥，劝其不要签字。5月3日晚上，北京大学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决定第二天举行游行示威。对于这次大会，蔡元培不仅没有“阻止”，还特地召集学生代表谈话，予以鼓励，并再三嘱咐，在行动的时候一定要严守秩序，以免为政府干涉造成口实。

    5月3日这一天，自晨至夜，蔡元培为调动各方力量以促成第二天的行动而竭尽全力，东堂子胡同他的家中人流如梭，通宵未得安宁。

    5月4日下午，数千学生在天安门前举行示威大会，并与不断加入的市民、工人、商人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上街游行。蔡元培坐守家中，接到政府方面要求他召回学生的电话，他回答道：“学生爱国运动，我不忍制止。”对于让他立即前往教育部商量善后办法的要求也不予理会。军警逮捕了32名学生，其中有北大的20人。此后，蔡元培冒着危险多方营救，使被捕学生于5月7日全部获释。

    蔡元培一生清廉。他多年在北京任职，却始终没有属于自己的私房，一直是租住他人房屋。晚年在上海时仍是如此。因此，他的书籍分别存放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地，没有一个集中安置的地方。在他70岁寿辰前夕，一些朋友和学生曾经倡议集款为他建一所住宅，这一建议得到数百人响应，但因抗日战争的爆发而未能实现。

    2000年，北京的蔡元培故居所在地区面临拆迁，院内居民被迁走，故居险遭拆毁。因社会各界多方呼吁，经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决定，故居应“原址保存”，这所院子才幸运地得以保留。

    但蔡元培故居附近的民房已经全部拆除，只留下那一个小院孤零零地立在那里。站在已经不称其为胡同的路口北望，如果没有那些新建的高楼阻挡，应当可以遥遥看见位于沙滩的老北大红楼。

    我不知道这故居的命运将会如何，我希望它能永久地存在下去。最后我只想说：我们需要保留的不仅仅是一座普通的名人故居，而是保留一个象征、表明一种态度，那就是对先贤的景仰和对历史的尊重。

    李大钊故居：文华胡同24号

    李大钊在北京时住过的地方共有五处，现在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的西城区文华胡同24号，是他居住时间最长的一处，李大钊于1920年至1922年住在这里。1921年，李大钊就是在这里与共产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马林多次商讨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并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名称。1923年春天，由于李大钊的革命活动已经引起反动政府的注意，不得不从这里迁走，另居他处。

    文华胡同24号原是一座三合院，有正房三间、东西耳房各两间、东西厢房各三间。院内有李大钊亲手种植的花木。然而，经八十多年的变迁，现在故居内已经成了大杂院，居民甚多。院内搭建了许多参差不齐的临时建筑物，完全不能辨认原先的模样了。

    而文华胡同与周围的胡同还难得地基本保持着旧时容颜。夏日黄昏，走在静谧的小巷中，如果不是南墙上刻着“李大钊故居”的石匾在一抹夕阳的照射下发出灿灿光辉，在偶然间引起人们的注意，恐怕谁也不会想到，旁边那扇小门内曾经住过一位了不起的人。

    陈独秀故居：箭杆胡同9号

    蔡元培做事爽快，到职一周后便函呈教育部：“请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教育部两天后即做出批复，下达了教育部长的任命令。

    与此同时，蔡元培还细心而妥善地为陈独秀安排好了住处。这样，当陈独秀由上海返回北京后，便可以立即开展工作了。

    陈独秀的住处在东城区北河沿箭杆胡同。这是一条很短的小胡同，陈独秀在门牌为9号的小四合院里租用了三间北房。这里既是陈独秀的住处，也是《新青年》的编辑部。

    如今，箭杆胡同9号的门牌已改为20号，还保持着原先的格局，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座小院并没有作为文物保护单位得到应有的关照，而是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大杂院。

    有意思的是，现在住在院内正房的人家，居然还是当年陈独秀的房东。据说前些年房东家的老太太尚健在，来访的人们还有机会听她讲述当年的事情。可惜如今老人已经带着她所知道的那段历史离开了人世。眼下住在这里的是房东的两个儿子。老大已经八十多岁，身体尚健；老二六十出头，不仅显得很年轻，还颇为健谈。据他们说，这一带很快就要拆迁了，但这个小院似乎有保留下来的可能。

    几个月后我再次前去，那一大片房屋居然已经基本夷为平地，箭杆胡同彻底消失了。只有20号院孤零零地矗立在一片瓦砾之中，显得十分恓惶。据说这里将来要盖起一片新楼，想那本应与胡同同生共存的小院缩在四周昂然而立的楼宇之中，不知又将是一副什么模样。

    司徒雷登故居：燕园临湖轩

    经过数年建设，1926年6月，燕大迁入新址——“燕园”。

    由于建校资金来自不同的赞助者，他们往往对校园里的建筑提出一些具体的要求，比如美国费城的乔治·柯里夫妇把他们的捐资指定用于建造一所校长住宅，并且要求居于校园中心，位于湖边，而且应体现中国的建筑风格。这就是位于未名湖南岸的临湖轩。

    临湖轩是一座典型的中式建筑，雕梁画栋、砖饰精美，其南面是开放式的，也许可以称之为“三合院”。它居于燕园中心位置的一个制高点，北坡山石嶙峋，南侧翠竹环绕，环境极为幽静。

    尽管临湖轩被指定为校长的专属住所，但他并未真的把它当做自己的私宅。因为只有司徒雷登孤身一人在中国工作，因此，接待来访的贵宾，一些重要的会议也在这里召开。燕大的青年教师结婚的时候，经常在临湖轩举行婚礼，司徒雷登很乐于为他们担任证婚人。冰心与吴文藻的婚礼就是在这里举行的，在他们的结婚合影上，可以看到笑容可掬的司徒雷登谦恭地站在最后一排。

    有一点需要提一下。这临湖轩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名字，直到1931年，校友们在此聚会，纪念燕大建校十周年，冰心为它命名“临湖轩”，得到大家的一致赞许。后来还由胡适撰写了匾额，悬在正厅檐下，这名字就一直沿袭下来了。

    曾经作为司徒雷登住宅的燕园临湖轩，一度由校长陆志韦居住。燕大、北大合并后，马寅初担任校长，有时为了工作方便也在这里住过，直到他因“新人口论”而遭到批判后，这里便不再是住宅，多作为校方接待贵宾或召开会议的地方了，至今仍然如此。

    （摘自《风范：北大名人故居及轶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5月版，定价：54.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