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衣食住行

    古人十分重视身上的佩饰，不仅用以美化自身外形，而且借以标志身份等级。佩饰都系在革带上然后连于大带。常见的佩饰有玉、珠、刀、帨等。

    玉是最重要的佩饰。《礼记·玉藻》：“古之君子必佩玉”，又说：“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故君子在车则闻鸾和之声，行则鸣佩玉”。一走动佩玉即发出叮咚的响声，是因为所佩不只一玉。

    玉本是一种贵重的装饰品，为贵族豪富所专有，但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统治者却把佩戴玉石附会上一种神秘的道德色彩。《礼记·聘义》有这样一段记载：

    子贡问于孔子曰：“敢问君子贵玉而贱碈者，何也？为玉之寡而碈之多与？”孔子曰：“非为碈之多故贱之也、玉之寡故贵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似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绌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三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

    在古代的文学作品中，玉的这种人为色彩并没有被着重表现，每凡说到佩玉，都在借以烘托人物的高贵或环境的华美。

    容刀也是一种佩饰。《诗经·大雅·公刘》：“何以舟之？维玉及瑶，鞞琫容刀。”但《释名》不以为是加了装饰的刀：“佩刀，在佩旁之刀也。或曰容刀，有刀形而无刃，备仪容而已。”大概刘熙是据汉代礼仪解释的。在上古，人们佩带刀剑，既是装饰，也用以自卫。《史记·刺客列传》：“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诸郎中（警卫人员）执兵皆陈殿下，非有诏召不得上。”因此荆轲要刺秦王，只能把匕首藏在地图中，而秦王侍医夏无且只能以药囊打荆轲，其他人员看着荆轲追秦王都毫无办法。朝廷既有此禁令，要佩刀剑以为饰，便只好做刘熙所说的容刀。

    古人还喜欢在身上佩带香袋，里面放香草香料，类似后代荷包的样子。香袋古称容臭。《礼记·内则》：“男女未冠笄者……皆佩容臭。”后来则称香囊，而且不限于佩带。《谢玄传》：“玄少好佩紫罗香囊，安患之，而不欲伤其意，因戏赌取，即焚之。”杜甫《又示宗武》：“试吟青玉案，莫带紫罗囊。”用的正是谢玄的典故。古代也有称香袋的。《洛阳伽蓝记》卷五：“惠生初发京师之日，皇太后敕付五色百尺幡千口、锦香袋五百枚。”

    佩饰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是各个时代风尚的组成部分。各个时代花样不断翻新，总的说来，它的作用也和服装一样，主要是为了美观和标志地位。其中，有些还依稀保留着人类原始社会生活状况和习俗的痕迹。

    酒

    我国酿酒的历史很久远，可以说是与种植生产同步的。据说殷朝人特别喜欢喝酒，纣王就曾“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为长夜之饮”。据说殷即因此而灭亡。《尚书》中的《酒诰》，就是周公姬旦告诫殷的遗民要以纣为鉴，不要沉湎于酒的。现代出土的殷代酒器极多，说明当时饮酒的风气的确很盛。其实喝酒并不是殷人独有的嗜好。例如在《诗经》里就有很多地方提到酒：

    为此春酒，以介眉寿。（《豳风·七月》）

    有酒湑我，无酒酤我。（《小雅·伐木》）    

    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小雅·鹿鸣》）

    宾既醉止，载号载呶。乱我笾豆，屡舞僛僛。是日既醉，不知其邮。侧弁之俄，屡舞傞傞。（《小雅·宾之初筵》）    

    酒同样是周朝贵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例如《左传·昭公十二年》写晋、齐两国国君行投壶之礼，晋之大夫荀吴说：“有酒如淮，有肉如坻。”齐侯说：“有酒如渑，有肉如陵。”这说明他们何尝不希望有酒池肉林。历史上曾经专门谴责殷人沉湎于酒，其实是不公平的。

    古代的文士中有很多贪杯豪饮的人，“不胜杯杓”者寥寥。他们不但喝酒，而且写酒、歌颂酒，好像酒以及有关酒的题材，真的能够浇其胸中块垒、启其神妙文思，酒几乎成了古代文学创作的“永恒的主题”。

    古代作品中所描述的喝酒情况，有的很吓人。例如樊哙在鸿门宴上立饮斗卮酒，而且表示还能再喝；唐代的王绩号称斗酒博士：他能每天喝一斗酒；宋代的曹翰酒量更大，喝了好几斗酒后仍然十分清醒。与这些人相比，李白斗酒诗百篇、武松过景阳冈之前一饮十八碗，也就算不得什么了。其实古人之所以能喝这么多酒，奥秘在于古代的酒并不是烈性的。

    古代的酒一般都是黍、秫煮烂后加上酒母酿成的，成酒的过程很短，而且没有经过蒸馏，其所含酒精量远远不能跟“老窖”、“陈酿”、“二锅头”比。陶潜《和郭主簿》之一：“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杜甫《羌村三首》：“赖知禾黍熟，已觉糟床注。”“莫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这些诗句，不但告诉了我们造酒的原料，而且还说明酒是诗人或农民自酿自饮的。

    烈性酒在我国出现得较晚，至早不过南宋。淡酒也有浓烈程度的不同。酿造一宿即成的叫酤，也叫醴，其味甜。现在的糯米甜酒、醪糟即与醴相似，不同的是原料，今之醪糟系用黏稻，古代则不一定。历时较长、经多次酿制加工的酒叫酎。 比醪、酎更烈的酒叫醲、醇。

    酒酿成时汁与渣滓混在一起，是混浊的，若经过过滤，除去渣滓，就清澈了，所以古人常说浊酒、清酒。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离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杜甫《登高》：“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显然，浊酒是较低级的酒。

    古代的酒也有糯米做的，当糟滓未经滤出时，即泛出白色，因而浊酒又称白酒。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陇西行》：“清白各异樽，酒上正华疏。”现在上海人喝的白酒就还是古之浊酒，而在北方，白酒早已指烈性的烧酒了。

    在古书中我们还可以见到酒变酸的记载，这在喝惯了烧酒的人似乎是不可理解的。其实道理很简单：酒中杂质多，糖分多，放久了自然会变酸。《晏子春秋·内篇问上》说：“人有酤酒者，为器甚洁清，置表甚长”，但是因为家里养的狗太凶，没有人敢来光顾，因而“酒酸不售”。

    最迟到唐代，酒的品种就很多了。王翰《凉州曲》中“葡萄美酒夜光杯”的名句已经是人们所熟知的了，而有些酒则只是在诗文中保留其名，而其酿制方法早已失传，甚至这些酒的味道、颜色等等特色也已无法考证。 

    陈设和起居

    南北朝以前没有桌、椅、凳，而是坐在地上。坐时在地上铺张席子，所以说“席地而坐”。睡觉也在席子上面，所以又有“寝不安席”、“择席之病”的说法。稍讲究一点的，坐时在大席子上再铺一张小席，谓之重席。

    古代室内设几。几为长方形，不高，类似现在北方的炕桌或小茶几。但作用却与炕桌等不同，主要是为坐时凭倚以稍休息。    

    古代室内有床，但与现代的床不同，较矮，较小，主要是供人坐的。从东汉末年起出现了一种“胡床”，大约是北方游牧民族为迁徙方便而创制的，中原地区在民族交往中引进，因为跟中原所习用的床有同有异，所以加胡字以示区别。胡床的床面系用绳带交叉贯穿而成，可以折起，类似今天的马扎，所以又称绳床、校椅。因为胡床轻巧便于搬动，所以常常移至室外使用。后来的木质交椅、今之折叠椅、凳，即由胡床发展而来。古书上还常提到榻。榻跟床差不多，可坐，可卧。

    我们曾经多次谈到古人是席地而坐的。坐的姿势又是怎样的呢？

    古人坐时两膝着地，两脚的脚背朝下，臀部落在脚踵上。现在韩国、日本还保留着这种坐法。因膝盖着地，所以管宁的木榻“当膝处皆穿”。如果将臀部抬起，上身挺直，就叫长跪，又叫跽。这是将要站起身的准备姿势，也是对别人尊敬的表示。

    古人还有一种“不规矩”的坐法，叫箕踞，或单称箕或踞。其姿势为两腿平伸，上身与腿成直角，形似簸箕。有他人在而箕踞，是对对方的极不尊重。

    古人在室内很讲究坐次。因为奥在四隅中最尊，所以在室内以坐西向东的位置为最尊，其次是坐北向南，再次是坐南向北，坐东向西的位置最卑。

    乘车的礼俗

    上古乘车是站着的。《礼记·曲礼上》：“妇人不立乘。”可见男子一般都立乘。乘车的位置是舆的前部、轼木之后。御车者把辔汇总分握在两手中。六辔合在一手还要四马协力疾奔，辔虽不再“如组”，但仍要极高的技术。

    赶马的竹杖叫策，皮条的叫鞭。古人十分重视驭马的技术。在孔子的教学体系中设有“御”这一科。《左传》记述战争，总要交待交战双方主将的御手是谁和是怎样选定的。这在以车为交通、作战的主要工具，而路面、车体的条件都还较原始的时代，是极必要的。    

    古人对御车有一整套严格的要求，这还不包括上车、执辔、站立的姿势等。这些要求中的大部分，是人们在狩猎、作战、旅行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要领，目的是为保证车的速度、安全和效率。古代的统治者还从驭马的方法中，悟出了对人民的统治术。例如《吕氏春秋·审分览·审分》：“王良之所以使马者，约审之以控其辔，而四马莫敢不尽力。有道之主，其所以使群臣者，亦有辔。其辔何如？正名、审分，是治之辔已。”《韩诗外传》卷三：“昔者先王使民以礼，譬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今犹无辔衔而鞭策以御也。”又《孔丛子》卷二：“以礼齐民，譬之于御，则辔也；以刑齐民，譬之于御，则鞭也。执辔于此而动于彼，御之良也；无辔而用策，则马失道矣。”这些比喻，体现的都是儒家以礼治民的思想，虽然反对只以酷烈的刑罚进行统治，但把民比作马牛，却是与其他治民学说无别的。

    古代乘车，一般是一车三人。三人的位次是：尊者在左，御者在中，车右在右。如果车中尊者是国君或主帅，则居于当中，御者在左。

    （摘自《中国古代衣食住行：插图珍藏版》，中华书局2013年4月版，定价：4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