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店在大规模死亡。欧美书店掀起了倒闭浪潮，以前遍及大街小巷的书店，这几年都从街面上消失了，犹如经历了一场看不见的文化飓风。美国连锁书店博德斯最近宣布倒闭，上万名员工丢掉了自己的饭碗。我所工作的学院，最近意外获得大批德文版图书，它来自一位德国书店的老板。他的祖父在“二战”前创办了这家书店，昔日的战争炮火都未能将其摧毁，而现在却由于没有顾客，面对关门的结局。店主把尚未售出的五千册德文版图书，全部捐献给了中国大学。这是他唯一能做的善事。他说，在打烊之后，要去全世界旅行，顺便到上海探视一下他的宝贝书，看它们是否得到了必要的善待。
中国实体书店的命运，比西方更为悲惨。除新华书店长期维系以外，大多数民营书店都岌岌可危。在过去十年期间，半数书店发生倒闭，其中包括上海思考乐书局和席殊书屋，号称“全球最大全品种书店”的第三极书局，实力雄厚的外资贝塔斯曼，等等。北京风入松书店被迫谢幕后，上海的季风书园，也在风雨飘摇之中前景昏暗。
书店大规模倒闭，这是它们面对文艺复兴以来从未有过的多重打击。首先，纸张价格的不断上涨，推高印书成本，导致购书者的畏惧；其次，电子书的问世和普及，导致纸质媒体的急剧衰落；第三，大规模的网购和快捷递送模式，导致店面购书方式的衰落。
新的电子媒介，具有传统书媒无法比拟的优势：销售成本大幅下降，给读者带来大幅度的让利空间；网购和速递制造了更大的便捷性，无需亲自前往路途遥远而书种不全的书店，省钱省时。这对于那些购书困难的中小城市居民，意义尤其重大。
这其实就是地球文明的局部转型。华夏帝国的“四大发明”，正在丧失其最后的魅力。盘点一下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四次技术革命。第一次是传统印刷术的消失，铅字排印机成为废铁，这一事变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第二次是传统纸质印刷的衰微，电子书大规模面世，并以微计费的方式维系运营，这一事变发生于21世纪初叶；第三次是书店经营方式的衰微，网店大规模涌现，网购和快递式物流成为主流，“当当”和“京东”的价格大战，成为戏剧性的标志，这一事变发生于2011年的开端；第四次是苹果iPad的迅速普及，精美的界面和多维阅读的快感，彻底颠覆了纸质图书的传统，这一事变几乎与第三次同步，它显示了文明转型的加速效应。
所有这些变化造成了纸质图书的巨大灾难，而成为我这类老派读书人的永久惆怅。也许只需三五年时间，纸质图书就会沦为微众的工具，被大众所彻底抛弃。
传统读书人的乐趣，显然是80后、90后所难以理解的。书和油墨所产生的香气、翻动字纸时的质感和响声，这些都是制造纸面阅读快感的源泉。电子阅读之际，手指在iPad镜面上轻触和滑动，制造了另一种全然不同的快感，但这快感不属于农业或工业时代，而仅属于电子时代，它的特征就是与自然物的深度隔离。在纸质阅读被彻底终结之后，人类与大自然母亲的距离将变得更加遥远。
回顾现代中国的阅读史，犹如在讲述一个匪夷所思的神话。在图书遭到全面禁毁的时代，除了官方指定的政治读物，如毛选和马恩列斯著作，绝大多数书籍都被列为禁书。于是，读书成为秘密的冒险，犹如一场精神囚徒的越狱行动。“文革”后期，我正在念初中，每天在电灯下展开阅读，短短数年里，偷窥了大部分中国和西方的古典名著。
“文革”中在地下流传的图书，一部分是抄家后的残剩物，而更多来自各级图书馆的库房。这些封存的图书，被管理员悄悄释放出来，成为偷窥者的精神大餐。而那些继续封存的图书，则是读书狂的“盗窃对象”。在“文革”后期，窃书成为一种伟大的潮流。几乎所有读书人都有“窃书”的光荣经历。这种被塑造的习惯，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我的一位诗人朋友，则擅长在新华书店窃书，他的风格是身背一只双肩包，把看中的书直接从肩部朝后扔进包里，然后越过付款柜台和警卫，扬长而去，数年之间，免费得到上千本“赠书”，竟然一次都没有失风，被周围的朋友们视为传奇。
更夸张的窃书，则多为集体作案。大学读书期间，我的三个同学，相中了图书馆即将送往废品站的几只麻袋。他们深夜潜入图书馆，把装满旧书的麻袋从二楼窗口扔下，然后装上自行车运走，回到寝室后坐地瓜分。据说，那批即将打成纸浆的老书，成了他们未来事业的重要指南。
这样的故事是不胜枚举的。在窃书方面，道德感总是让位于阅读的渴望。鲁迅小说里的一句话，成为人们彼此鼓舞的励志格言：“读书人窃书不能算偷！”而比窃书更具成就感的，是在地下读书沙龙的谈论中赢得众人的尊重。早在“文革”初期，这类地下读书沙龙就已在北京和上海出现，并在后来蔚成风气。沙龙诞生的基本条件，是必须有一个主持沙龙的女主人，而她必须具备下列三项基本条件，美丽、热爱阅读并富有人格魅力；拥有能容纳三四十人的超大房间；其家庭必须有钱，可以为来客提供丰盛的茶点。中学期间，我曾参加过几次这样的聚会，聆听那些66届、67届高中毕业知青的高谈阔论，深感世界是如此的美妙。
但这类沙龙是难以维系的。“公检法”将其视为“反革命”活动，而予以严厉打击。 魅力四射的沙龙女主人，最终都将面对逮捕和判刑的命运。但这不能消灭地下阅读的浪潮，更无法制止民众的政治觉醒。如果当年没有广泛的秘密阅读，后来的“启蒙”运动就无法展开，因为正是这些自我启蒙的先驱，成为后来启蒙他人的精神导师。
然而，当时没有任何人能料到，不是源于文化专制，而是基于技术形态的改变，中国书业尚未走向成熟，就已面临第二次严重的危机。在数码技术垄断一切的时代，传统出版业、实体书店和纸质阅读如何生存，成为所有图书从业者的最大难题。
我家附近有一家叫做“尚书房”的小书店，因为常去买书，跟老板成了朋友。但它跟大多数书店一样，所赚的利润连房租都无法冲抵。店主后来改了主意，把小店重新装修，弄成一个以喝茶为主的书吧，里面摆放沙发和中式家具，而以书架分隔出一些小的私密空间，以便顾客阅读、上网和密谈。除了经营茶和图书，店主还在夜间举办各种专题沙龙，邀请社区名人做主题报告，与读者一同品茶、论书及观看纪录片，形成一个交往平台。在我看来，店主经营的已不是单纯的图书，而是跟阅读相关的生活方式。这种营销理念的变革，开启了未来书店生存的全新道路。
（摘自《时光》，东方出版社出版，定价：3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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