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认识一种文化不容易

    周作人曾说，“在今日而谈日本的生活，不撒有‘国难’的香料，不知有何人要看否”。时过四分之三个世纪，今日谈日本还是得撒点什么香料罢，我的小书有人要看吗？但愿，纸上有声胜无声，不空留。

    ——作者自序

    大正范儿

    民国有范儿，日本大正年间也有范儿。大正范儿们还热过一阵子“支那趣味”，大正元年与中华民国元年同年，即公元1912年，所以那时的“支那趣味”也不妨译作民国趣味罢。与鲁迅同代的大正范儿口称支那不含贬抑，为存照历史，似乎也无须特特的译作中国。

    大正十年谷崎润一郎写了一个小品《鹤唳》，那里面，妻问：“支那是好地方吗？”夫答：“好地方哟，像画一样的国家。”这种对中国的憧憬即所谓支那趣味。谷崎而外，佐藤春夫、芥川龙之介之类的文人都抱有支那趣味。

    就文学家来说，森鸥外、夏目漱石、幸田露伴等人是具备汉文素养的最后一代明治人。鸥外小说《雁》里，明治年间主人公被选送德国留学，条件是能够说德语，还要能轻松读汉文。佐藤春夫比“余少时好学汉籍”的漱石晚生廿余年，自愧汉学不如明治范儿，翻译中国文学得参考英译。大正范儿犹具备汉文功底，譬如谷崎润一郎幼年上过汉学塾，母亲教他十八史略。这两代文学家大都有学问，但汉文是明治人的素养，而对于大正人来说，基本是趣味。    

    谷崎润一郎写道：“我们今天的日本人看上去几乎完全引进西欧文化，与之同化了，但令人惊讶，仍然有叫作支那趣味的东西把意外顽强的根扎在我们的血管深处。我近来尤深有此感。我也跟人们一样，曾以为东方艺术落后于时代，不放在眼里，只憧憬西欧文物，为之心醉，但某个时期到来，末了又返回日本趣味，终于趋向支那趣味。这几乎很普通，尤其出国回来的人当中好像更多些。”又写道：“搬到横滨以来做电影工作，在充斥洋人味儿的街上住洋房，可是我写字台左右的书架上，和美国电影杂志一起摆放着高青邱、吴梅村。”

    将趣味付诸实践，大正七年谷崎旅游中国，路线是经由朝鲜半岛到北京而南下。他只把江南写成小说，因为对于他来说，对于江户以来的日本文人来说，江南才是憧憬之地，那里是文化艺术的中心。谷崎好吃，“读崇尚神韵缥渺风格的支那诗，然后吃有毒似的菜肴，让人觉得好像有显著的矛盾，但具备这两个极端，不正是支那伟大性所在吗？”莫非用肠胃思考，虽然演员在台上吐痰擤鼻涕叫他惊诧，但中国还是被他美化成乌托邦：“去乡村，支那百姓如今也逍遥自在，‘帝力于我何有哉’，对政治、外交毫不关心，满足于吃便宜东西穿便宜衣服，悠悠度日。”

    永井荷风介于夏目一代与谷崎一代之间，十九岁随父亲去上海，对奇异的风俗，张园的簪桂花美人、徐园回廊的楹联书体、剧场茶馆栉比的四马路瞪大了眼睛，异国的色彩语声给了他猛烈冲击。“支那的生活好像很有趣，总想去那里，所以回来很快就上了外国语学校，学习支那语。”汉洋兼修的父亲在明治政府当官，荷风可算官二代，又去过美、法，但归国后一头钻进落后于时代的胡同，沉溺于江户趣味，甘当无用之人。他说：大概我不受人教，早从学生时诵归去来之赋，又盼读楚辞，是流淌在明治时代背面的某种思潮所致。支那趣味也属于这种思潮，反感汲汲于文明开化的西方化、近代化，并予以抵拒。

    1926年蒋介石率军北伐那年大正告终，只有十四年历史。后来的我们看见银幕上昭和年代日本陆军齐齐抱着枪观赏京剧什么的，这种“支那趣味”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看园

    日本是人工的。

    树是修理的，石是摆布的，常听人恭维日本人爱自然，其实他们所爱是加工过的自然。

    这是游园时的感想。园在岛根县足立美术馆，1970年开馆，藏有横山大观的作品一百三十幅，但招人远道而来的，更在于庭园。这片日本式庭园占地十五万平方米，景观为六部分：枯山水、白砂青松、苔、池、寿立庵、龟鹤泷。一连九年被美国杂志评为日本庭园第一；也入选米其林旅游指南，三星，值得一游。第一印象当然是惊艳，再就是整洁，有一尘不染之感，却也让人只把它当画看，远眺即足矣，并不想过于亲近。评论家加藤周一说：庭园是人工的产物，但是用人工极力创造一种非人工性空间的印象，比自然更自然。然而，起码从足立庭园来看，树木都施以修剪，看去好似坟丘或馒头，说不上“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精致得以至做作，更像在夸示人工。装自然，反而不自然。

    日本是人工的，甚至人也是加工出来的，那么样彬彬有礼，典型即武士和艺伎。武士早没了，武士道也不过是文学性想象，虽然可以从现代上班族的身上看到一点遗传。艺伎犹残存，为数不多。京都街头时见三五成群的艺伎，那是花钱过一把艺伎瘾的女人们装扮的，走路的姿态、说话的神情便露出马脚。

    京都多寺庙。逛庙大都不为看佛像，而是游园。最妙的是枯山水。这种庭园不用水，以几块石头为主体，象征性地表现自然，始于禅寺，成为日本庭园样式的代表。曾经沧海难为水，对于日本人来说，海是司空见惯的，但是它太大，无法模拟，也令人郁闷。那就以砂石为水，超脱于水。砂石铺地，爬梳出一道道纹理，便好似水波荡漾。大自然有纹理，水面的涟漪，沙漠的风纹，数九寒冬，水波也会冻成冰。枯山水纹理有二十多种定型，甚至说爬梳得令自己满意，自我欣赏，需要下三年工夫。虽然砂是白的，但砂纹如墨，画出了波涛滚滚，那一片白砂就不是中国山水画意义上的留白了。看得莫名其妙，不由地想象为一段公案。京都龙安寺的枯山水最有名，惜乎游人如织，难以像李白那样“静坐观众妙，浩然媚幽独”。忽忆年轻时光下乡务农，春天还冷着，田地起垄，纵目望去那才是一片枯山水。    

    日本人尤善于在咫尺之地点缀个小小庭园，把生活与自然衔接，融会。造园基本不违逆自然，不像西方那样压制自然。譬如西方的喷水从下往上喷涌，而庭园的流水自然而然地从上往下流，若敲响竹筒，更显得空寂。    

    看庭园总觉得少点什么，原来是园内几乎无文字。反感城市现代化的永井荷风说：“看梅花而起兴是需要汉文与和歌俳句的素养的。现代的人不再看过去的东方文学，所以梅花被闲却是当然的事情罢。”庭园不曾被闲却，但看什么、怎么看，也需要点素养。

    尼姑真命苦

    尼姑，尊称法师，似乎比和尚更神秘，人们也就愈加感兴趣，起码是出于窥视心理。听说台湾女子出家多过男人；日本有一处星云大师的佛光山本栖寺，寺在富士山下、本栖湖畔，行善的全都是来自台湾的尼姑。跟一群朋友到那里借宿讲学，和她们同桌吃斋，晨听诵经，晚学打坐，当然也问到为什么出家为尼，那种仿佛得解脱的心境让俗人油然觉得出家好。

    读书留下印象的，有《红楼梦》的尼姑，《阿Q正传》的尼姑，命都挺苦的。或许那毕竟是小说家言，而胜本华莲是尼姑，有住持资格，最近出版了一本书，就叫作《尼姑真命苦》。此书好像是作者对尼姑行业的揭发和控诉。她生于1955年，大阪人。设计专科学校毕业后从事广告业，正赶上日本经济不可一世的年月，二十六岁时薪水已经是一般女性上班族的三倍，过上独身贵族的日子。三十三岁时遇见一佛教信徒，用冥想法看太阳或者水什么的，看得眼花缭乱，眼前便出现亲鸾圣人。不可思议的体验让她关掉了公司，迁居比睿山麓，函授读佛教大学佛教学科，同时在睿山学院听讲。三十六岁得度，自己用电动推子推光了头，上天台宗的比睿山修行两个月。这种修行与其说是求得证悟或解脱，不如说是从事尼姑业的职业训练。

    修行之后，拒绝了两所不是困窘就是偏僻的小庵，进了其他宗派的一等尼姑庵，私心在每周去京都大学听两堂课近便。岂料这尼庵，住持年过七十，执事八十来岁，其余也都是弯腰驼背的老尼。有一对夫妇做饭干杂活，但男的有病入院，女的也多病，胜本华莲进庵就下厨。尼姑们的食性很有点可怜，蔬菜冷冻在冰箱里。食材缺乏，营养不足，作者很快就贫血了。庵里唯住持有看报的自由，久居其间自然就与世隔绝。把猫当孩子溺爱，猫身上生满了跳蚤。附近的尼姑来聚，谈论的话题基本是猫狗。作者不愿被榨取劳动，半年后“从尼姑庵出家”，当然也没人送行。三十九岁考入京都大学研究生院，课题是佛弟子研究。取得博士学位，又留学斯里兰卡。现今住公寓，头是光的，但不穿尼姑服，不为死人做法事，也不搞茶道花道书道。房间里有一尊从印度买来的小释迦像，不供养，不祈祷。每天念经，其实是从事研究。胜本华莲已不能算传统意义上的尼姑，充其量半尼半俗。似乎为人也不是省油的灯，笔尖隐隐流露出怨恨。

    书中不厌其烦地指出，遇到不顺心的事，以为能够在尼庵中脱离世俗，以求清心，或者凝视自己，其实呢，蛮不是那么回事，入庵为尼简直是自讨苦吃。不要上影视剧的当，尼庵的常识是世间的非常识，内外的价值观截然不同。那里整个是落后于时代的封建社会，不是修行道场，而是生活的场所，被迫做“家务”，就像是管吃管住的保姆或护工。如果师傅、前辈值得尊敬还可以忍耐，但可悲的是，周围净是些反面教师。像她一样进了门就转身退出来的，不绝如缕。    

    读罢此书，对尼庵里的“红尘”惊讶不已，哪里有什么“纯洁、端庄、美丽”，于是上网找到了琼英卓玛，听她咏唱。

    知日不容易

    认识一种文化不容易，哪怕是久居日本，也未必能说得头头是道。侨日不等于知日。旅游者走马观花，往往更容易看走眼。急于发议论，强作解人，而且语不惊人死不休：“你在全世界各国都可以吃到正宗的纯正的中国菜，只有在日本，这个遍地是中国菜馆的国家里，你几乎找不到一家，正宗的有中国菜味道的中国餐馆。”这话不就说得太绝吗？既不可能找遍日本，更不可能吃遍全世界各国。介绍日本人日本文化，可以没有灼见，但必须有真知。

    汤祯兆的书是知日的书，读了可以知道日本，认识日本。太宰治的小说、石川啄木的诗歌、史村翔的漫画，顺手拈来，旅游便充实了文化内涵。

    （摘自《纸上声》，商务印书馆2013年5月版，定价：2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