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在1917年收到了北京大学的邀请，请其出任北大教职。此事在王国维的书信中有所记载：“前日蔡元培忽致书某乡人，欲延永为京师大学教授，即以他辞谢之。”此信中所提到的“某乡人”，指的是王国维的旧时同窗，时任北大教员马衡的长兄马幼渔。王国维表面上称“辞谢”，实际上却以此先后与罗振玉、沈曾植二位商议。
沈曾植对此持赞同意见，他认为：“其如有研究或著述事嘱托，可以应命。”同时认为王国维“可乘此机北行作二月勾留”。但是王国维内心深处有一个绕不开的坎，那便是在张勋复辟之时，王国维与北大立场迥异，陈独秀等人都极力反对复辟，此事可作为解读王国维内心世界的一个注解。
到了1924年，王国维已经辞去北大通讯导师，和北大处于若即若离的地步，当时日本人准备利用庚子赔款在北京筹办国学研究所，而北大想在此基础上推荐王国维担任所长，可见北大对于王国维的尊重，王国维也曾经在致蒋汝藻的信中告知此事：“东人所办文化事业，彼邦友人颇欲弟为之帮助，此间大学诸人，亦希其意，推荐弟为此间研究所主任（此说闻之日人）。但弟以绝无党派之人，与此事则可，不愿有所濡染，故一切置诸不问。大学询弟此事办法意见，弟亦不复措一词。观北大与研究系均有包揽之意，亦互相恶，弟不欲与任何方面有所接近。近东人谈论亦知包揽不妥，将来总是兼容办法。兄言甚是，但任其自然进行可耳。弟去年于大学已辞其脩，而尚挂一空名，即以远近之间处之最妥也。”
王国维最终还是在马衡的牵线下与北大有过短暂的结缘。在1923年之时，蔡元培还曾经多次前往王国维在上海的居所造访，双方走动频繁：“4月26日，往爱俪园。访王静安住处不得，但知其仍往园中授课，因投以一函，嘱约期晤谈，拟借《隶缜》，并托购日文《陶偶录》。”“4月29日，王静安来。”“5月1日，看静安。彼对于西洋文明很怀疑，以为不能自救（因我告以彼等已颇觉悟），又深以中国不能防止输入为虑。我询以对于佛学之意见，彼言素未研究。询以是否取孔学，彼说大体如此。彼以为西人之病根在贪不知止。彼以为科学只可作美术观，万不可应用于实际。”王国维斯时与北大的关系，于此可见一斑。
但时隔不久，由于北大考古学会在报纸上发表了《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一文，此文以极为急促的语气，指责皇室破坏古迹。对于王国维而言，皇室乃是其生命精神之寄托，辛亥革命后其对于清室的感念便可说明，指责皇室，无异于对王国维的羞辱。因而王国维立即去信沈兼士、马衡，提出强烈抗议：“昨阅报纸，见北京大学考古学会《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不胜骇异。大宫山古迹所在地是否官产，抑系皇室私产；又是否由皇室赏与洵贝勒，抑系洵贝勒自行购置，或竟如《宣言书》所谓强占，均有研究之余地。因洵贝勒之毁坏砖塔，而即谓其占据官产，已无根据；更因此而牵涉皇室，则尤不知学会诸君何所据也？至谓‘亡清遗孽，擅将历代相传之古器物据为己有’，此语尤为弟所不解。”
王国维继而指出：“又优待条件载民国人民待大清皇帝以外国君主之礼，今《宣言》中指斥御名至于再三，不审世界何国对于外国君主用此礼也？诸君苟已取消民国而别建一新国家则已，若犹是中华民国之国立大学也，则于民国所以成立之条件与其保护财产之法律，必有遵守之义务。况大学者全国最高之学府，诸君又以学术为己任，立言之顷不容卤莽灭裂如是也。”同时表示：“二兄素明事理，于此《宣言书》竟任其通过发表，殆偶失之不检，故敢以意见陈诸左右。”
此外，王国维还写道：“弟近来身体孱弱，又心绪甚为恶劣，所以二兄前所属研究生至敝寓咨询一事，乞饬知停止。又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名义，亦乞取消。又前胡君适之索取弟所作《书戴校水经注后》一篇，又容君希白抄去金石文跋尾若干篇，均拟登大学《国学季刊》，此数文弟尚拟修正，乞饬主者停止排印，至为感荷。”王国维与北大，就此决裂。
王国维与北大的关系，表面上看，终结于北大方面对于清室的冒犯，更为深层的原因，恐怕是王国维对于北大所代表的新思潮的难以认同。虽然王国维出于私谊与北大有过短暂的结缘，但是对于以北大为大本营的新思潮的泛滥，始终颇有微辞。
王国维在1919年致罗振玉的信中，坦言新思潮之危害：“宋瞽与时局亦稍有合符，惟新思潮之祸必有勃发之日，彼辈恐尚未知有此，又可惜世界与国家却无运命可算，二三年中正未知有何变态也。”时隔一年的1920年，王国维在致日本学人狩野直喜的信中，再次谈到新思潮之危害：“世界新潮澒洞澎湃，恐遂至天倾地坼。然西方数百年功利之弊非是不足一扫荡，东方道德政治或将大行于天下，此不足为浅见者道也。”
王国维对于新思潮的恐惧乃至对于东方文化的信念，与他的学术抱负政治抉择，互为参照。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他与蔡元培、马衡诸人不无私交，但是对于他们身后的北大以及其所标示的新思潮的大本营，始终望而却步。他与北大关系的脆弱，也是他本身徘徊于清室与北大这一旧一新的两个象征性事物之间内心的矛盾使然。
虽然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时一再强调大学乃是纯粹研究学术之机关，但在王国维看来却没有那么简单。溥仪被逐出宫之后，王国维所谓南书房行走一职有名无实，但他却依然随侍溥仪左右，曾经的北大同仁胡适在顾颉刚的劝说下，力荐其去清华国学院任教，王国维一再犹豫，其中的缘由，恐怕也与北大一事在其心中留下的阴影有关。
（摘自《王国维与民国政治》，九州出版社出版，定价：5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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