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做官的瓶颈

    （阅读提要：耶律楚材说：“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殆未易成也。”乱世出英雄，治世出能臣。改旗易帜的大历史时代，大刀阔斧远比笔头子起作用。文人情结较重的官员在官场中本就盲人骑瞎马，再加上无法摆正位置，从而无法摆正心态，使得仕途始终处在夜半临深渊的境地。）

    《左传》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就是儒家思想里“三不朽”的概念。立德、立功、立言是中国文人的三大目标，不管你是否认同，这三个最高目标一直存在于每个中国文人的心中。因为有“三不朽”的概念，所以文人身上具有诸多毛病。

    “得瑟”是文人做官的通病

    《新唐书·裴行俭传》载：（裴行俭）善知人，在吏部时，见苏味道、王抃，谓曰：“二君后皆掌铨衡。”李敬玄盛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之才，引示行俭，行俭曰：“士之致远，先器识，后文艺。如勃等，虽有才而浮躁炫露，岂享爵禄者哉？炯颇沉默，可至令长，余皆不得其死。”

    裴行俭是唐高宗时的名臣名将，“武能上马定乾坤，文能提笔安天下”这句话是专门为他准备的。裴行俭师从大唐名将苏定方，一生举荐了很多人，如程务挺、张虔勖、崔智睟、王方翼等俱为当世名将，熟悉唐史的对这些人并不陌生。当有人向他举荐“初唐四杰”的时候，裴行俭说了上面的话，他对文人已经看到了骨子里，正所谓一针见血之论。

    首先裴行俭肯定了“初唐四杰”的才华，唐初文坛他们四人举足轻重，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等文坛巨擘未出道时，他们四个叱咤风云。继而裴行俭指出了虽然他们有才但毛病不老少，四个字概括“浮躁炫露”，翻译成现代话就是太能得瑟，这种人如果当了官，必然堤高于岸浪必摧之。

    “初唐四杰”果然如裴行俭说的那般，王勃写完《滕王阁序》掉水里淹死了；卢照邻身体不健康，自小患了“风疾”，因不能忍受病痛而跳水自杀；骆宾王站错了队，参与徐敬业（徐茂公之孙）公开反武则天，讨伐檄文是他写的，失败被诛；四人保留全尸的只有杨炯，却仅仅做到了盈川县令的小官。

    民国时期的许止净居士在谈论此事时，说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浮躁炫露’四字，斫丧多少文人，而又为文人之通病，然皆以仅有文艺而乏器识之故。苟有器识，则自能浑厚沉默，可以入德载福矣。”许大师说很多文人败在了“浮躁炫露”这种处世态度上，如果能明白这四个字的危害及危险，也就能入德载福了。但可惜很少有文人明白其中的道理，他们不是智慧阶层吗，怎么忽然间不智慧了？苏轼的一句诗可以为解，“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发脾气也要有资本

    陶渊明生前并不出名，刘勰著《文心雕龙》中对他只字未提，钟嵘著《诗品》仅仅将他的田园诗作列为“中品”，真正开创田园诗派的人是谢灵运。    

    谢灵运的家世背景是陶渊明无法相比的，他是淝水之战主帅谢玄之孙，东晋的豪门望族。刘禹锡《乌衣巷》诗云：“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说的就是中国的两大望族，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有着世家的底子，谢灵运在文坛，举足轻重。在“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政治体制下，谢灵运做官并不难，难的是能做多大的官。

    谢灵运世家出身，特别热衷政治，然而不谙为官之道，对近在咫尺的政治锋芒置若罔闻，尤其动不动就耍一耍文人的臭脾气。在京城不受重视的日子不好过，谢灵运深感压抑，多称病不朝，与三五成群的诗人文友满京城溜达。最后干脆给皇帝来点颜色看看，辞职了。

    谢灵运原以为闹闹情绪会引起皇帝的重视，就好像小孩子淘气无非要吸引大人的注意。谢灵运有着文人通病，譬如恃才傲物、狂放不羁等等。说得最狂的那句是：“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享一斗。”在各种文人通病的混杂驱使下，谢灵运渐渐得罪了皇帝。他这么一闹情绪，当时的皇帝刘义隆长出了一口气，烦人的玩意儿终于滚蛋了，一纸诏书免职归家。

    经过官场的打击，谢灵运应有所省悟，然而他闲职在家的日子里却优游自若，终日呼朋引类，一出门随从多达两百余人。会稽太守看不惯这帮自诩清高的文人士大夫，诬陷他“决湖造田”，狠狠地告了他一状。谢灵运上疏申辩。文帝刘义隆因爱其才未予追究，反而给他起复升了官，任临川内史。任内谢灵运依旧不作为，诗人性格大发，风景区成了他的办公室。上峰要治其罪，谢灵运不服气，兴兵拒捕，麻烦大了。谢灵运被捕后竟然写了一首诗诽谤朝廷，将南宋比作暴秦，并以张良、鲁仲连自比，暗示要为故国复仇，无疑这种危险的言论加重了他的罪行，被判流放广州。刚到广州就有人告发他谋反，文帝下诏，就地正法，一代文豪就这么死了。

    谢灵运一直在闹情绪耍小脾气，旨在吸引上峰注意，然后重视他，希望能够获得实权职位。可是他每一次闹情绪都把自己推进了雷池，只会作死，不会保命，这个太危险了。世家出身也好，才高八斗也罢，帝王领导眼里他们不过如同一幅画，雅兴来的时候细心观瞧，毫无兴致时扔到一边。统治阶级对这帮文人看得很透，因为文人通病的存在，让他们作诗可以，让他们做事不可以。陶渊明是想做官不可得，谢灵运是有官做不珍惜，所以他的命运要比陶渊明悲壮。

    皆是文官致命伤

    提起李商隐，谁也不陌生，他是晚唐著名诗人，与杜牧合称“小李杜”，诗歌成就非常高。《唐诗三百首》中李商隐的诗歌占了二十二首，数量上名列第四，诗坛地位无可撼动。可细究李商隐一生仕宦那叫一个憋屈，宁可窝囊活着，也不选择悲壮死去。

    李商隐生活的年代是衰乱之世，不幸地赶上了唐代著名的“牛李党争”。李商隐的仕途卷入其中，致使一辈子落魄失意。

    李商隐自称唐代皇室后裔，晚唐时期这个政治身份已经毫无意义了，对他仕途没啥帮助，他与普通平民差不了太多。李商隐有个同学叫令狐绹，他爹是著名的令狐楚，时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令狐楚是“牛党”的重要代表人物，与李商隐有着师生情谊。很快令狐绹考中了进士，李商隐落第。唐代的科举远不及宋代公平，朝中无根基和背景的考生很难考中。没辙的李商隐向同学令狐绹求救，希望能够通过他爹的政治影响力拉他一把。令狐爷俩儿很给力，在他们的操作下李商隐于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考中了进士，时年二十四岁，正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哪承想次年令狐楚去世了，一棵大树轰然倒塌。

    当时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特别欣赏李商隐，聘请他来做幕僚，表示可把女儿许配给他做妻子，李商隐经不起诱惑稀里糊涂地去了。王茂元与李德裕关系密切，被人视为“李党”成员。李商隐做了王茂元的女婿，自然也是“李党”的一分子。时人对李商隐的所作所为多有不耻，大家一致认为他背叛师门，忘恩负义。在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里“忠孝”最为重要，问题忽然严重了。爱情的力量终究大过一切，婚后李商隐幸福得一塌糊涂，然而出来混迟早要还的。开成四年，李商隐参加授官考试，得以顺利通过，任秘书省校书郎。没干多久被踢出了中枢，到地方任县尉，因为死囚减刑与上级领导发生了冲突，李商隐辞职了。没关系，现在是“李党”得势的时候，所以李商隐再次调回秘书省任职期间，坚决支持李德裕的政治主张，刚要甩开膀子大干一场，母亲去世了，李商隐丁忧三年错过了黄金阶段，更悲哀的是岳父大人也在此期间病故。唐武宗去世，唐宣宗即位，宰相李德裕一干人等迅速被排挤出中枢，“牛党”上位。

    守丧结束后，李商隐再度出山早已物换星移，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幕僚生活。先是追随郑亚去桂林任职，不到一年郑亚被贬，李商隐失业。无奈之下从遥远的桂林回到了长安，希望寻求一份工作，李商隐厚着脸皮给同学令狐绹写了封求职信。此时的令狐绹已是宰执阶层，想要提拔一下他很容易，可是李商隐道德有问题，那么一段刻骨铭心的背叛相信谁也无法忍受，所以令狐绹断然拒绝了他。李商隐只好通过考试获得了县尉的职位，十年前他就是县尉，干着实在没什么热情可言。好在武宁军节度使卢弘止聘请他去做幕僚，李商隐欣然往之，仅仅过了一年卢弘止病死了，李商隐再度失业。福无双降祸不单行，转过年来妻子王氏去世了。失业丧妻的双重打击下，李商隐郁郁寡欢，幸好又有节度使聘请他，于是李商隐去了西川幕府，度过了四年。此时已年近半百了，就在李商隐对仕途晋升毫无希望的时候，上天忽然给了他机会。李商隐被调入京城任盐铁推官，这个职位主管国家财政，待遇较幕僚丰厚多了，可李商隐没干到两年就被辞退。归家不久郁郁而终，年四十五岁。

    李商隐的身上没有那么多特别明显的文人通病，但他的人格如同他的诗作一般朦胧，此乃他最大的缺点。文人有鲜明的弱点，同样有光彩的优点，你可以狂放不羁、目空一切、恃才傲物，但原则决不能破坏。中国人处世的最高境界即是“外圆内方”，如同一枚钱币，表面圆滑，实际上每个人心中都有原则、底线，尤其政客，突破了底线必然引起进攻。许多文人外在棱角分明，内在泾渭不分，这样的人做官太扯淡了，绝对不招人待见，因为在传统仕途的意识里“叛变”是最严重的道德问题。政敌会看不起你，同党会鄙视你，当世人訾议你，历史会贬低你，文人犯了这个错误才是最大的病症。    

    文人通病除以上几条外，还有很多，诸如眼高手低、好吃没够、内心阴暗、攀龙附凤抱大腿、见不得别人走红等，每一条皆是文人致命伤。每个人有其专长，亦有其短板，不可能指望每位官员充当多面手。满身文人酸腐气的官员，往好听了说算锦上添花，起到御用文人的装点作用，通俗地讲也就是—堆卖酸文的。皇帝并不希望他们有什么政绩，创造诗词歌赋才是他们最大的政绩。多数文人或者具有文人气质的官员做官失败的很大原因在于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不清楚自己在官场扮演何种角色，一路招摇前行，其仕途之路等于盲人骑瞎马，处境危险。

    （摘自《庙堂往事：历史上的京官与地方大员》，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7月版，定价：3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