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8月16日上午八点，北京市西城区邮局邮递员杨绍英把装满信件的邮包挂在自行车上，开始了一天的投递工作。在她的邮包中，有一封从美国纽约寄来的信，用的是航空信封，收信人和地址写的是繁体中文：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西城、護國寺街、棉花胡同、卅七號交：劉國璽、劉國豐、劉國龍先生收啟。
与一般信封不同的是，除了收信人地址、姓名以及发信人的名字“劉仲培代劉志清寄”外，信封上还有竖写的一段小字，仔细一看，是给邮政人员的留言：
請郵政局諸位先生鑒：以上地址還是一九四九年前的舊址，現北京市區擴大，不知有無改變，收信人已否遷居？聞現郵政辦的很好，若干年地址均能探投。請郵局諸先生特别分神，探投為感。如投不到，请原信退回，謝謝。
当时中国处于“文革”后期，对外开放的大门尚未打开，普通居民与海外通信并不常见，因此杨绍英对这封美国来信印象很深，拿着信封反复看了好几遍。她来到西城区护国寺街棉花胡同37号，叫三位收信人来取信，无一人回应。看来，家里没人。凭借多年的投递经验，她知道这封信不同寻常，不能就这样退回寄信人。
杨绍英回到单位，填写了一张“再投邮件批条”，同时把这封信交给徒弟杨彬，让她下午再投递一次。
当天下午，刚走上邮递员岗位不久的杨彬来到棉花胡同37号，三位收信人还是不在。经询问院里的其他住户才知道，这三人早就不在此居住，据说迁回老家了。难道他们家的人都不在北京了吗？杨彬又向周围的邻居多方打听，知道刘家有一个人在西四新华书店工作。于是她把这封信改投西四新华书店。
在西四新华书店工作的是写信人刘志清的侄孙刘万禄。8月18日，刘万禄接到了叔祖父这封珍贵的寻亲家书。
刘万禄喜出望外。22日，他给叔祖父工工整整地回了一封信。由于担心刘志清不一定能收到此信，他的回信只是简介了自己的情况，对家中其他人基本上没有提及，回信内容此略。
不久，刘万禄的回信通过纽约转到了刘志清的手里。知道刘家尚有后人生活在大陆，刘志清立即回复了一封较为详细的家书，主要是询问家里其他人的详细情况，同时也介绍了自己的房产状况及未来打算。
字覆万禄孙儿知悉：
我离家已廿七年了。因为怕给家中添麻烦，所以从未给家中写过信。这次是你仲培二爷代写的信，没有想到真能找到了你的下落。我接到信知道你自己能成家且生一女孩，我快慰得热泪直流，不知道如何形容。在大劫中，我们未绝后代，这是万幸。
……
我今年七十七岁，还是孤身一人。我是在青岛遇见了以前在南洋做生意的朋友，随他到香港又转海南岛，再转印尼而来美国的。因为本身无一定住址，所以未给家中去信。你再来信，仍由仲培爷转交即可。我两手空空，但到处有朋友帮助，有吃的，有花的，身体强壮，且每日都有几位朋友聚会，并不感孤苦，请你告知你父叔放心。
……
另外再告知你，转告你父叔，我在天津买的几十栋楼房，除了松寿里的一栋是我刘志清的名义，应该由你父叔来继承外，其他的都是用刘万全名义买的（刘万全三个字是代表华美的厚生）。那房子应该是田、孟、刘三人共有，可是我始终主张不要的，如果田耐臣不给我们，我们就不要，并不可因为争金钱伤了世交的友情。钱不是好东西。我个人赚的钱都每年交给你曾祖父与你大爷了。买这些房的是我与你田耐臣二爷共同赚的，不应归我个人所有，应归田、孟、刘三人共有。可是我向来是主张不要的，我所以不令你父叔知道，就是怕他们有倚赖性就不肯努力了。我是空手出门，赚钱回家，我希望他们均能自己努力。今日接到你信，想你也是自己成家，不倚赖父兄，我甚为高兴。不写了，要说的话太多了，留待下次再说吧。祝你夫妇快乐，孙女喜笑快乐。
六十四年九月十五日
志清 言
最好令你父亲或叔父详细写一信来，故嘱。
刘志清离家27年后第一次得知家人的消息，“快慰得热泪直流，不知道如何形容”。由于刘万禄在信中没有过多介绍家人的情况，使得他非常焦急地想知道大家庭中每个人的具体情况，还谈到自己未来的打算等。收到这封信后，刘万禄很快就给刘志清回了信，告知叔祖父自己所了解的家人的一些情况。但是具体的详细情况他也不太清楚，因为那时阶级斗争形势严峻，刘家的人分散各处，人人自危，已经互不联系了。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政治形势有所缓和，刘志清的次子刘国龙从北京返回武清老家探亲，才得知父亲曾写来寻亲家书一事。
1984年是刘国龙离开老家37年后第一次回到故土，因为入党时组织上规定他不能回老家，要与老家划清界限。回到老家，刘国龙才知道当年父亲与北京通信的同时，还有一封家书寄往老家，但被没收，大哥刘国玺因此被批斗了三个月。刘国龙去村里查问这封信的下落，可是已了无影踪。大哥告诉他，刘万禄手里保存着与二爷的通信。返回北京后，刘万禄把二爷的两封来信和自己回信的底稿都转交给了刘国龙，刘国龙含泪捧读数遍，感慨万千。
9年后才看到父亲的寻亲家书，刘国龙的内心充满了酸楚。他恨自己没有早日跟老家联系，但不知父亲为何只写来这两封信，他老人家后来的情况如何呢？一定要给父亲写一封回信，告诉他这些年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因为父亲一直挂念着家里的亲人。
父亲大人尊前：
这封信本该在九年前写给您的，只因我一直没有看到您的来信，也不知您是否健在？前几天我回武清老家，才看到您在九年前的两封来信。您离开家已经35年了，由于时势的变迁，这些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我们家的变化太大了。一想起这些年的事，我就心痛不已。
1949年3月您离开家后不久，祖父他老人家就在棉花胡同去世了，是四哥赶着大车把他拉回老家的，安葬在我家场房附近的菜地，用的是您给准备好的松木棺材。祖父离开人世是在土改前，全村不少人给他送葬，算是善终。但是入土后也不能为安，还因棺木招来扬尸之祸。
1950年老家实行土改，我家被划为地主成分，灾难从此就开始了。我家第二个遭难的是我四哥国荣。土改前，他留在老家。1951年“镇压反革命”，因为指标不够，被我们邻村沙庄贫农协会抓到县城，第二天就被作为“反革命”枪毙了。四哥能吃苦，能干活，有力气，还写得一手好字。他没有任何罪过，从没有欺压过乡邻，就因为指标不够被杀，他死得冤啊！想起他忠诚厚道，吃苦耐劳的样子，我就心痛。可是在当时的形势下，不仅无处申冤，而且没人敢说。事实上情况越来越坏，当时有个说法：凡是在镇反中被杀的地主家庭都是恶霸地主。
四哥死后，四嫂无依无靠，只得把孩子万盛交给我大娘照看，自己跑到北京广安门中医院当保姆。后来保姆也不让干，1952年她就带着小盛子去了兰州她姐姐家。走之前把小红送给了李家。四哥一家就这样散了。
土改后，我继母带着淑贤妹和国发弟艰难度日，分的地离家有十里路，来回一趟很不容易。继母没有干过农活，忍受不了，一年多就得了痨病故去。
我大娘在分到我家场房的两间土屋里住。因食不果腹，只得带着当时六七岁的大孙子刘万福外出要饭。解放前我记得大娘心地善良，常常周济穷人，外号叫“乐呵”，总爱与邻里、 乡亲开玩笑，没料到要饭时反而遭人白眼和呵斥。
我六哥瑞增解放后从警察局考到了消防队，不久被选拔到了上海篮球队打球，后转到排球队。1953年六哥来京参加运动会，顺便回老家把我大娘接到了上海。大娘这一去就没有回来。大娘是善终，因为是彻底离开了老家。
……
相比家里的其他人，我的经历还算幸运的。您走后不久，我参加了开国大典，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又加入少先队，还当上了少先队辅导员。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我积极要求参军，和六中的十几个同学一起来到刚刚组建的探照灯团。我当时身高还不足一米五，被分配在营部当报话员，从此就把部队当成了家。
1962年3月，团党委扩大会议全票表决同意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我多年追求入党的夙愿。入党时，团政委找我谈话，告诫我：“鉴于你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十分复杂，批准你入党是团党委百分之百同意，经师党委批准，报军区保卫部备案的。你入党后就是党的人了，一定要和其他人划清界限，断绝往来，而且不能回原籍，要采取回避政策。”这也是此后二十多年间我没有主动与家里其他人联系的主要原因，包括在1965年从部队复员后，到北京帆布厂工作期间，因为阶级斗争的弦长期绷得很紧，我只有回避，导致长达9年之后我才看到您的来信。
父亲，这就是您走了以后我们家里所发生的真实情况，您能理解儿子的选择吗？您能原谅儿子的不孝吗？
不孝子国龙 跪禀
1984年12月13日
这封信写完了，可是寄往哪里呢？从此，刘国龙开始千方百计寻找父亲的下落。
刘国龙通过去台老兵得知了父亲旅居海外的更多情况，并且与在台湾的老舅谢凤希取得了联系。得知父亲已于9年前在台湾去世，刘国龙痛惜不已，盼望有一天能够去台湾为父亲祭奠和扫墓。从上世纪90年代初正式申请赴台，一直到2009年获批准，经过了20年的漫长等待，2009年4月下旬，刘国龙夫妇终于踏上宝岛台湾的土地。他非常珍惜这次机会，特地携一家三代来到台北，寻访父亲的遗迹。在父亲墓前，刘国龙长跪不起，老泪纵横。
（摘自《读库1305》，新星出版社2013年10月版，定价：30.00元）
（本版编辑 石佳 联系电话：010-67078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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