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回乡，都得听父母絮叨：亲戚或街坊，谁死了，谁重病缠身，命不久矣。我常常一脸漠然，心想这与我何干呢。然而事后，尤其是无端想起这些已经冷却与即将冷却的名字，心中总不由一惊。原来他们与这个红尘颠倒的世界的联系，只剩下我们的回忆；原来他们的生命，还不及一个残存的意象那样生动。将一些人和事记录下来，我不奢求借此而流芳，我只想证明，他们曾走过这片土地，走过春天的繁花秋天的冷月……
憨夫子
“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憨夫子微闭双目，手舞足蹈。他的吟咏时而高亢，时而沉郁。我从梦中惊醒。
憨夫子姓何。不过街坊似乎都忘了他的尊姓。自打我记事，所见诸人，不是称他“憨老师”或“憨夫子”，便直接呼他“老憨”。父亲说，老憨生具异相，双眼白多黑少，五岁才会叫爸妈，人家孩子流口水，那是看见了鱼肉，他流口水，那是看见了书，因此他从小就被街坊称作“老憨”，叫了这么多年，谁还记得他姓什么呢。
憨夫子的事迹，滋养了我们贫乏的童年，熟识他的人，都能说道一二。而且这些事迹，都与他的憨有关。譬如他一边烧锅，一边看书，不仅把饭烧煳了，还将自己的布鞋当柴火塞进了熊熊火中；他给女儿喂红薯稀饭，喂到一半，诗兴大发，便去挥毫泼墨，待诗写好了，回头一看，那半碗红薯，却落入了邻家的狗嘴里，自此女儿再也不让他喂饭。
这些都是寻常事——其实认真说起来，憨夫子绝非什么异人。他的生平，清白如吾乡的手磨豆腐：贫家出身，师范毕业，中学教书，娶妻生女，与世浮沉。他所异于常人之处，一是爱书成痴，二是爱诗成魔。不想这吟风弄月的嗜好，最终殃及他的教师生涯。他教了十五年高中，因爱在课上谈诗词曲赋，为家长所检举，称其不务正业,耽误了学生高考，缘此罪名，被学校从高中部贬到初中部。然而他不知改悔，仍旧给一脸懵懂的初中生讲格律，谈平仄，校长闻后大怒，遂禁止他登台授课，发配到阅览室看门。这在吾县的教育界，同样是一桩谈资。
父亲与憨夫子自小相识，曾有意请他为我发蒙，为奶奶所阻止,说怕传染了他的憨。后来父亲拿我的作文请他指正，他大喜，送了我一本《唐诗三百首》。我读高中，恰巧是他在高中部的最后时光。他实在不太擅长讲课：一口乡谈，笨拙至极；自说自话，丝毫不顾学生的感受。他最得意讲古诗文，讲廉颇蔺相如，便抱上一摞《史记》；讲杜甫诗歌，便高举《杜诗镜铨》……他在台上顾盼神飞，台下一片窃窃私语。知音少，弦断有谁听，他的叹息穿越了那仓皇的三年。
上大学之前，我去他家辞行。时值炎夏，他正伏案读书，奔腾的热浪使他破落的书房愈发逼仄。他老了，瘦骨嶙峋，脖子漫长——后来我读余光中写一个人的瘦，“瘦得像耶稣的胡须”，眼前便浮现黑而瘦的他。他见我来了，十分高兴，二人坐定，却相对无言。
张麻子
青林渡的鱼行老大是个外乡人叫张麻子，大概在1995年前后，搬到南巷，租房恰在我家对面。他有两儿一女，其女彼时虽年幼，却是美人坯子，一双丹凤眼，顾盼神飞，一笑百媚。街坊偶尔取笑他：“张麻子，这丫头是你亲生的么，你这模样，只能生出老母猪。”他从不生气，反而纵声长笑，得意非凡，说他这老闺女，若生在古代，起码可以当贵妃！
其实张麻子五官端正，并不丑陋，只是肤色太黑了，用彼时我们最爱听的单田芳老师的话讲，“面如锅底，黑中透亮”，那两只牛眼瞪起来，直如丧门神。令人好奇的是，他这么黑，怎么会有麻子呢。张麻子酒喝多了，便给我们解感，说他脸上的麻子，不是黑麻子，而是白麻子，算命先生刘瞎子说过，这是富贵之相。我们乐不可支，遂大胆走近他的酒桌，去数他脸上到底有多少白麻子。
除了白麻子，张麻子身上还有一大特色，其左手小指，仅余半截。原来他早年嗜赌，不仅负债累累，还面临家破之虞。在拖儿带女准备回娘家的妻子面前，他立誓戒赌，为表决心，用菜刀斩下了半截手指。他对我们说，现在一见麻将牌九，早已结疤的小指还会隐隐作痛。
我从未见过张麻子下水捕鱼，然而他在鱼行，却是摊位最好、生意最火的鱼贩子。他买鱼卖鱼，从不缺斤短两，处事公道之外，更兼为人热忱。
然而张麻子虽有富贵之相，却无富贵之命。鱼行二十年来太平无事，他只当了半年，便碰上城管部门整顿市容，鱼行首当其冲。协议不成，竟而大打出手，这在一向尚武的吾县，当时只道是寻常。张麻子用秤杆戳伤了一位执法人员的眼睛，再加上他是领头羊，遂因扰乱公共秩序，拘留十天。
十天后，张麻子走出拘留所，迎面扑来了三大噩耗：曾经繁华的鱼行被夷为平地；他打伤的那位城管，病情恶化，转到上海手术，需要他支付巨额费用；生具贵妃相的女儿，因家中忙乱，无人看顾，在十字街口被车轧死，肇事车辆逃逸无踪。
一夜之间，正值壮年的张麻子头发白了大半，覆于黑脸之上，无比残酷。
他像一条被搁浅的鱼，却来不及悲伤，强打精神，一家一家登门借钱，以筹医药费。从我家借了一千，父亲深知他为人，未打欠条。
不久，张麻子一家忽然消失，据说是深夜迁徙，谁也不知去向。借钱给他的债主纷纷怒骂，就连一向老实的父亲，都痛恨自己看错了人。
2001年，临近除夕的一天，父亲早起开门，看见张麻子的长子站在漫天冰雪之中，一身风尘，赶忙请他进屋，他不肯，拿出一千元，说替他父亲还债；一条烟，孝敬我奶奶，权作利息。一问才知，原来他一家夜奔，都去了上海打工，张麻子夫妇捡垃圾，两个儿子在工厂搬运，前不久，张麻子重蹈爱女的命运，遭遇车祸，死前叮嘱儿子，务必将债务偿清，否则九泉之下，永不瞑目。
当天，南巷的街坊都拿回了欠款，那是张麻子的卖命钱。
童亮
火车和酒，像两颗温柔的钉子，楔入了我与童亮的友情。
绿皮火车的行旅，是我今生最不愿触及的记忆。王晓渔兄说“火车是文学的敌人”，诚哉斯言。大学四年，我乘火车，奔驰逾万里，亲历与见闻种种，彻底击碎了我对苦难的抒情。有一回从汉口到重庆，我只买到站票，竟一路站了将近20小时，其间，我屡屡生出一种想法，不把自己当人，而视作货物，随地一扔了事，然而我终究没有勇气，放弃人之为人的脆弱尊严。
大一寒假返乡，我的火车噩梦才刚刚开始。那一节车厢，近一半是西政的同学，上车伊始，众人吆五喝六，谈笑风生；列车开到安康，闷罐一般的车厢渐渐陷入沉寂，我收起手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伸了个懒腰，发现斜对面有一双眼睛，在灯火明灭之间，粲粲若星，仿佛在坚持什么。他见我起身，冲我一笑，寒光一闪，他的牙齿整齐而雪白。
我记得他叫童亮，此前见过一次。这厮油头粉面，唇红齿白，皖北人大多质朴而沉毅，童亮置身其中，相当异类，像一个常年流连于声色犬马的公子哥，并不为我们这些乡土的草根所喜。
此刻我们是无法入眠的难友，便顾不了旧时的成见。我招呼他走到车厢的尽头，装模作样点了两根烟（其实我俩都不会抽烟），漫谈开来，冬夜在窗外飞驰，偶有冷气渗入，令人头脑凛冽。这一谈才知，我们的成长、读书历程竟如此近似，遂越说越投机，有时相视而笑，奠逆于心，顿生知己之慨。
后来才听说，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我与童亮自此订交。我们都认为，对方可以生死相托。
此后便是喝酒。青春有多长，酒就有多芬芳，我们的醉意就有多激扬。有一回我俩喝醉了，我送他回寝（12舍），他执意回送，二人相搀，一路摇晃，走到我的寝室（2舍），然后我再送他，他再送我……第二天，室友说，昨晚你至少回来了五次。我摸了摸疼痛欲裂的脑袋，忽然想起，说好我请客，却是他买单。
大三那年，我和姚一斗寄居于歌乐山中的一间地下室，黄卷青灯，闭门读书。每个月，童亮都会提诗仙太白上山。一斗不爱喝酒，我和童亮便将酒菜打包，行至山间，席地而坐，一觞一咏，飘飘然若在世外。
酒酣之际，童亮讲述他的家世。其父是一家中学的副校长，平生谨小慎微，奉公守法，有一年忽被举报贪污，有司调查，虽还他清白，其间却大吃苦头，而且从此断绝了转正的前程，他终究意难平，遂令儿子学法律，主正义。童亮的兴趣，本在所史和考古，格于父命，只得违逆志向。大学这些年，他埋头苦学，却沦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法律虚无主义者。他认为，这样的体制，个体并不能改变什么，与其投入，不如疏离。
歌乐山上，他与我相约：毕业之后，决不入公门，不向体制妥协。我们背负诺言，从此天各一方。我一直混迹于媒体，他则浪迹天涯，在深圳当编辑，在苏州做法务，后来回到安徽，竟干起了白酒销售代理。有一年我途经合肥，他从舒城赶来，高举一瓶散装白酒，说兄弟这次让你尝个鲜。那晚我只喝了三两，胸腔便如火烧，醺醺之中爬上火车，一觉睡到杭州。翌日收到他的短信，原来这玩意叫酒母，最是凶猛不过。
2008年的一天深夜，他来电，说正坐在长江厂边上，想起老朋友、老同学，想起当年与我一道纵酒狂歌，意气慷慨，“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那是他此生最快意的时光。他语音低沉，唉声叹气，我顿觉不妙，遂拿酒母一事激他，说上次不够尽兴，年底我回老家， 一醉方休。
再见他，是我奶奶的丧礼，他来吊孝。晚上喝酒，相顾却是一脸凄然。我不知他伤心什么，直到他起身，连敬我三杯，一脸愧意：他拗不过家人的意愿，只能回乡，参加公务员考试，前不久考入了司法局。他说自己背叛了青春的誓言，他说那晚在长江码头，万念俱灰，决意自杀，他说……
他的眼泪落入酒盅，渐渐弥散，消逝，不复可见，就像我们一同飞扬与蹉跎的青春。
（摘自《少年游》，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版，定价：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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