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时隔36年，蒋介石再次回到故乡度过春节。然而……
徒离忧
1949年4月25日蒋介石离开时的那一刻，阴霾堆积，雾霭中弥漫着温润的草香。曾有人信誓旦旦地说，那天清晨，天蒙蒙亮，他就看见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坐着一条小船，摇到剡溪南岸。父子俩一前一后在刚刚砌好的石阶上走走停停，不时望一眼北岸的家。那时，三里长街上还鲜有行人，各种杂货店尚未开门，据说父子两人在雾气中走了很久。到了上午，又有人在白岩山的鱼鳞岙看到蒋介石父子的背影——鱼鳞岙埋葬着蒋介石的母亲——他们正离开墓庐，往飞凤山山顶而去，那里是俯瞰溪口的最佳角度。下午三点，溪口人最后一次见到蒋介石，他从宗祠里出来，面色凝重，一路走到武陵门，已经有车在那里等候多时。家族中一个老人禁不住问他，瑞元，这次你何时回来？蒋介石愣了一下，勉强露出笑容，伸出三个手指。
这一天，蒋介石没有回丰镐房（蒋介石的祖屋），他在那里长大，他的寡母在那里去世，他的发妻在那里被日军的飞机炸死，而蒋经国则在那里出生直到长成少年。蒋经国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本想再到丰镐房探视一次，而心又有所不忍；又想向乡间父老辞行，心更有所不忍。盖看了他们，又无法携其同走，徒增依依之恋耳。终于不告而别。天气阴沉，益增伤痛。”他没有像父亲那样为还乡留存最后的希望，他在日记中重重写下11个字，“何时重返家园，殊难逆料矣！”
下午，在宁海县象山湾，在登上“太康号”舰船之前的那段风光秀美的水道上，几个撑竹排的村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蒋介石。
众神的骄纵
和所有旧式的英雄一样，蒋介石笃信别有深意的预兆。
1922年第一次被逼下野时，家乡雪窦寺方丈朗清为他所占的卦文——“飞龙在渊，腾骧在望”，朗清告诉闷闷不乐的蒋介石，此卦大吉，正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蒋介石起初也只是将这则卦文视为一句慰藉，毕竟，自己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却在亲临北伐战场指挥徐州战役时遭到孙传芳伏击，全军惨败，大失人心，更兼桂系趁机逼宫，权力斗争错综复杂，下野已是在所难免。因此他才会当晚辞职后就离开南京，次日在上海正式发布下野宣言，后又马不停蹄地往故乡赶，追不及待地脱下军装，换上长袍马褂。参加革命以来，这次打击是空前的，并且缺乏回旋的余地。
然而，那一次他却真的像卦文预言的那样，很快化险为夷。短短几个月间，他不仅重掌兵权，而且被推举为党内魁首。战场上的惨败，反而将他迅速推向权力的巅峰。
蒋介石不能不笃信并迷恋这些诸如“飞龙在渊，腾骧在望”的暗示，这些暗示支撑着他。他自称从小在梵音中长大，他的外祖母、母亲与发妻都是虔诚的佛教徒，母亲王采玉出嫁前，甚至还有过一段出家的经历。蒋介石一直记得儿时的情景：“中正课余假归，侍外王母与先妣于冬日爱堂中。中正读，先妣织，外王母念佛，机声、梵音与书句相唱和，此情此景，仿佛犹在目前。”此后，他一直逢庙必拜，尤其是他的故乡的所有重要庙宇，他相信他能够在焚香礼拜时获得启示，他始终在等待这些来自命运的低语。
人生的离奇际遇蛊惑着蒋介石，直至暮年，他自称，终于习惯于将所有险境都当做磨砺，把所有失败都当成更大成功的伏笔。
他越来越相信，一定有一些神秘的力量在暗中引导着自己，只需遵循它的指示，就一定能溯游到彼岸。他一次又一次侥幸地成功了，一直到1949年。
这一次，蒋介石再次下意识地希望寻求命运的暗示。蒋介石以引退缓解剑拔弩张的局势，他回到溪口。在故乡的最后几个月里，蒋介石再次希望获得神启，他扫祭了所有先祖的墓地，拜遍了周边所有重要的寺庙，离开溪口12天以前，他甚至重回石窗岩洞，在狭小的洞里徘徊了长达45分钟。这是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的他被追捕时在故乡找到的藏身之地，那时，他还被视为一个高贵的革命者，无畏的死士。他仍然试图像36年前那样再次渡过困厄，化险为夷。他过于相信那个逼仄的洞口，甚至胜过相信自己。
佛家后裔，基督门徒，除此之外，蒋介石还将自己视为忠实的儒家弟子。旁人时常难以理解蒋介石何以能有如此分裂的信仰，然而，这似乎并没有成为困扰他的难题，他完全可以像治理国家、管理麾下将领那样妥善地解决好孔子、佛祖和耶稣之间的关系。
多变的信仰最终没能拯救蒋介石。
年关
在故乡的最后一个除夕，蒋介石过得不算惨淡，却也说不出的寂寥。溪口的故人们，大多已经过世。1949年除夕夜，来陪蒋介石喝酒的同乡，只有老相识毛颖甫和王良鹤。然而，他们处处保持着对他的恭敬，小心翼翼，他们甚至称晚辈蒋经国为“经国兄”，蒋介石每次举杯，他们都躬下身来带着些谄媚客套的微笑。蒋介石应该知道，尽管正身在家乡，他却永远无法回去，家乡只应存在于记忆之中。
蒋介石上一次在溪口过年，已是36年前的事情了。那时他依然踌躇满志，是同盟会的少壮派，以革命者自居，热忱地希望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整个国家的民主与自由；那时他的身边还有亲人环绕，慈母在堂；那时生活还是一件极其简单的事情，容不下那么多的猜度、争斗与背叛。
此时，母亲王采玉早在28年前就已去世，正妻毛福梅则在6年前被日军炸死，他最敬重的姐姐蒋瑞春，已于两年前下葬。此时，甚至连宋美龄也不在他身边，她正在大洋彼岸遭受美国盟友的沉默与冷眼。没有人知道，62岁的蒋介石是否会在此刻想起多年前他与宋美龄所打的一个赌。那次他们坐车赶回溪口，宋美龄与蒋介石打赌，看谁先看到寿峰塔——多年以来，它一直是蒋介石故乡奉化的象征。车近奉化地界，两人都目不转睛地探头张望，半晌，蒋介石孩子般兴奋地喊道，我看到了！我赢了！宋美龄却淡淡地回了一句，我早已看到，只是为了让你高兴，才让你说。
人生总是经不起回望与对比，此情此景之下，在家乡过年，于是显得愈发不合时宜。和中国历史上的很多君主一样，那些曾与他并肩度过青春时光的人，要么死去，要么反目，或者即便在一起也终究存在隔膜。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在政治的容器中，被迫掺杂着使命感和权力欲，混合着公心与私德。于是，权力与荣耀越大，人也变得越复杂，越孤单，生命变成一场面向深山的探险，越往幽闭处走，风景越是殊绝，与此同时，也就愈发寂寥恐惧。
1949年的除夕之夜，胜负尚未定判，蒋介石相信仍有卷士重来的机会。唯一不和谐的声音，是十几个小时前“太平轮”在前往台湾途中遇难，这艘船上超载的公文、史料以及大批财物，都沉入舟山群岛海底。这对笃信命运的蒋介石而言，无疑是一则不祥的预兆。
更不祥的预兆出现在10天后。毛泽东以胜利者的姿态第一次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他的背后印着四个手写体的汉字——“民主统一”。
失而复得的儿子
战败的消息如同永不停歇的暴风雪，夜以继日地涌向溪口，这一年，蒋介石唯一的慰藉，大约是蒋经国能够陪在身边，并且已能独当一面。而仅仅在十多年前，他还不敢抱这样的奢望，他甚至一直怀疑，自己会彻底失去这个儿子。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向前来调停的周恩来“微露思子之意”，经过周恩来的斡旋，阔别中国长达12年的蒋经国，终于与妻儿一道，从苏联踏上归程。
1937年4月27日，是蒋经国的27岁生日，蒋介石在溪口迎接儿子。他在“西安事变”时跳墙摔伤，仍未痊愈，再见儿子，悲喜交集。为了抹平蒋经国在苏联12年的记忆，蒋介石把他留在自己所住的乐亭之下的小洋房读书，这次着重布置了《曾文正公家书》和《王阳明全集》以及孙中山的著作。父子之间直到此时才终于学会了如何相处，并开始步调一致。
1949年4月5日，蒋介石在溪口为蒋经国庆祝40岁生日，父子在一起戮力与共的12年，终于战胜了蒋经国独自在苏联的12年，“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儿子”又变回“蒋介石的儿子”。
山雨欲来
失败已经无可避免，内心的不安也越来越明显，安眠药救不了失眠的蒋介石，就像来自美国的飞机与军火也拯救不了政府日渐流失的威严，一切努力注定徒劳。
2月22日，蒋介石再次赶赴葛竹，与外婆家族的亲友们告别。他冒雨最后一次为外公外婆扫墓，并告诉两个舅舅，如果战败，以后想去五台山修行。
国共之间的谈判，仍在艰难地准备。张治中两次赶到溪口，征求蒋介石的意见。第一次，蒋介石仍对谈判抱有希望。等到张治中第二次来溪口时，蒋介石已经意兴阑珊，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张治中以其即将赴平，特于昨日电呈父亲，要前来溪口，当面报告政府所定和谈腹案。父亲说‘他来不来无所谓’。今天他竟然到溪口了。父亲对他态度非常冷淡，只邀他游览溪口的风景。”
蒋介石此时已经沉溺于离愁别绪之中，进行着漫长的告别。毕竟，有那么多盘根错节的家族关系需要打理，有那么多往事与牵挂需要铭记。他赶到小盘山，在先祖蒋宗霸曾经出家的弥陀寺徘徊良久，他给住持果证留下两千斤谷钱、十丈白布，希望他日后能帮忙照看祖坟，定时祭祀。除了自己的直系祖先，奉化的许多村子，只要有蒋氏宗祠，他都会赶去祭拜，与那些素不相识的各族族长、房长、管账交谈，合影。
在溪口的最后两个月，蒋介石开始雇人夜以继日地临拓母亲墓庐里的碑文。这些石碑都无法带走，他已经失去亲人，并且即将失去故土，他不能再失去这些与怀念相连的唯一的脐带——孙中山所撰的《孙大总统祭蒋太夫人文》、蒋介石自撰的《先妣王太夫人事略》和《哭母文》以及来自中央机构的《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奖慰蒋中正同志文》和《国民会议慰勉国民政府蒋主席词》。这些碑文有的出自谭延闽、于右任和蔡元培的手笔，他们落笔时，蒋介石还是一个在党内被寄予厚望的青年才俊，现在，他已经被视为一个保守而乏味的老人。
他一直热衷于为家族修谱，热衷于亲自界定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1931年第二次下野回溪口，他就专程赶到葛竹外婆家，为了王氏家族重修宗谱而拜见族长，查阅旧谱；第二年，他在庐山牯岭写好王氏家族族谱序言；1948年溪口蒋氏家族面临30年一度的续谱，蒋介石更是义不容辞。早在1943年，为了纪念母亲八十冥辰，他就让蒋经国派人秘密潜回被日军占领的溪口，带出蒋氏宗谱，辗转送到重庆，他自己“三复循诵，几忘寝食”。抗战胜利，他开始筹备此事，整理出许多对旧谱的疑问，交给国民政府政务局局长陈方，要求查阅史料，给予答复，陈方的秘书沙文若（沙孟海）代办的答复，让蒋介石大加赞赏，将他聘为编纂。1947年清明，蒋介石回乡扫墓时继续与族长、房长、管账商讨，并亲自撰写宗谱中关于自己的条目，包括粉饰一些疑难问题，例如发妻毛福梅的名分。既不能抬高毛福梅触怒宋美龄，也不能辜负毛福梅，蒋介石为此煞费苦心，最终，他竟以寥寥数字解决了这个问题：“民国十年出，为慈庵王太夫人义女。”他顺势将二人的离婚时间从1927年一直向前推到1921年，那时他的母亲仍然在世，可以收媳妇为义女；同时，宋美龄也不至背负扰乱蒋介石婚姻的恶名。1948年年底，溪口蒋氏宗谱修成，蒋介石正深陷战局，只得派蒋经国回乡主持仪式，那时他还不知道，仅仅一个月后，自己也要重返故乡，带走这套沉重的宗谱，并用以后的岁月一字一句地反刍。
最终的离别还是在等待中迅速逼近。4月21日夜里，蒋介石与蒋经国在武岭学校的大礼堂看戏，蒋经国出门接了一个电话，蒋介石闻讯后迅速离场。礼堂内的其他人此时还不知道解放军强渡长江的消息，然而这场戏还是尚未演完，就仓促散场。
第二天，蒋介石赶到杭州，与李宗仁、何应钦等人会谈，成立“非常委员会”。次日，他又匆匆赶回溪口。4月24日，送走了媳妇和四个孙子、孙女之后，蒋介石让蒋经国传令给一直在待命的“太康号”舰长黎玉玺，明日启程。他甚至也没有告诉蒋经国他们要往哪里去。当天夜里，蒋经国独自回到出生并长大的丰镐房，最后一眼在他的记忆中“冷落非常，触景伤怀”。
溪口在历史中的使命，至此告一段落。26年后的清明节，蒋介石在台湾去世，他在遗嘱中一再叮嘱，等到国家统一，一定要将遗体运回故乡溪口安葬。临终四年以前，他收到了相恋多年又终究遗弃的红颜知己陈洁如的绝笔信：“三十多年来，我的委屈唯君知之，然而，为保持君等家国荣誉，我一直忍受着最大的自我牺牲，至今不肯为人利用。”当日为了与宋美龄结婚，迫使陈洁如与他分手，蒋介石曾发下毒誓：“我答应自今年起的5年之后，与洁如恢复夫妻关系。如我违背誓言，任凭佛祖罚我和我的南京政府；如我在10年或20年内不履行我对她的义务，任佛祖毁灭我的政府，并将我永远放逐国外。”这句漫不经心的誓言，居然一语成谶。
（摘自《27站，中国近代史之旅》，金城出版社2014年3月版，定价：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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