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趣味

    文人怪癖

    “文人无行”，中国很早就有这样的一句话。

    大概文学家们的思想，比较开豁，不受习惯的束缚，兴来时就旁若无人，或吃酒，或写诗，或哭或笑，好像是变态的人，因此一般人看“文人”的行动是失常的。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怪癖，不过一般人并不像文人那样惹人注意。并且别人的嘉言懿行，一阵子说说就完了。文人的怪癖常是给人写下，因此广播远布，传为佳话。

    有些文人的怪癖，是很有趣味的。

    英国有位文学家叫法勒的，他一生的著作，都是站着写的。著名的诗人密尔顿作诗时喜欢躺在床上。哲学家尼采动笔写作前，喜欢到外面去散步。这种习惯是姿势的习惯。有人研究一个人的姿势，对于思想很有影响。据说把腿平放，放松地卧着，或是立着都有益于写作。因为这种姿势可使血脉流通的缘故。

    写文章需要最安静的环境。有的文人的怪癖就是由于这种要求。因为在安静的地方，可以深思。

    《旧唐书》里记着：唐初四大文人之一的王勃，他作文的时候，起初并不精思；先磨墨数升，然后喝些酒，卧在床上，用被蒙头大睡。到醒来时，执笔直书，不改一字。当时的人称王勃有“腹稿”。

    宋代有个文人叫由浩，他作文的时候，必须藏在深深的草丛里，避开一切的人声。不久，从草里跳出来，立刻写成一篇文章（见《宋史》）。

    隋朝有个文人叫薛道衡，作文的时候，必隐坐空室，蹋壁而卧，听见门外有人就发脾气（见《隋书》）。

    有的文学家，喜欢一定的颜色：匈牙利小说作家周开，一定要用紫墨水，才写得出文章。法国小说家大仲马用蓝色纸才得写出小说，用黄色纸才写得出诗歌，用玫瑰色纸才写得出散文。这些怪癖完全是习惯，好像我们早晨穿鞋子，成了习惯以后，一定要先穿左脚，或是先穿右脚才觉得舒服一样。又好像我们用惯了自来水笔的人，用墨笔写字就觉得不方便，而有些用惯毛笔的人，用自来水笔也同样受很大的影响一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怪癖。每个文学家也有自己的怪癖。这种怪癖，一旦成了习惯，是有助于我们的工作。并不必像戒烟那样的苦心来改正。“文人无行”，这是大众已公认的事实，有些怪癖，又算得什么。不过我说这话是专指怪癖说的。如果文人过分的纵酒、狎妓、不治生产、不修边幅、放荡不羁、狂倨无礼、随口谩骂等等，倒是要不得的坏行为，关于这一点，梁实秋曾有下面的一段话：

    假如文人的无行，与文学事业真有密切之关系——换言之，假如文人若把无行的地方取消，文学的泉源就要干涸，那么，社会对于文化人之无行采取原谅姑息的态度，也未始不合理，然而很多人和很多事实告诉我们，文与行并无多大关系。

    文人的出身

    文学家似乎和穷有很密切的关系。“穷文人”、“文穷而后工”等话，是常常可以听到的，到底文人都是穷的吗？相反的，汪静之曾主张穷人不能做文人，他说：

    经济是作家的肥料，肥料决定植物的荣枯，经济决定天才的高下。……一个作家生长在富裕之家，便好像一粒种子，种在肥沃的泥土里，自然开美花，结好果；如果生长在贫穷之家，便好像一粒种子埋在缺乏肥料的沙地里，不枯死便算万幸了。哪能够开花结果？

    这两种论调，哪一种合理？科学的统计证明，这些都是偏见。文人的出身，并不见得一定要富裕的家境来培养；也不一定要贫穷来熬煎。在各种的家境里，都有著名的文人产生，并且他们的表现和成绩，也不分上下。

    我曾统计一本外国文学史的作者的出身，结果发现出于富贵之家的占全体的百分之三十三；出身于中产阶级的，占百分之三十一；出身于贫寒之家的占百分之三十六。三种出身，几乎完全相等。这是铁的事实，谁能否认呢？

    生活富裕，工作可以从容，自然是适合于作家的条件。但是富家的子弟，却往往是懒惰偷闲，不肯努力的多。正如拉丁谚语所说：“才智与贫穷，富豪与痴钝，常常相伴。”如果在舒适的环境里，肯努力工作，那么自然有超人的成绩。很庆幸的是，自古富豪子弟里，有许多是这样的人物。但丁、拜伦、雪莱、托尔斯泰、泰戈尔、屠格涅夫等人，都是贵族的子弟；海涅、洛斯金、辛克莱、易卜生等人，都是富商子弟；雨果、缪塞等人，都是军官的儿子。此外像歌德的父亲是皇家顾问，家道颇为富有。莎士比亚的父亲也曾做过官，不过不是顶财富的人家就是了。

    中国的文人，也有许多出自富豪之家。《楚辞》的作者屈原，就是与楚同姓的贵族；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自然是有钱有势；白居易、韦庄、李后主、苏东坡、辛弃疾等，都是出于帝王、贵族、官僚、大地主的家庭里，曹雪芹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江宁富翁，他自幼就生长在大观园一样的环境里。吴敬梓，世为望族，祖父的遗产有二万余金。

    这些人在富裕的环境里，因为肯勤谨地学习，所以在文学的园地里，结出硕大的果子，遗留直到如今，叫我们可以享受。

    我们再考察中产阶级的文人，他们没有舒适的生活，但是也没有衣食的痛苦。这些人，如果懒惰偷安，就要落于贫苦之境，如果努力工作，他们的环境对他们还有适当的帮助。自古以来，中产阶级的人最为默默无闻，但是在文学史上也记载许多出身于中产阶级的文人。

    伟大的诗人华兹华士是律师的儿子，英国诗人哥尔利治是牧师的儿子，罗塞地是画家与诗人的儿子，小说家沙克莱的父亲是东印度公司的职员，查理·金斯利的父亲是文学家，也是牧师，罗曼·罗兰的父亲是一位律师。

    在中国文学史里，不容易分别各作家的出身，尤其是中产阶级的人物，大都使人模糊，不易考究。

    现在我们谈到文学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就是许多文人是出身于贫寒之家。幼年过着极苦的生活，这种环境激起了他们的向上心；为了要透一口气，所以他们努力不息，勤谨工作，结果和富豪之子和中产阶级的人们，有同样的成就。

    俄国大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六岁在圣彼得堡工科学校读书，那时经济异常困难，完全过着穷学生的生活。他写信给父亲说：“我亲爱的父亲，当你的儿子向你要钱的时候，你总该想到他如果没有必要时决不会烦扰你，因为我知道你很困难，所以我平常连茶都不饮的。”他写信给他的弟弟说：“我因为饥寒交迫，在路上生了病。一天大雨落了下来，我们都在露天下立着，我身上连喝一口茶的钱都没有的。”

    中国文人中这种出身贫苦的也有许多：司马相如家贫无以为业，梁启超家里穷得无书可读。文人成功的条件，也许努力苦干，有勇敢坚定的意志，比富裕的生活更为重要。经济——固然是作家的肥料，但是肥料多了，没有适当的水分和日光，这肥料要把田禾都害死的。安得烈·卡内基说：“不要以为富家的子弟，得着了好的命运。大多数的纨绔子弟，给财富做了奴隶，不能抵抗一切的诱惑，而至于沦落。你要知道享乐惯了的孩子，决不是出身贫苦的孩子们的对手。

    文人的出身，不一定要在富裕的摇篮里；文人的笔也不一定要穷而后工，最要紧的不是经济，而是努力的精神和坚决的意志。

    文人兴趣的变迁

    多少人从小就有做文人的兴趣，但是结果在文学的园地里他一无所成；多少人本是有志于其他职业的，但是后来却成了文学巨子。

    我们的兴趣常是随着时代、环境和思想的不同而变迁，在这些变迁里面，有些事是很有趣味的。

    大诗人海涅，幼年的时候，两次从商，但是他觉得商业不合他的脾胃，到底他放弃了商业，转向文学。他说：“我自己是知道的，要叫我从事于商业，正如叫我去同皇女结婚一样……”海涅努力于自己最感兴趣的文学，终成伟大的诗人。

    一个人从事于自己最喜欢的事，并且努力地工作，这人是幸福的，他必有所成就。

    许多青年在学校里本来是研究社会科学的、工学的、医学的，但是后来却转向文学。英国文人斯蒂芬生，初学机械与法律，后来对文学感觉有兴趣，创作了许多小说。诗人华兹华士起初有意做律师，结果成为诗人。辛克莱、歌德、鲁迅等都是很好的证明。诗人济慈十五岁时做了外科医生的学徒，戏剧家易卜生，也当过药店学徒，中国文人鲁迅到日本留学，本是去学医的，但是这些人并未做医生，结果都成了有名的文人。

    许多文人曾和政治活动发生过关系，华兹华士一七九〇年曾参加过法国吉伦特党。哥尔利治曾经参加军队生活，希望在北美建立一个乌托邦。拜伦曾参加希腊的革命运动。雨果曾为上议院议员，竭力反对拿破仑，提倡民主。高尔基曾参加革命运动。罗曼·罗兰亡命瑞士，组织世界主义的大联盟。辛克莱曾领导矿工罢工大示威。歌德曾为枢密院长，主持该院的行政工作。杜格涅夫曾参加自由运动，被判死刑，后来遇到大赦，得免于死。

    中国有几位文人，起初都是学图画的，后来转向文学之路，像茅盾、钱歌川、白薇诸人都是，这也许因为图画和文学有密切关系的缘故吧。

    人们的兴趣常是变动的。这种变动有时于我们有害，使我们朝三暮四，没有一个中心工作，结果一无所成。但也有时，对我们有极大的利益，因为一个人不是适合于各种工作的，有时适合我们脾胃的事，在这种变动中，会“得其所哉”，因此有惊人的发展。例如鲁迅如果继续学医，也许埋没一生，做不出什么事业来，但是当他改从文学之后，声誉日高，终成中国的近代文豪。

    （摘自《国文趣味》，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3月版，定价：3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