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社会的四大要角——大陆、香港、台湾、澳门——之间的种种对比,充满了兴味。就以近百年而言,各自经历不同文化的影响:马列主义于中国大陆,英国于香港,日本于台湾,葡萄牙于澳门。
海峡两岸的同与异
大陆民众所接收的信息,是身为一个大国国民和世界公民,所该累积的数据库。
在大陆生活,看中央电视台十余个频道,涵盖新闻、戏剧、音乐、文化、科技、体育、少年等等的节目,是很有趣的经验。新闻报道里,不同的领导人到世界各地访问,或在国内接见来访的各国政要;海军派出船舰,到非洲外海巡弋护渔;驻联合国代表在安理会里合纵连横,如此等等。晚间新闻过后,有时事对谈,除了邀请专家,主持人还立即连线驻叙利亚、南非、南美洲、北欧等地的特派员,深入解析当地局势发展。耳闻目见,中国内地的崛起,已经不是疑虑或预言,而是事实。大陆民众所接收的信息,是身为一个大国国民和世界公民,所该累积的数据库。相形之下,台湾的新闻频道很多,但是内容狭隘,地域性色彩浓厚。新闻过后的谈话性节目,是关于遭外星人绑架、日籍旅客殴伤出租车司机等等,津津有味而乐此不疲。两相比较,对于国民信息和视野的影响,相去真是不可以道理计。
当然,考虑大陆和台湾的各种主客观条件,这种差异不是偶然,而是时势所趋,理所当然。台湾,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开罗宣言”的签署国之一,也早已不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之一。在历史长河中,台湾所经历的轨迹,不妨驻足而稍稍回顾。
二十世纪前后,对于台湾而言,有几个重要的时点清晰可见:1895年甲午之战后,中(清朝)日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把台湾移交 (归还)给中华民国。1949年国民党政府内战失败,200万军民渡海抵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宣布“协防台湾”, 使台湾“免受大陆的军事威胁”。
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台湾的经济快速发展,中产阶级形成,要求更多权利;1987年国民党宣布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开始大幅度民主化。2011年,在“九二共识”和“两岸直通”的基础上,正式签订“经济合作框架协定”。两岸交流日益密切,彼此合作互惠、共存共荣,已经是不可逆的走向。
尽管两岸关系稳定发展,渐入佳境,对台湾加分的效果逐渐显现,台湾内部意识形态之争,还停留在“爱台卖台”、“本土外来”的口号激情里。连带的,公共政策推展不易,经 济发展停滞,处于一种狭幅的格局。
放眼望去,和大陆相比,台北(整个台湾宝岛)呈现出一种安和乐利、优雅休闲、从容不迫,但也不思进取的生活步调。
我曾利用学期休假,访问大陆几个法学院,讲授一门密集课程:法律经济学。三个学校都是名列前茅的大学,各待四周,所见所闻稍有所感。
第一站是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值得一提的是,近四十个学生里,有十五位是第一届“法特班”的学生——由大三几百位学生里,甄选出优秀同学,跳过大四直接读研究所。
第二站是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学院依山而建,环境幽雅秀丽,很适合安心读书做学问。然而,法学是社会科学,要由人群生活里汲取养分,离世索居,有点冷清,有时被尊称为“光华佛学院”。学院冠名光华,是因为台湾的润泰集团捐赠两亿人民币,成立基金,挹注办学。
研究生里有几位是“本科直博”,是由大学生中筛选优秀人才,直接攻读博士学位。院长罗卫东教授,是一位经济学博士。放眼全中国,在法学院任职的经济学家,他很可能是第一位。
第三站的吉林大学位于长春,是东北三省的学术重镇。法学院历史悠久;大陆几百所法学院里,吉林大学法学院的排名一直在前五六名之内。而“文革”时期, 整个大陆只有两个法学院继续招生,一所是北京大学,另一所就是吉林大学。
有几点感想值得记下,也值得稍作引申。首先,课程弹性安排,四周内上完;以我所知,台大可能就没有这种弹性。其次,不论是大三直升硕士班,或大四直接读博士班,都是突破性的做法,反映了教育方式上的弹性,也反映了大学本身的自主性。
要怎么收获“两岸共赢”
当尘埃落定,一切趋于稳定时,两岸交往,必然是一种互蒙其利、唇齿相依的关系。
两岸三地之间的点点滴滴,有些如造化弄人一般,令人哑然失笑;有些则是暗含机运,可以见机而作,乘势而上;当然,也可以视而不见,过眼烟云。
和台湾相比,无论在法治、专业程度、敬业精神上,香港都超过台湾。另外,台湾和大陆的爱恨情仇要复杂得多。然而,因缘际会,经过几十年的“对峙”,大陆同胞从小朗朗 上口的“宝岛台湾、阿里山、日月潭”,曾几何时,竟然变成每年以亿万计的观光商机;甚至,单单是“陆客”这个概念,已经把台北的房地产,往上推抬了好几成。
有趣的是,经过近十余年的发展,两岸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时至今日,在大陆工作、生活、求学的台商、家庭或学生,已经超过230万人,是台湾人口的十分之一。然而在两岸关系上,台湾社会的各个部门的步调不一、快慢有别,可以理解。可是,对老百姓而言,与其等台湾政府部门进两步退一步,不如在时代的变局中,顺势而为。具体而言,由地理位置、历史渊源、文化语言等因素着眼,再考虑近年来发展的速度,两岸未来的关系,无须水晶球就可以判断。长远来看,当尘埃落定,一切趋于稳定时,必然是一种互蒙其利、唇齿相依的关系。
台湾和大陆在规模幅员上,如同是戴维和巨人,差距悬殊。这意味着,台湾对大陆的依恃程度,要大于大陆对台湾。有一些蛛丝马迹,已经可以见微知著,除了台商,台湾的演艺人员、作曲家、画家、作家,已经慢慢“登陆”,在更大的舞台和市场上,渐渐发光发热。
魔术家刘谦,是一个耀眼的例子。如果他留在台湾,大概就是在夜店、庆生会、尾牙等场合讨生活的打工仔。因缘际会,他在大陆成为万人迷,广收门徒,成为巨星。可是到大陆发展的台湾同胞,包括刘谦在内,都是在离开学校、进入社会后,靠自己一番摸索前进,所耗费的时间,所经历的波折,可想而知。
相形之下,比较好的做法,是在读大学时,就透过校际合作,到大陆游学一个学期或一学年。不是走马观花,而是透过正常的生活和学习,深入了解大陆的脉动。而且,只要伸个触角、张大眼睛、打开心胸,充实自己的数据库,无论毕业后何去何从,大陆经验都将是可观的资产。
由于台湾政坛上的蹒跚倾轧,台湾的公立学校不容易大幅度推动学生“登陆”游学;然而,私立学校束缚较少,刚好运用优势。任何一所台湾的私立大学,如果在四年课程中,能让学生在大陆学习至少一个学期,甚至到众多台商的工厂实习,对学生的竞争力,显然有相当的加分作用。这么做的学校,想必会得到学生家长的支持,在台湾日益艰困的大学招生战里,可望独树一格地杀出血路。
化“古老”为神奇
两岸透过老祖宗文化资产上的交流,反而容易形成友善的对话,共存共荣。
香港城市大学,我曾两度造访授课。学校里有一特殊单位,名为“中国文化中心”。这个中心编制教材,而且提供诸多相关课堂,学生毕业前必须修习四学分。我十分好奇,华 人文化悠久丰饶,可是,在传统文化和现实生活之间,如何跨越时空,作有意义的联结呢?
无论在智识或实务上,这个问题都很有挑战性。可是,虽然我曾记下困惑,却一直找不到着力点。有天参观一家公司,有台湾规模最大的数字输出设备,很多大厦外的大型广告、捷运站墙壁上的幾米漫画等等,都是这家公司的产品。负责人介绍作业流程,指着天花板上整面的罗马壁画,说道:“如果能取得(台北)‘故宫’的授权,把国画先数字化,再整体输出,相信会得到很多消费者的喜好。”当时我脑中灵光一闪,“答案在此”!
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公认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博物馆之一。如果能透过授权,把收藏转化为各式产品,成为现代生活的一部分,将是重大而极有意义的工程,而且在文化传承上有里程碑地位。近两个世纪以来,和欧美文化相比,华人文化有断层的危机。八国联军、中日甲午之战、八年抗战、 国共内战、“文化大革命”,这一连串的波折,对华人文化的延续造成重大的残害。因此,如果能借着台北故宫的收藏,透过文创产业的发展,就有可能修复并找回某些已经消逝的文化基因。
当然,台北故宫收藏的市场化和现代化,涉及的部门和层级很可观,所牵动的社会资源也非常广泛。以大学而言, 首当其冲的,是和规划设计相关的系所;透过教学和习作,他们能培养出一批批的人才,把台北故宫的收藏转化为各种生活用品。其次是电子信息科系,不但可以参与台北故宫典藏的数字化,还可以协助材料鉴定等流程。还有,针对商品的市场化,商管等科系可以提供课程,使产品有更充实的文化含意。一言以蔽之,以一个具体的目标为指导原则,可以 具体务实地设计课程、培养人才。
除此之外,“故宫典藏商品化”的政治意涵,自然也该考虑。纯粹由经济的角度着眼,在商言商,就像开发地底下的矿产石油一样,把台北故宫收藏看成是一种资源,当然值得 利用。另一方面,大陆在世界各地广设“孔子学院”;相形之下,“台湾书院”在内容和吸引力上,都相形见绌。然而,如果以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典藏为基础,发展出相当规模的“华人文化产业”,那么,就文化传承而言,台湾将不但有正统的繁体字、唐宋元明清以降的文化内容,还可以和大陆互通有无,共同传承和发扬华人文化。
事实上,只要经过几年的努力,一旦台湾发展出“故宫典藏现代化”这个产业,自然会吸引众多大陆学生来台学习;而且,显而易见的,台湾将成为华人文化的中心之一,吸引大批欧美等外籍学生。此外,在现实的政治上,两岸之间还有诸多疙瘩纠结不清,透过老祖宗文化资产上的交流,反而容易形成友善的对话,共存共荣。
(摘自《优雅的理性》,东方出版社2014年1月版,定价:4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