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人已经难以想象先人那种大家族的生活，那种三世、四世、五世同堂的经验。以伦理见长的中国文化在近代遭遇了考验，并迅速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洗礼。家庭、宗族伦理是跟王朝专制一样消逝了，但新的个人以上的文明单位——纵向的代际或横向的兄弟姐妹，并没有建立起来。即使那些一度最先进的中国人，如孙中山、陈独秀、鲁迅、胡适……他们的后人跟他们似乎属于不同的种类。当代人所称谓的“官二代”、“富二代”绝大多数只是不知天高地厚或说不肖子孙的代名词。今天的中国人近乎失教，失去身心的归宿和认同。只有父子两代之间的传承已经谈不上有什么家教、家风，这是当代人的遗产，也是我们中国人仍得努力寻求人生的自我完善的前提。
幸运的是，中国的巨国规模和悠久的文化可以代替一家一姓的浅薄、粗鄙、无文，能够给失教的当代人以教化；更不用说，总有例外能给人以教育和示范。在传统家族向现代艰难转化的今天，我们考察这些家族，可以理解传统与现代变易最为深刻的道理，可以理解人生的诸种况味。广西桂林梁家就是这样的一个纵贯数代而一脉相承的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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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籍贯广西桂林，到梁承光一代，听朝廷命剿捻军，最后在山西做官并卒于山西，留下妻儿。梁的儿子梁济只有八岁，家贫不得回广西，母亲带着他到北京讨生活。光绪十一年，梁济二十七岁，考中举人，他的父执多贵，而他不求闻达，直到四十岁才当官。
梁济的官职不大，口碑却隆。他自承：“吾最得意之事，肩挑负贩、拉人力车者多识我。常于途中遇褴褛苦人，人呼曰：‘梁老爷，你好吗？’”据说有赶驴车的看到他，居然叫他的名字，请他上车。《清史·忠义·梁济传》有载：“济以总局处罪人，而收贫民于分局。更立小学，课幼儿，俾分科习艺，设专所授之，费省而事集。”
辛亥革命爆发，清廷逊位，共和建立，梁济辞职家居。民国的内务部总长一再邀请他出山，他拒绝，避居城北隅彭氏宅。易代变革，在人心中掀起的波澜是巨大的，对梁济来说，这一变易是难济未济了。他认为：“中国每个朝代灭亡都有人或许多人为之殉，清亡无一人殉，这在历史上是可耻的，既然如此，我来做这件事。”因此在民国元年，梁济就向神明、父灵起誓殉清，并着手写遗书。
但梁济绝非愚忠，他清楚清王朝的专制腐败与积贫积弱，他的视野极为广泛，读过严复翻译的不少西洋名著，1902年，友人彭翼仲创办北京最早的白话报《京话日报》，对这一新事物，他从物质和精神上也给予了不少支援。因此，辛亥革命爆发后，梁济的态度是旁观。次子梁漱溟参加反清的京津同盟会，他只是以“谨身以俟大命可也”相劝，并未表示强烈反对。他自己则明确表示，内心“极赞共和”。
因此，从他计划殉清，到实现，整整七年，他都在观察新的时代社会，他对民国寄予过希望，然而他失望了。他一度以为“革命更新，机会难得”，可借机舒缓社会矛盾。虽说“国粹莫大于伦常”，不能轻易更改；但若使“全国人民真得出苦厄而就安舒”，则价值相抵，可以“不惜牺牲伦常以为变通之策”。故“辛亥革命如果真换得人民安泰，开千古未有之奇，则抛弃固有之纲常，而应世界之潮流，亦可谓变通之举”。但他痛心地说：“今世风比二十年前相去天渊，人人攘利争名，骄谄百出，不知良心为何事，盖由自幼不闻礼义之故。子弟对于父兄，又多有持打破家族主义之说者。家庭不敢以督责施于子女，而云恃社会互相监督，人格自然能好，有是理乎？”
梁济甚至知道人们会怎样看待他的自杀，也许他知道有人会称他为“梁疯子”。他说，只有那些“注重须先有良好人民而后国可以立，不专靠死板法律以为治”的人，才是“真能知我心者”。
1918年，梁济六十岁生日前夕，为准备给他祝寿，家人进行大扫除。他因此到朋友家小住，说生日那天回来。结果生日前三天即民国七年11月10日，梁济自沉于别墅附近的净业湖，即今天的积水潭。他留下遗书《敬告世人书》中说：“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
可以说，梁济绝非遗老，也毫不糊涂，他说：“吾因身位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伦理纲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以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头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他自己如此通透：“效忠于一家一姓之义狭，效忠于世界之义广，鄙人虽为清朝而死，而自以为忠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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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梁济这样的中国人在我们文化里如此罕有，他至今都被人们忽视。他的儿子梁漱溟认为，他有任侠、认真、不超脱等特点，这些精神个性也影响了孩子。但实际上，这个六十岁自我了断的中国人极为开通，他对友人、对孩子都是和蔼的、循循善诱的。梁漱溟追忆儿时趣事时说，他积蓄的一小串铜钱不见了，吵闹不休。父亲在庭前桃树枝上发现，让他去看。梁漱溟看时，见树上有父亲写的小纸条：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而忘之，到处向人寻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亲打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糊涂。
梁济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是庄重的，平等的，又是尊重的。在梁漱溟的记忆中，父亲对他“完全是宽放”的，甚至“很少正言厉色地教训过我们”。他“只记得大哥挨过打，这亦是很少的事”，他自己则“在整个记忆中，一次亦没有过”。
梁漱溟到读四书五经的年龄了，梁济不让他读，而让他学习《地球韵言》。年轻的梁漱溟拒绝家中提婚要求，想出家当和尚，梁济虽不以为然，但也不明示反对……他的影响是有力的，使得梁漱溟在处事做人上跟他一样，以至于在梁漱溟十七岁时，梁济赠其两个字“肖吾”。
自杀前三天，已经下了决定的梁济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正在北京大学当哲学讲师的儿子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梁济说罢离开了家。这是他留给儿子的最后的话。
有人说，民族血脉的新旧交替，这惊遽的时刻总要有人来表现，梁济选择了表现；这惊遽的时刻过后总要有人去承担，梁漱溟选择了承担。梁漱溟选择了活下来，并开始了他传奇而高寿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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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跟毛泽东同年，他的一生也跟毛泽东结缘。冯友兰在他去世后写的挽联说：“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直言。”上联即述其德业，下联则涉及跟毛泽东的缘分。
1918年，两人在北大教授杨昌济先生的家里初识，当时的梁漱溟已是名人，是北大哲学系讲师，毛泽东则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二十年后，梁漱溟到延安跟毛泽东谈中国的出路，半个月中毛泽东与他长谈八次，有两次是通宵达旦。梁漱溟回忆说：“彼此交谈都很有兴趣。”毛泽东后来则称：“我同梁漱溟比较熟。”
梁漱溟没有进过大学，他是自学成才的。仅有中学文凭的他被蔡元培请到北大教印度哲学，三十多岁即在军阀韩复榘治下开展他的乡村建设实验。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发表的重要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及在国共两党激烈冲突的时刻出版的《中国文化要义》，是极为重要的思想文献。前者批评新文化运动“向西走”的不对，宣称他就是要“向东走”，宣称世界未来有待于中国文化的复兴；后者则基于他对中国社会实际的观察与研究，提出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以此否定阶级斗争理论，张扬自己多年来进行的乡村建设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他的自信被不少人斥为狂妄。1942年初，梁漱溟在日军的炮火下逃生之后给儿子写信说道：“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这些言论，也曾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内的许多人的讥评。
中共建国后，在毛泽东的邀请下，梁漱溟从重庆来到北京。毛泽东多次请他到自己家里做客，还专门派车接他，招待吃饭，由于梁漱溟吃素，毛泽东大声嘱咐：“我们也统统吃素，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毛邀请梁漱溟到政府里担任职位，梁拒绝后，毛仍照顾他的工作和生活。
1953年9月，在全国政协常委会议的小组讨论会上，梁漱溟指出：“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这一被称为“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要求行“仁政”的发言，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毛说梁百无一用。梁要求毛要有“雅量”，毛在会场上对梁极尽挖苦嘲笑之能事，梁不服，要求发言，但会场上几乎一边倒，有人大喊“梁漱溟滚下台来！”这场惊心动魄的争吵才匆匆结束。毛泽东以一国之尊给梁漱溟的结论是：虽“反动”，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给“出路”。
自此梁漱溟深居简出。“文革”中，他受到冲击，被抄家被打耳光，但他承受下来了。1972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梁漱溟把尚未出版的《中国——理性之国》手抄书稿送到中南海作为贺毛泽东的生日寿礼。这并不代表梁漱溟臣服了毛，他在人格上始终是平视毛的。他就事论事，“文革”尚未结束，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说：“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祸因是治国不靠法治而靠人治。
1973年底，中共批林批孔。在政协学习会上，人人要“表态”，梁一直沉默不语。最后迫不得已，梁作了《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的长篇即席讲演。在众人追问他对“批林”的态度时，他说“我的态度是不批孔，只批林”，从而引起对他的大规模批判。1974年9月23日，对梁历时半年的批判会告一段落时，主持人询问梁对大家批判他的感想，梁脱口而出：“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主持人勒令梁作解释。梁说：“‘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的，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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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梁漱溟先生已经被人们视为中国的圣贤，是最后的儒家，是哲学家，乡村建设的代表人物，是毛泽东的诤友……也许这一切成就，都可以在梁济那里找到源头。他的“尸谏”影响了梁漱溟，成为最有警示性的家教，那就是“道德理想和卓立精神”。梁漱溟因此一生都很少顾及自己，而是为国为民。在《这个世界会好吗》中，美国学者艾恺问梁漱溟：“您认为您生活中最重要的大事是什么？”梁漱溟回答道：“大事一个就是为社会奔走，做社会运动。乡村建设是一种社会运动，这种社会运动起了相当的影响。”他教育自己的孩子也是“不要贪”，“不仅贪图的事不应做，贪图的念头也不要起”。他把“不谋衣食，不顾家室，不因家事而拖累奔赴的大事”当做家训。他自己一生不断追求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
在一个世纪以来反复的中国社会里，梁漱溟先生是少有的能给我们中国社会以安慰和信任的人了。梁漱溟说：“我愿终身为华夏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他做到了自己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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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不表示他薄情，相反，他对自己的两个儿子的教育可圈可点。他给两个儿子取名培宽、培恕，因为“宽恕是我一生的自勉”。像父亲一样，梁漱溟也很注意培养儿子们的个性。他对长子培宽有“多年父子如兄弟”之谊。梁培宽回忆说：“父亲对我完全是宽放的……我在父亲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力。他从不以端凝严肃的神气对儿童或少年人……先父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他不同意的，让我晓得他不同意而止，却从不干涉。”一次梁培宽考试得59分，曾拿学校要求补考的通知给父亲看。“他只看了一眼，就又还给了我。”
梁漱溟听任孩子们自由选择，他对他们唯一的要求是不要做“自了汉”，就是不要成为只顾自己的人，标准是“在人生道路上不趋于低俗，在识见上不流于浅薄”。他的家教使得儿子在多灾多难的世纪得以平安度过，梁培宽、梁培恕一生不喜出头露面，为人低调。大概正因为如此，两人在历次运动中都没有遭到太多的磨难。梁先生晚年给两个儿子打了个电话说，我老了，需要你们照顾。郭齐勇教授曾对梁培恕先生说：“你很幸福，你有一个这样的父亲需要你继续工作。”
因为梁漱溟的历史地位，他生前死后都有国家因素介入，因而梁家后人在事关评价等问题上也同样显露出梁家独有的直道。他们不是强者，但也非小民软弱，梁家兄弟多次跟政府交涉事宜。梁漱溟去世后，要召开例行的追悼会。中央统战部为梁漱溟起草了一份《生平》。关于1953年一事，第一稿中写道：“受到不实事求是的批判。”梁家兄弟认可。但在修改稿中莫名其妙地被改为“受到批评”。他们表示反对，有关部门反复劝兄弟俩“以大局为重”。他们据理以争，不肯让步。后来，新华社播发梁漱溟的生平，文章标题即是《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梁漱溟走完百年人生旅程》。
而更年轻的一代则更是直抒胸臆。1988年，梁漱溟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医院告别大厅举行。灵堂入口大门上悬挂的挽联是：百年沧桑，救国救民；千秋功罪，后人评说。横批是：中国的脊梁。挽联是梁培宽次子梁钦宁拟就的。在梁钦宁张贴时，工作人员阻止，但他执意坚持。据说，前往吊唁的有李先念、阎明复、刘澜涛、习仲勋等党和国家领导以及梁漱溟先生的亲友四百余人。
在君子之泽及身而没的中国，在家族分崩离析的现当代，梁家人很了不起，他们直道而行很了不起。
（摘自《家世》，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1月版，定价：39.00元）
（本版编辑 石佳 联系电话：010-67078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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