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汝霖回忆五四运动
曹汝霖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人物。从1915年到1919年，他因为参与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谈判，并主张牺牲山东铁路主权向日本借款，成为五四运动的主要讨伐对象。
据曹汝霖说，五四运动前夕，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请假回国，大总统徐世昌设午宴为其洗尘，并请国务总理钱能训、交通总长曹汝霖和币制局总裁陆宗舆作陪。
宴会期间，警察总监吴炳湘来电话报告，有一千多名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前，他们“手执白旗，标语……攻击曹总长诸位，请诸位暂留公府，不要出府回家，因学生将要游行”。
听到这个消息，曹汝霖当即表示：“今学生既归咎于我，总是我不孚众望，请总统即行罢免。”但徐世昌却对他安慰有加，并且说学生不明真相，请他不必介意。与此同时，徐世昌让钱能训向吴炳湘下达命令，要求迅速驱散学生，以免事态扩大。
宴会结束后，钱能训约曹、章二人到他的办公室稍事休息，并打电话向吴炳湘传达总统命令。随后，钱多次打电话向吴炳湘了解情况。吴汇报说，他虽然想方设法阻止学生游行，但由于“人庞口杂，颇不容易，恐他们一定要游行示威”。据说当时天安门前已聚集了两千多人，而且还有继续增多的趋势。
过了一会儿，吴总监又来电话说：“卫戍司令段芝贵表示，如果事态继续扩大，他就要出兵镇压。如果他真是出兵，我就不管了。”钱能训深知警察的职责是维护地方治安，军队的任务是对付外来侵略。因此他立刻在电话中对段芝贵说，这是“地方上事，应该由警察负责，不必派兵镇压”。但是段芝贵却回答，按照吴总监的办法，不但不能解散学生游行，恐怕事态还会进一步扩大。就在双方各执一词、争论不休的时候，陆宗舆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偷偷溜走，曹汝霖一看这种情况，也和章宗祥告辞而去。
曹汝霖和章宗祥离开总统府以后，因为没有其他去处，只好回家躲避。当汽车抵达崇文门附近的曹宅时，警察厅派来的三四十名警察已经在门口守候。看到曹总长回来，为首的警察队长立刻上前行礼，并请示如何保护？曹汝霖心中无数，便没好气地说：“这是你们的事，怎么反来问我？”警察队长知道事态比预想的更为严重，便解释说：“上司命令要文明对待，因此我们连警棍也没有带。”听到这话以后曹汝霖也很无奈，他苦笑着说：“你们看怎么好，就怎么办吧。”于是，在队长的指挥下，警察们只好找了些木板和石块将曹家大门堵上。
不一会儿，只听得外面人声嘈杂且越来越近。曹家上下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势，一时间方寸大乱。正在这时，一块石头越墙而过，砸在一位女仆身上。眼看学生就要冲进来了，曹汝霖只好躲进一间有通道的小屋子，而章宗祥则在仆人引领下藏到又小又黑的地下锅炉房。二人刚刚藏好，学生便破门而入。只听得闯进来的人们一面问“曹汝霖哪里去了”，一面将门窗玻璃、家具器皿、古玩瓷器等等砸得粉碎。后来不知什么人从车库里取来汽油，浇在客厅和书房等处用火点燃。
这时，躲在锅炉房的章宗祥看到院里起火，害怕无法逃生，就跑了出来。学生们看到他西装革履，以为这就是曹汝霖，便一哄而上，按倒就打。正在这时，一个名叫中江丑吉的日本人赶到，才推开学生将他救出。随后，警察总监吴炳湘也赶到现场，当他下令抓人时，大部分学生已经逃之夭夭。紧接着消防队也前来灭火，但东院的一排房子已经烧成灰烬。
事后吴炳湘向曹汝霖道歉，并将他们全家送到六国饭店，将章宗祥送到同仁医院。据医生说，章氏全身受伤56处，幸好没有危及要害。为此，身为交通总长的曹汝霖派专车从天津将章夫人接来，而徐世昌也把曹汝霖安置到北海附近的团城居住，并派一连士兵保护。
五四运动最终以罢免曹汝霖等人而归于平息，但是曹却认为他是替人受过，因为这一切都与当时极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有关。所以他晚年有诗曰：“八十九年一瞬间，一生事事总堪惭。惟存笔墨情犹在，留于人间做笑谈。”
李大钊之死的幕后故事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蓄着浓密胡子的李大钊看起来年龄较大，但是他当时不过30岁上下。直到张作霖从苏联大使馆把他捉出来并处以极刑的时候，他才38岁。为什么一个年轻的生命在最具活力的时候会戛然而止呢？这还要从他的经历说起。
李大钊出生不久就失去双亲，与祖父相依为命。按照当地风俗，他11岁时就与比自己大七八岁的赵纫兰结婚。第二年他外出读书，妻子不仅要替他服侍年迈的祖父，还要为他筹措学费。1905年，他参加科举考试，正好遇上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遂进入永平府中学深造。在这里，他开始接触全新的知识，并通过阅读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文章，初步了解到西方社会的情况。1907年李大钊的祖父去世，他有感于国势衰微，萌发了研究政治的想法。这一年暑假，他到天津报考了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0年，同学蒋卫平投笔从戎后在东北被俄国军队击毙。他写下“国殇满地都堪哭，泪眼乾坤涕未收。……千载胥灵应有恨，不教胡马渡江来”的诗句，表达了他对俄国的印象。
辛亥革命以后，李大钊来到北京，加入了江亢虎发起的中国社会党。该党主张恋爱自由、教育平等、遗产归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个人自治、世界大同，是一个追求理想社会的政党。但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江亢虎却与汪精卫同流合污，成了日伪政权里的一个重要成员。
1913年，李大钊在一篇短文中说“暴君歇而暴民兴，天祸殷而人祸极”，表达了他对极权政治的痛恨。他认为如今皇帝虽然下台，但老百姓尚不觉悟，因此只能得出“盛世难期”的结论。不久，李大钊又发表《论民权之旁落》《论官僚主义》《宪法颁行程序与元首》等文章，主张在宪政基础上整顿吏治，推行民主政治。这一年冬天，李大钊东渡日本，并于第二年春天考取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学专业。这时，日本学者河上肇已经将马克思的《资本论》译成日文，而李大钊就是通过日文间接地了解马克思理论的。
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李大钊以留日学生总会名义发表《警告全国父老》通电，号召国人要以破釜沉舟的决心誓死反抗。1916年，李大钊发起并组织神州学会。不久他送同学回国，写下了“壮别天涯未许愁，尽将离恨付东流；何当痛饮黄龙府，高筑神州风雨楼”的著名诗句。
为了反对袁世凯称帝，李大钊在这一年放弃学业返回上海，参加了由汤化龙、梁启超、孙洪伊组织的宪法研究会，并与法政学校的老同学白坚武取得了联系。不久，他应汤化龙之邀离沪北上，出任《晨钟报》总编辑，随后他请到白坚武担任该报主笔。《晨钟报》问世后，白坚武作品颇丰，半个月内就写了十几篇文章。但因为政见不同等原因，二人很快就辞职离去。1917年初，章士钊创办《甲寅日刊》，邀李大钊担任编辑，结果还是因为类似原因而中止合作。在此期间，李大钊与白坚武气味相投，过从甚密。所以白在日记中说：“守常为人品洁学粹，仰俯今日之污世，大才不克收相当之用，余年来清友惟斯人耳。”
李大钊与章士钊的合作虽然结束，但是章对李的才华还是十分欣赏的。1918年初，经章士钊推荐，蔡元培聘请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这时俄国十月革命引起世人的强烈关注，李大钊虽然不能身临其境了解事情真相，但他根据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写了一批歌颂苏俄的文章。文章认为西方世界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只有俄国革命才代表了人类社会新的向上的力量。在此基础上，他提出“试看将来之全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因为不同意李大钊“只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倾向，胡适与他就“问题与主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尽管如此，李大钊为争取言论自由的文章仍然值得称道。比如他在《危险思想和言论自由》一文明确指出：“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为保障人生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因此，包括政府在内的任何力量都没有资格干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进入一个军阀混战的时代。李大钊虽然是北大教授，但仍然热衷于从事现实政治。他不仅在苏共的支持下创立了中国共产党，而且还努力做拉拢孙中山、吴佩孚等人的工作。据胡适日记记载，1922年前后，李大钊经常到保定或洛阳去找他的老同学白坚武。当时白坚武是吴佩孚的政务处长，有“小诸葛”之誉，因此他找白坚武的目的不言而喻。1924年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据说李大钊在会上公开承认自己是苏共党员。1925年五卅运动和1926年“三一八”运动，李大钊是主要的策划者和组织者。据顾维钧回忆，李大钊甚至在请愿中提出：“即使把外蒙置于苏俄统治下，那里的人民也可以生活得更好。”
为此，北洋政府以“假借共产学说，啸骤群众，屡肇事端”为由，对李大钊下达通缉令。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李逃入了位于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1927年4月，张作霖突然派军警搜查苏联大使馆，不仅逮捕了李大钊，还发现大量军火和颠覆中国的证据。事后，张作霖将这些文件择其要者编辑为《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其中详细记录了苏俄资助中国人的金钱和武器。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以里通外国罪被处以绞刑，这一年他才38岁。
耐人寻味的是，在十年之后的1937年，白坚武也因为投靠日本人被冯玉祥枪毙。
（摘自《民国旧梦》，新星出版社2014年2月版，定价：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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