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1924年8月到北京的。当时正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北京市民也常处于不安之中。对刚满20岁的父亲而言，在这座陌生的大城市里首要的是解决生活问题，他找了一个便宜的小旅馆住下来。
到北京前，乔松岩写信把父亲介绍给自己的同学常乃德。常乃德字燕生，山西榆次人，榆次的常家是有名的晋商家族。常乃德于1916年和乔松岩同时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北京师范大学），乔松岩在理化部，常乃德在史地部。常乃德当时在燕京大学教授历史，是教育界很有名望的教育家和学者。常乃德又介绍父亲认识了董鲁安，董鲁安是河北宛平人，也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1923年入北京师范大学读研究生，同时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教语文，深受学生欢迎，后来成为著名的现代修辞学家。董鲁安为人乐观，非常潇洒，很有名士风度。父亲到北京，拜见了常、董两位先生后，就去报考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没有考上，非常失望。常、董二位想帮父亲找个誊写工作或做家庭教师，以解决生活的困难，也没有找到，董鲁安感叹而幽默地说：“在北京做大事易，找小事难。”这时，恰好梁漱溟先生在曹州办的重华书院（也称曲阜大学预科）招生，常、董二位都劝父亲去报考。
父亲去参加入学考试，结果考了第一名。出乎父亲意料的是，考试完后，梁漱溟亲自到小旅店来看望他这个穷学生。父亲回忆说：“中秋那天晚上，我生着病，一个人在宿舍里，冷冷清清的。先生来看我，拉着我的手说，他一旦认准一件事必需做，是妻子儿女都不顾的。”梁漱溟不仅鼓励父亲克服眼前的困难，而且答应免除他的学杂费，还负担他食宿。这无异于雪中送炭，把父亲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在去曹州之前，中学同学赵吉成给他报名，又参加了朝阳大学的入学考试。父亲到曹州后，梁漱溟讲学的内容主要是儒家、佛教、印度哲学，父亲的志趣在文学和历史，对这些内容不感兴趣，不想走宋儒理学的道路。这时候，赵吉成来信，告诉父亲已被朝阳大学录取的消息，劝他回北京学习。父亲也想回去，就把想法跟梁漱溟谈了。梁漱溟深为理解，欣然同意，于是他又从曹州回到北京。父亲和梁漱溟的这段师生缘虽然短暂，仅一个多月，但梁漱溟学问的博大精深，为人的宽厚善良，对学生的爱护支持，却在父亲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梁漱溟从此成为他终身敬重的老师，也是继乔松岩后的第二位恩师。
回到北京后，父亲又过起了穷学生的生活。他有时住在政法大学赵吉成住的大方公寓，有时住在师大同学吴继汉的住处，每天步行到海运仓上学。在朝阳大学的同乡会上，认识了张友渔、侯外庐等人。父亲原想在朝阳大学申请津贴，没有申请到。因为经济困难，大概在校不到一个学期，就辍学了。
北京10月以后，天气渐渐寒冷，父亲的衣、食、住都成了问题。正在走投无路的困境之中，有一天，父亲遇到中学同学阎采真（学名耀明，五台胡家庄人）。阎采真多年来一直追随景梅九，做他的助手。景梅九名定成，1882年生，山西安邑城关（今运城市盐湖区）人，是辛亥革命的元老。1903年留学日本，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8年在陕西组建同盟会分部。1911年在北京创办《国风日报》，进行革命宣传，这张报纸在推动辛亥革命起过很大作用。当时人认为《民报》和《国风日报》的作用可抵百万大军。在政治上，景梅九是中国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者，有重要的社会影响。景梅九不仅是革命家，而且才华横溢，也是作家、红学家、戏剧家，有“南章（太炎）北景”之称。1916年反对袁世凯称帝，他写了《讨袁世凯檄文》，被称为“天下第一檄文”，他还在陕西组织了护国军讨袁。《国风日报》后来被北洋军阀查封，1924年10月23日，直系将领冯玉祥联合陕军将领胡景翼，组成国民军，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囚禁曹锟，并电请孙中山进京商讨国家统一大计。北京的政治气氛从北洋军阀的高压下有所松动，这时，《国风日报》复刊，景梅九还职。阎采真告诉父亲，《国风日报》的“学汇”副刊需要一个校对，可以食宿在报社。父亲听了十分高兴，就像久旱逢甘雨。阎采真带父亲去报社求职，景梅九热情地接待了这个穷学生，了解情况后，同意让他担任校对。父亲见了景梅九两次，在父亲的印象中，景梅九对青年人很热情，果然如人们常说的，他确实“热心奖掖后进”，他的学问非常渊博，说一口晋南话却很难懂。父亲在报社任职，不仅解决了生计问题，而且便于接触文化界人士，对他的一生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在报社父亲认识了同乡山西盂县人高歌，由此也认识了他的哥哥高长虹。高长虹是文学社团狂飙社的创建者。狂飙社是五四运动后，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坛上发挥过重大作用的文学社团，狂飙社的前身是“平民艺术团”，1924年在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党员高君宇的影响下，由高长虹发起在太原成立的，，最初的成员有高沐鸿、段复生、籍雨农、荫雨、高远征，他们要创办一个刊物，宗旨是把文艺界团结起来，和现实的黑暗势力作斗争。刊物的名称，高长虹再三考虑，最后选定“狂飙”二字，来源于晋陆云《南征赋》：“狂飙起而妄骇，行云蔼而芊眠。”狂飙就是大风。1924年9月，为了推进狂飙运动，高长虹单枪匹马到北京，其中目的之一，是找景梅九，想依托《国风日报》办《狂飙周刊》，高长虹的父亲是景梅九的好朋友，景梅九对长虹也很器重。所以，到11月，《国风日报》复刊，《狂飙周刊》也就出版了，长虹把他的弟弟高歌从太原叫来负责编辑《狂飙周刊》。父亲在12月到报社，他和高歌年龄相仿，又都是刚从山西来，都爱好文学，很自然就成为好朋友。
高长虹到北京后，狂飙社的队伍迅速壮大，参加的主要有尚钺、向培良、高沐鸿、雷著羽、郑效洵等，父亲也参加了。他和郑效洵年龄最小，是狂飙社里的小弟弟。狂飙社的宗旨依然是要做向“现实的黑暗势力作战”的强者。
在狂飙社成员中，父亲与高长虹的情谊最深，互相以兄弟相称，并且常在一起散步谈心。父亲和高长虹的作品中对此都有记载。
父亲在《读了（长虹周刊）之后》写道：
在1925年1月16日，我同虹哥出西直门外。那时候，我们装上一盒红狮子菸，做野外的旅行。他走着，用脚把田间的土沙无意地一踢，笑的向我说：“假如我们有钱时，《长虹周刊》马上便出来了。”因为有钱便可出周刊。这是个事实，我这么想的。
高长虹在《步月》一文中，也有这样的记述：
想起去年夏天的一夜，同小弟弟坐在河沿的树上，谈论未来的军国大事，我做大将，小弟弟做副将。于是，大将要吃烟了，没有洋火。对面门里出来个小女孩，惊异地看着我们。我们开始说话了：向她讨火。她知道我们也是人，便答说“不敢”，跑回去了。我们在绝望中看见她第二次又跑出来，并且拿了火来，说是偷的。于是大将同副将感谢地笑了。
这样饶有趣味的回忆，生动地说明父亲与高长虹之间的情谊。
由于狂飙社成员都年轻、向往进步与光明，自然引起鲁迅的重视和支持。高长虹和鲁迅也有密切的交往。父亲对鲁迅很钦佩，希望能听到先生的教诲。于是，高长虹带他去拜会鲁迅，大概这是1925年初的事。从此，父亲常去鲁迅那里。
父亲和鲁迅的交往在《鲁迅日记》里都有记载。
《鲁迅全集》第十四卷《日记》（人民出版社1982年）：
1925年2月8日：午后，长虹、春台、阎宗临来。
3月9日夜，阎宗临、长虹来并赠《精神与爱的女神》二本，赠以《苦征》各一本。
6月16日，长虹、已然来。
9月5日，已然、长虹来。
1926年3月1日，以一法国来信转寄长虹。
7月21日，得已然信，六月二十九日法国发。
8月17日，上午分寄盐谷节山、章锡箴、阎宗临书籍。
《鲁迅日记》中的已然是父亲的笔名，应写作“已燃”。事实上，父亲见鲁迅的次数要比日记里记载的多。父亲是一个很少谈自己的人，他既不宣扬自己的经历和成就，也不谈及自己和“名人”的交往。他从不主动展示自己的光辉，也不借助别人的光辉炫耀自己。这种低调、平实、自信的为人处世的风格，在家里、在社会都是一以贯之的。所以，对父亲和鲁迅交往的具体情况，我知道得并不多，他也很少和别的人谈起。父亲的这个特点，在他上世纪50年代初的学生任茂棠的回忆文章《怀念我的老师——阎宗临教授》中也写道：
他从来不宣扬自己，也讨厌别人说奉承他的话。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学生们只耳闻他曾留学法国，却很少有人知道他曾取得过瑞士的文学博士，更不知道他曾任过瑞士伏利堡大学的教授。他曾向学生讲述欧洲文化和中西交通史的知识和问题，但从不提他的研究成果如何如何。如果说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不便多谈自己的学历和学问，那么在20世纪20年代他与鲁迅有过密切接触的事是完全可以讲的，他却只是用鲁迅的话教育学生，从不向学生谈他自己和鲁迅的交往。
1972年山西大学中文系的工农兵学员办了一个名为《山花》的铅印刊物，为纪念鲁迅逝世36周年，他们不知从何处听说父亲认识鲁迅，于是向父亲约稿，父亲写了一篇简短的《回忆鲁迅先生》，主要是写1925年初春他去看望鲁迅的情况。当时，鲁迅住在宫门口西三条二十一号。他写道：
我们被接到鲁迅的工作室。房间不大，却很整洁。靠近窗子是床铺，窗外是后院……他的桌子洁净而宽大，不摆书籍与稿件，只有些文具、时钟、烟盘。他经常吸的是普通的哈德门香烟。
鲁迅先生瘦而不高，平头，穿蓝布长褂，皮鞋，衣服很素净。眼光锐利，像常常在战斗。去看他的人，多是青年，很随便，自己找坐处，说话也不拘束。鲁迅常说笑话，自己却不笑。他对青年非常热忱。
父亲对鲁迅住所和相貌的细致观察，表明鲁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和鲁迅的谈话中，父亲问鲁迅，青年应该读什么书？问后，他抬起头来，沉默好久，说：“除线装书和印度书外，都可读。不过在平时，我没有留心过。”后来，鲁迅也曾公开讲过：“我读中国书时，总觉得能沉静下去，与实际人生脱离。读外国书（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看来这是鲁迅一贯的思想。父亲在这篇回忆文章结尾处，写了这样一段感言，表达他对鲁迅的崇敬之意：
我觉着：鲁迅伟大的精神，有如一座高山，风雨吹荡他，云雾包围他。但是，人们在那里呼吸时，比别处更自由、更有力。纯洁的大气，洗刷思想的污秽。
鲁迅这些要读外国书的教诲，对父亲出国勤工俭学是有触动的。父亲后来回忆说：他1925年冬辞别鲁迅去法国勤工俭学，这一“决定很大程度上是受先生的影响”，因为“读洋书就成了我青年时代的理想”。
父亲这篇回忆文章写得太简略了，和鲁迅日记的记载相比就可以看得出来。据《鲁迅日记》，一直到父亲出国后，在一段时间内，还和鲁迅有通信联系。1926年3月1日，鲁迅收到父亲的信，还有给高长虹的信，请鲁迅转交。7月21日，鲁迅收到父亲从法国写的信，8月17日，鲁迅给父亲寄过书。父亲的回忆文章略去了许多具体的人和事，只写了极简单的经过和主要的思想。我想，除了父亲一贯的不愿多谈自己的处世原则外，也许和后来鲁迅与高长虹的不和有一定关系。因为1926年10月，高长虹以及狂飙社就同鲁迅决裂了，相互攻击和论战，这就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鲁迅与高长虹论争事件，有关的论著不少，这里就不多说了。好在此时父亲远在欧洲，远离是非之地，并不了解事情详细的过程和是非曲直，在感情上，父亲应当是倾向高长虹一边的，在理智上，也应当不会影响父亲对鲁迅的尊重。
父亲在北京，除了去鲁迅那里，还认识了郁达夫。郁达夫对这个小弟弟，是很亲切的。对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父亲有一次说起郁达夫带他去饭馆吃饭，吃完饭，郁达夫脱下鞋来，从鞋底掏出一张钞票付账，并且告他：“钱是最脏的，所以放在鞋里。”
高长虹对父亲的影响是重要的，他把父亲引进了文学领域，使父亲对文学的爱好得以发展。1942年父亲的小说《大雾》的单行本在桂林出版。
继后在里昂做工三年，受了许多事实的教训，逐渐发现自己没有创作的能力。这并不是自馁，实因一个作家，需要有严肃的生活，渊博的学问，以及颖脱的资质，我既不能具备这些条件，遂决心抛弃了文学，研究历史，不觉已快十三年了。
父亲曾出版和发表过一些文学作品，如：散文集《波动》、《夜烟》，中篇小说《大雾》，文艺理论《文艺杂感》等。后来，他从文学转而从事史学，他的史学论著写得十分灵动优美，一点也不枯燥，这和他早年的文学功底有关，实际上文史是不分家的。
父亲出国之后，1926年4月，高长虹和狂飙社成员移师上海，在上海有了更大的发展，出版了《狂飙丛书》。1928年4月成立了狂飙出版部，出版过6种丛书35本图书，编辑了5个刊物，出了36期。
高长虹在狂飙社解体后，1929年，东渡日本，大约是在1932年前后，他曾到瑞士寻求父亲帮他治病，父亲也在经济上援助过他。高长虹1937年回国后，参加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先到武汉，再到重庆，1942年到延安。1946年从延安到东北解放区，大约在1954年因病逝世于东北沈阳。
（摘自《阎宗临传》，三晋出版社2014年1月版，定价：4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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