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洪淦棠，广东省宝安县（现深圳市）人，1949年5月，应孙立人将军之邀由广州转赴台湾。
讲述地：高雄市市中一路洪淦棠寓所。
抗战初年，他任随军服务团副团长
洪老先生的寓所在一栋临街建筑的二楼。
走进客厅，正面是一幅孙中山先生的肖像。进入老先生的卧室兼办公室内，有一张书桌，一张简易床，这就是老人工作兼休息的地方。案头一盏台灯下，堆满了各种剪报资料。老先生喜欢舞文弄墨，他是台湾杂志协会的会员，还是《工商劳务画刊》的发行人兼社长，因此，他也是一名新闻工作者。
“我是广东省宝安县洪桥头村人，也就是现在的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洪桥头村人，我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十七期。”虽然年逾百岁，可老先生的思路非常清晰，记忆力超好。老先生手握一支毛笔，遇到拗口的人名地名，他就一边说，一边用笔写在纸上。
“民国二十六年（即1937年，以下均按公元纪年），七七事变后，我开始参加抗战。不过，我参加的不是正规军队，而是‘战地随军服务团’，我任副团长，服务于第九集团军吴奇伟上将的部队。”
所谓随军服务团，是抗战开始后，由东南亚等地的一批年轻华侨自发组成的爱国救亡团体，他们多半是学生，其中不少人是各地华侨富商的子女。随军服务团团长是侨领邓锦辉，洪淦棠为副团长。这支特殊的队伍，通过广东同乡会、教会等民间组织联系形成。
根据相关资料，并据当事人的回忆录记载，洪淦棠先生所称的随军团，全名为“粤港青年会随军服务团”，最初是由广州男青年会及香港男青年会联合组成。青年会属于教会组织，在抗日随军服务期间，他们并不从事宗教活动，而是完全服务于抗日。但现在，随军服务团已成为一个鲜为人知，并即将被历史所湮没的历史名词。
大陆方面作为当事人之一的何家葵先生曾在一篇题为“爱我中华”的文章中回忆，“岁月流逝，人生易老，往事多已模糊，能忆及的学生、青年计100人，他们来自各方，为了保卫中华把青春献给祖国，他们走在一起……激流过后，海河平静，愿这济济之众，尚存者自强，先逝者安息！”这篇文章写于1982年，文中提及有名有姓的100人中，就有洪淦棠的名字。
洪淦棠亲历了1937、1938年，日军两次对广州和南昌的狂轰滥炸。“1938年5月，我们在广州待了1个月，亲眼所见，有三千多人殉国。作为随军救护队，目力所及，到处是残壁断垣，满目疮痍，好惨啊！”老人颤声说，这次日军轰炸中，自己10岁的女儿也被活活炸死了。后来，广州沦陷，随军服务团随国民党部队北上，转战南昌一带。
减龄6年，考入黄埔军校
1939年，随军服务团同部队转战潮汕一带开展抗日活动。洪老先生说，次年5月，经梁华盛将军介绍，自己报考黄埔军校，并一举考中，成为黄埔第十七期学员。
报考军校那年，洪淦棠实龄已32岁，年龄偏大。为了顺利报考入学，他将年龄虚报为26岁。“那时没有身份证之类，年龄随自己报。”老人说，当时，自己所上的燕塘军校，属于黄埔军校第四分校，校长是蒋中正，分校主任是来自广东海南的韩汉英。三年艰苦求学后，洪淦棠顺利毕业。
老人迄今清楚记得临毕业前发生的一幕——
那天，韩汉英主任亲自来找洪淦棠。他远远就喊：“你是洪大哥吧？”
“报告长官，我不叫洪大哥，我叫洪淦棠！”
“我问你，你留校当教官好不好？”
“报告长官，我才疏学浅，怕难以胜任教职。”
“想当官？”
“不，我只想当军人。”
“那很好啊，你想到哪个部队去呢？”
“我军校毕业，立志报国，希望到一线部队去抗日杀敌。”
“很好！作为军校毕业生，理应到前线杀敌。”
就这样，洪淦棠没有留下来任教。但是，命运却因为另一个神秘人物的出现，发生了重大转折。
“戴先生”一眼相中，破格录取深造
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党国正值用人之际”。戴笠这个“特务总头子”应运而生，并呼风唤雨，不可一世，其命运之跌宕起伏，其人生之多姿多彩，迄今仍为学界和民间所津津乐道。
洪淦棠同戴笠这个名字联系上纯属偶然。
戴笠到学校，是要“伯乐相马”。他要为“党国”物色一批可造之材。
当年，戴笠被公认是蒋介石的左右手，掌管军统局，名声极响，提起他的名字人人都敬畏三分。他来军校物色人才，希望相中一批精英分子进行“深造”，组成高级参谋团，为战局服务——说白了就是从事军事情报收集工作，直接服务于战场，以维护国民党的江山社稷。为了网罗“党国精英”，戴笠特设了一个高门槛，要求必须是上校以上官衔者才有资格入围。
许多学员慑于戴笠的淫威，又害怕到前线卖命，因此畏缩不敢报名。当时，洪淦棠仅是中尉军衔，不符合“深造”条件，就因拒绝留在后方当教官，而愿意上前线杀敌，被认为具有不怕死的革命牺牲精神，受到军校长官的好评。这一点恰好合乎戴笠的需要，于是，他一眼相中体格出众、血气方刚的广东仔洪淦棠，极力拉他入伙。就这样，本想到前线领军抗日的洪淦棠，阴差阳错成为戴笠一手培植的“军委会参谋班”特七期学员；未能如愿到前线杀敌为女儿报仇雪恨，却被送到陪都重庆受训。他的个人命运，也因此同戴笠发生了牵连。
“戴雨农少将是我们的班主任，他是军统局掌门人，我们都习惯性称他为戴先生。”经过严格训练，洪淦棠顺利结业，随后，继续被选送到陆军大学战教班深造。集训1年后，洪淦棠成为一名文武兼备的高级特务，正式成为戴笠手下的一员干将。
于林彪手中受伤、被俘
1945年，日本投降。戴笠随即将洪淦棠调往孙立人所率的新一军，回到广州从日本占领军手里接收战略物资和军需品。再次回到祖籍地，洪淦棠本以为从此可以过上安稳的日子，可刚刚安置好家人，部队发来一份电报，命令他立即归队。原来，曾远征缅、印，屡立战功的远征军，又要开始新的“远征”。只不过这回枪口对准的是自己的同胞——共产党林彪所率领的部队。
洪淦棠所属部队为新一军下属新三十师，在锦州一带同林彪部队周旋。洪淦棠说，战局开始时，国民党部队确实占据了很大的优势，老蒋盘算，将共军逐出东北只是时间问题。
未曾料到，战局随时间推移开始发生变化。在昌图、铁岭一带的夜战中，洪淦棠身负重伤。而在此前的抗战时期，洪淦棠已经负过一次伤。这次受伤，给洪淦棠留下了终身印记。他捋起裤管，脚腕处的伤疤依然清晰可见。
这次大难不死的经历，老人终身不忘。当时，作为先遣队队长的洪淦棠率领300人急行军穿插，途中，顺利从共军手里夺占了一个据点，晚上，他们就在据点里的一座红楼内休息。睡到半夜，突然“轰”的一声巨响，楼塌屋倒，硝烟弥漫……洪淦棠所率部队死伤惨重。住在三楼的洪淦棠，被抛到数十米之外，虽幸免于难，但是腿部受了重伤。他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才慢慢恢复元气。
在东北期间，洪淦棠参加了著名的“四平街大战”，而记忆最深刻的当属“城子街之战”。“林彪部队经过一段时间的整训后，兵力大增，以3个纵队围攻城子街。双方激战两昼夜，3万多国民党军队被彻底击溃。”洪老先生神情黯淡地说，就在这次战役中，自己成了林彪部队的俘虏。
洪淦棠失魂落魄地随国民党残兵败将被押往哈尔滨。经过甄别、教育两个星期之后，他竟平安无事地被释放回家！
这是何故？
“他们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我谎称自己是上士文书，他们果真相信了！”他补充说： “也许，是得益于多年的特工训练；也许，是他们看我个头不高、年龄也偏大了，留着也没什么用，就放了我一马。”
作为戴笠手下的老牌军统特务，洪淦棠侥幸逃脱。他从东北一路南下跑到上海，再转道前往南京最后回到了广州，同家人再次团聚。作为3个孩子的父亲，这段时间是洪淦棠从军以来最安逸的一段日子。1949年5月，洪淦棠离开广州，并随国民党军队“撤退”到金门，供职于炮兵部队，家眷则被安顿到高雄。
“本不想离开大陆，可是，在时代大潮面前，个人力量十分渺小，犹如—粒微尘，飘扬何处早已身不由己了。”回首往昔，洪老先生无限感慨。
“盼国共再合作，尽快实现中华一统”
在漫长的岁月里，洪淦棠老先生看到了太多的生离死别，并经历了国共两党之间由合作到兵戎相见。“当年，我们是怀抱着抗日救亡的想法参加随军团，后来又去报考军校，从此成为一名军人。8年抗战之后，却身不由己地沦为内战的牺牲品。回忆过去，除了抗日以外，很长时间内，我们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想想这些历史，我心里真的很疼很疼……”
洪老先生退伍后，一直热衷公共事业。近些年来，他更是凭借自己的人脉和威信，积极为国民党籍人士竞选高雄市长、“议员”而奔走呼号。他说：“助选的目的就是要为两岸和平着想，坚决反对‘台独’”。
老人育有两儿两女，大女儿宝玲现年已65岁，二女儿莉馨59岁，大儿子海龙61岁，最小的儿子金龙在台湾出生，也有57岁了。洪老先生说，在大陆深圳，还有自己的两个侄子，以及侄孙等多人。他们有的进入工商界，有的担任共产党的地方干部，生活得幸福如意。
脱下戎装，成为一介平民，洪淦棠老先生依然关心政治。他在尚未完稿的“自传”序言中这样写道：
当前，海峡两岸正从漫漫长夜中展现出无限的曙光，期望大陆共产党、台湾国民党以及海内外热爱中华民族的中国人，都以大时代的胸怀，抱着“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大智慧与大决心，也以毛泽东先生“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大气魄，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团结各党各派与全民，以最短时间，完成中华民族统一和解的千秋大业。
（摘自《台湾老兵口述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版，定价：35.00元）
（本版编辑 石佳 联系电话：010-67078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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