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他，爷爷

    我的儿子出生后，我就开始改口叫他“爷爷”。他跟我当了四十四年的父子，前二十六年我叫他老爸，后十八年我都叫他爷爷，因为爷爷是他最爱听到的一种称呼。

    我虽然算早婚生子，但德儿出生时，爷爷已经六十二岁，他们当了十八年的爷孙。隔代的爷孙情，比我跟他或我跟德儿的父子情，更亲也更浓。

    我从小一直以为我父母只生了六个小孩，好多年后才听我母亲说，我还有个应该排行老二的哥哥。他出生在抗战结束后，但因为罹患肺炎而早夭。我那个早夭哥哥的离开，好像也带走了我父亲的部分生命。他虽然还有六个子女，但他的父亲角色却始终很淡也很远，他跟我们兄弟姐妹中间好像总隔着一层难以言说的什么东西。一直要到德儿来到世间，才又唤起了他早已遗忘了三十多年的角色记忆，他是以爷爷的身份在扮演父亲的角色，用我母亲的话来说就更清楚了：“你们六个小的时候，你爸从来没替你们把屎把尿过，但他对孙子却什么事都做，比他对自己的孩子还更像个父亲。”

    德儿在小学毕业前的十二年，他们爷孙俩几乎是须臾不离、亦步亦趋。社区里，爷爷每天推着婴儿车散步，小校门前，爷爷每天等孙子放学后，牵着他的手穿过大街小巷一路玩回家，沿途熟识的店家看到他们都会打招呼：“老爷爷又接孙子放学啊！”听到这样的招呼，木讷的爷爷也会笑着叫应：“是啊，是啊。”    

    爷爷不但是他孙子的保姆，也是他的保护神。任何人只要对他孙子大小声，轻者被爷爷怒目以瞪，重者必遭爷爷厉声叱骂，连我有时候想要履行一下当父亲的权责，也常因他护孙心切而弃权投降。

    有一年德儿在学校玩爬单杠，不小心跌下来摔破下巴，爷爷把血流不止的孙子送到医院后，立刻打电话回南部给我母亲，“你爸在电话上哭得不像话，一直怪自己没把孙子照顾好”，我老妈每次描述这通电话时，都不忘加个批判性的脚注：“来台湾几十年，我没看你爸哭过，你哥小时候调皮捣蛋常常受伤，但也没看他伤心成那个样子。只有在你另外那个哥哥走的那天，我看你爸哭过。”

    德儿出生的那天，我从医院打电话给父亲：“老爸，你当爷爷了！”一个月后，他只带了一个行军袋，里面塞了一床棉被和几件衣服，搭火车到台中住进我租的一个透天厝里，开始扮演他一生最快乐的一个角色：爷爷。但他这个角色只扮演了十八年，太短了。

    最后的夏天

    有朋友推荐我去看张作骥拍的《爸……你好吗？》，我摇摇头苦笑：“大概不会去看吧。”“为什么？”“不敢看。”    

    真的是不敢看。因为怕在戏院里丢人现眼，又重演看《海角七号》时，电影尚未散场就趁黑落荒而逃那样的惨剧。    

    一把年纪后这几年，全身器官老化的速度虽与年龄成正比，唯独泪腺却像永远的尹雪艳，岁月不曾在它身上留下任何痕迹，而且愈老愈发达，稍不留神它就会自动运转，连阅尽世事的大脑都来不及管控。

    新竹创下高温那天晚上，我在闷热得像蒸笼的房里读陈寅恪的诗，“暮年一晤非容易，成作生离死别看”，越读越燥越闷，闷到受不了终于弃书开电视想换个情绪，哪知道开机就是公视播的《山上的理发师》，还没看几分钟，剧情还没搞清楚，泪腺就开始蠢蠢欲动，接下来一个多小时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几个月前看《入殓师》影碟，看到本木雅弘拿剃刀替他电影中死去的父亲，一刀一刀伴随着一滴一滴眼泪，刮去满脸的胡茬时，我就已经尝过崩溃的滋味。我从本木雅弘模糊的眼睛看到了另一张满是胡茬的脸。

    我父亲一生拘谨，而且愈老愈拘谨，完全不像个饱尽沧桑的老人。他生病住院时，年轻的护士要带他如厕，他腼腆地拒绝了，一直等到我去看他时，他才忍不住开口，走出洗手间时还会尴尬地对我说声“谢谢”。

    有时候我看他满脸胡茬，问他：“怎么胡子都不刮呢？”他总是叹口气：“有什么好刮的？”但我拿电胡刀替他刮胡子时，他脸上又露出那种腼腆的表情，动也不动地等我刮完后摸着他的脸，笑他：“你看，又像个老帅哥了吧！”他也是一声“谢谢”，更不要讲我隔几个礼拜替他剪手指甲，脚趾甲时，他是多么的无可奈何又多么的不自在了。

    他离开前那个夏天，我回南部家里看他，陪他坐在屋外的藤椅上聊天。南部天气又闷又热又黏，黏到连风都吹不动，他还是一件麻纱汗衫，一把蒲扇，安静地靠在椅背上，听我絮絮叨叨东拉西扯，只有听到关于他孙子的话题时，他才偶尔插个话，牵出一抹一闪即逝的微笑。看我讲得满头大汗，他拿蒲扇指了指屋里：“你进去吹电扇吧！”

    那天替他刮完胡子剪完指甲后，抱了抱他跟他说：“我回台北了。”他点了下头：“天热，就别回来了。”坐在几万英尺高空的机舱里吹着冷气，想他可能还躺在屋外的藤椅上，    想着我才抚摸的那张满是胡茬的脸，蠢蠢欲动的泪腺终于又失控了。

    那是我跟父亲相处的最后一个夏天，一个又闷又热又黏的夏天。

    最后的眼神

    从火葬场捧着他的骨灰坛一路到灵骨塔安放后，我跪在冰冷的磨石地上，凝视着他那张邮票般大小的黑白照片，久久不愿起身离去：终于，到了阴阳两隔的时刻了吗？

    那个时刻，我曾经想象过好多年，三更半夜担惊受怕过好多年，也思想准备过好多年，但从那大清晨接到那通电话后，我却让时间冻结，不肯承认，那个时刻果真来了。    

    那天早上母亲下楼，看见他还睡在床上，侧着身右手掌压在头下，他一向习惯的睡姿。母亲叫他：“老头子起床啦！”未应，推他，也未应，才发觉她十七岁在战火中下嫁的那个人，已经在睡梦中悄悄离开了她。

    她和我父亲牵手在桂林，分手在高雄，五十载岁月，几万里长路，多少次生离；对他们那代人来说，死亡，其实并不陌生，两次战争，他们见证了太多死亡，死神也曾像敌人一样一路紧紧追在他们的背后。但每次想起那个当年骑在枣红色军马上的年轻英俊军官，这次真的撒手离她而去时，母亲总是感叹又感叹：“老头子让了我一辈子，早知道他这么早就走，就该对他好一点！”

    母亲的感叹何尝不是我的感叹。父亲三十六岁时生我，八十岁离开我，四十载都成肠断史；有几年只要脑海里浮现关于他的种种，我就毫不迟疑立刻转念，害怕自己一打开闸门，就再也挡不住记忆洪流汹然轰然的侵袭。

    过去一年，我从父亲在安徽出生的小镇写起，写他的故事，写他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以及为人爷爷的那段历史；就像在拼图一样，我把散落一地的拼图零片，安徽的、桂林的、贵州的、上海的、高雄的、台北的，一片一块地拼贴组合，尝试去拼出我父亲的图像，那个图像中有他经历过的时代，以及那个时代里跟他相关的各式各样人物。

    但我愈写才愈发觉，我找到的拼图零片，其实比我找不到、早已因遗忘而遗失的零片，少了不知多少倍；再加上我又是个拙劣的拼图者，以至于父后十四年，我至今依然未能完成父亲的拼图。

    当然，有些拼图零片，我是刻意选择性地遗漏：我在他入殓时见他的最后一眼，我执铭旌走在棺木后送他到火葬场的那段路程，他的肉体被烧成骨烧成灰装进骨灰坛的那一刹那……我虽然几次想将这些记忆的零片化成文宁，但却几度怯懦迟疑而缩手。

    我父亲只是一个平凡人，一个比许多平凡人更平凡百倍千倍的平凡人，他自己如是观，别人也那样看，我当他的儿子，竟然也懵懂浑噩了四十四年，误以为他既无高深学识又没显赫经历，他的一生当然平凡至极，他的故事也当然贫乏至极。

    但我忘了，彻彻底底忘了，父亲，每个人的父亲，都是不平凡的。在父亲这个名词的前面，平凡或者贫乏这样的形容词，根本都是不该存在的赘词。

    到今天，我只要想到那个画面，就觉得它就是父亲这个名词的定义，也是我印象中父亲的模样：我读高中时，每逢下雨天，“到了下午雨还没停的迹象，他一定会穿上雨衣，骑着他那辆笨重漆黑的飞利浦牌脚踏车，一路骑到我学校，到我教室那栋红砖大楼边的大树下静静等着”，“等下午某堂课下课铃响后，我下楼走到大树下，从他手上接过一个折叠成四四方方用油布包着的小包裹（油布里包的是一件雨衣），然后再看着他骑上脚踏车，缓缓骑出校园大门”。

    我父亲的一生，他当父亲的那个角色，以及八十年岁月中他当过的每一种角色，其实，都尽在那个下雨天的画面中，直到这一刻，我似乎还能感觉到，他缓缓骑出校园大门时，回头再看我一眼的那个眼神。

    那是父亲的眼神。

    （摘自《我叫他，爷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版，定价：3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