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之累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五日，鲁迅在给章廷谦的信中说：“我不想做‘名人’了，玩玩。一变‘名人’，‘自己’就没有了。”真是无奈之言。

    没有“名”的人，总觉得人之“有名”，是很风光的事，但真到了“有名”，如果不是想借虚名来骗钱或牟利，其实是很苦恼的。因为各色人等都要来这“名”上蹭一蹭，或托名以营利，或借名以自炫，或遭拒而恼怒，或仰慕而纠缠，或谬托知己强作解人，或有意贬抑以显其能。总之，“有名”便多是非。名气越大，是非越多。是是非非，听由别人编排，最后的结果便是没有了“自己”。

    譬如鲁迅，因为名气太大，所以各色人等都有自己心目中一个鲁迅，这些不同的“鲁迅”，不但善善恶恶，判若云泥，有时还为了某种利益，被随心捏造。

    毛泽东大赞鲁迅，授予“三家”“五最”，是当时“革命”的需要，鲁迅已经死去，并不知道；而毛泽东说鲁迅如果活着，“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时，又是当时统治的需要，鲁迅墓木已拱，也不知道。赞扬也罢，警示也罢，鲁迅如果活着，或辞或应，都可有他的说法，但人亦云亡，身后是非，谁个管得！

    鲁迅知道而且讲过的，是他对当时代表党的冯雪峰说：“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还有他对曹聚仁说的：“倘当崩溃之时，竟尚幸存，当乞红马甲扫上海马路耳。”那又是何等清醒。他并非说着玩儿的。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时，同一战线中人因为目标一致，可以引为同调，可以尊为“旗手”，但若将来换了执政，如鲁迅称之为“监工”之流，还是老的治理方法，鲁迅就难免与新执政发生冲突，也就难免被新执政视为敌人（这是鲁迅在与创造社和“左联”领导人的冲突中已经领教过的，也是信奉鲁迅者在后来的社会中遭遇过的），关入监牢或穿红马甲扫马路就在所难免了。只是鲁迅这些话过去知道的人极少，知道者也多半当它笑话，不肯或不敢去想，所以鲁迅一直因其某些文字被用来整人，在一些人眼里便成了“棍子”，莫名其妙的恶谥便落到了他的头上。他无从辩解——岂非“名”之所累？

    这是说的大题目。就是细事，因为是名人，也会因某种利益集团的需要被随意捏塑。

    鲁迅吸烟，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到了中国烟草业的手里，就变成烟草“成就”了鲁迅。

    在云南红塔集团的院子里，有一尊鲁迅雕像，手里夹着一支卷烟。塑像边的石座上刻道：“他的烟如同他的消瘦、坚毅的脸庞，如同他的文章与笔，这就是他与烟草的共生的关系。”“共生关系”，费解。是说有鲁迅才有烟？不妥，因为鲁迅出生之前几百年烟草已经输入中国；是说有烟才有鲁迅？也不妥，因为非但鲁迅出生之前烟草已经存在，而且在他死后烟草继续存在，鲁迅却不能再生。鲁迅的“消瘦”或同烟害有关，鲁迅的“坚毅”、“文章与笔”则同烟草风马牛不相及，因为不坚毅，不握笔，不写文章的吸烟者比比皆是。“共生”也者，只是烟草业拿鲁迅当广告罢了。

    这段话浓缩到地处上海的“中国烟草博物馆”中，便成了“鲁迅战斗的日子——以烟相伴”。这说法好像比红塔集团要隐晦些，但意思并未改变，仍旧是说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就因为他吸烟。在这家博物馆的另一处说明里，范围更有了扩大：“伟人、名人、文化人，其中不乏烟民，有的终生与烟草结缘。其著书立说、运筹帷幄，精神风貌，往往与烟草密切相关。”于是，烟草不但成就了鲁迅，还成就了许多伟人、名人、文化人，列出名单，悬挂图像的，鲁迅之外，还有毛泽东、邓小平、宋庆龄、陈毅等等。要著书立说吗？要运筹帷幄吗？请吸烟吧，真是绝妙的广告！

    然而，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其实同烟无关。如果文章真要依赖烟草，中国就不会有屈原、司马迁，也不会有陶渊明、李白、杜甫、王维，不会有苏轼、辛弃疾，也不会有关汉卿、王实甫，因为直到明代中叶以后，烟草才在中国开始流行。相反，鲁迅一生为烟所苦，他的早逝，烟草之害是脱不了干系的。

    一九二五年九月三十日，鲁迅在写给许钦文的信中说：“我其实无病。自这几天经医生检查了一天星斗，从血液以至小便等等，终于决定是喝酒太多，吸烟太多，睡觉太少之故。”这一年，鲁迅正值四十四岁的壮年，但已显现出明显的病征，经医生检查，原因即在吸烟、喝酒与睡眠不足。于是，“医生禁止吸烟、禁止喝酒。所以现已不喝酒而少吸烟，多睡觉，病也好起来了。”可见烟草不是成就了鲁迅，而是戕害了鲁迅。

    但是，烟草是一种成瘾性物质，一旦吸上，难于戒断，所以那一年的十一月，鲁迅又在给许钦文的信中叹道：“医生禁喝酒，那倒没有什么；禁劳作，但还只得做一点；禁吸烟，则苦极矣，我觉得如此，倒还不如生病。”从那以后近一个世纪中，烟草业为了有稳定的财源，在不断设法提高卷烟的吸引力和成瘾性，这是十分卑劣的行为，因为它有目的地利用烟草依赖、不惜危害消费者健康，来换取利益。时至今日，上瘾的吸烟者要戒断吸烟，比鲁迅的时代只怕更加困难。最好的办法是一生远离烟草，无论他牛皮吹得天响，连眼珠也不要转过去。

    很可惜，鲁迅未能戒烟，也像毛泽东、邓小平一样对医生的劝告、警告未以为然。一九二六年六月，他写信给李秉中说：“因为各处碰钉子，也很大喝了一通酒，结果是生病了，现在已愈，也不再喝酒，这是医生禁止的。他又禁止我吸烟，但这一节我却没有听。”这“没有听”，为他的健康留下了无穷的后患。

    吸烟对健康的危害，关注最深的无如亲人。一九二六年，鲁迅与许广平分居于厦门、广州两地，许广平对鲁迅的吸烟、饮酒始终焦虑地给予关注。一九二六年九月十八日，许广平在信中规劝鲁迅“但祈自爱节饮”。而深知许广平关注自己健康的鲁迅，在接到此信之前已向许广平报告：“现在少喝茶了”，“烟卷似乎也比先前少吸”，还告知“我已不喝酒了”。接到信后，许广平连忙追问：“睡早而少吃烟茶，是出于自然还是强制？”于是鲁迅在复信中做了如下的回复：“我的能睡，是出于自然的”。“酒是自己不想喝，我在北京，太高兴和太愤懑时就喝酒，这里虽然仍不免有小刺戟，然而不至于‘太’，所以可以无需喝了，况且我本来没有瘾。少吸烟卷，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大约因为编讲义，只要调查，无须思索之故吧。但近几天可又多吸了点，因为我连做了四篇《旧事重提》。这东西还有两篇便写完，拟下月再做，从明天起，又要编讲义了。”

    许广平情意拳拳，鲁迅一再表示到厦门后酒已不饮，烟也少吸，身体较前为好，但少吸卷烟未能持久，因此告以又要编讲义，当可少吸，以宽慰许广平。可惜，这一保证也未能兑现。同年十二月三日，他去广州前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到中大后，拟静一静，暂时少与别人往来，或用点功，或玩玩。我现在身体是好的，能吃能睡，但今天我发现我的手指有点抖，这是吸烟太多了之故，近来我吸到每天三十支了，从此必须减少。我回忆在北京的时候，曾因节制吸烟而给人大碰钉子，想起来心里很不安，自觉脾气实在坏得可以。但不知怎的，我于这一事自制力竟会如此薄弱，总是戒不掉。但愿明年能够渐渐矫正，并且也不至于再闹脾气的了。”这一番自我检讨表明鲁迅非不知吸烟的危害，也非无意戒烟，他对戒烟认同，决心“从此必须减少”，而且深责自己自制力之薄弱，后悔对劝他戒烟的亲人、朋友发脾气。名人、伟人，无须神化，他们各有各自显赫的功业，但也如同常人一样有他们的苦恼与弱点。鲁迅终其一生未能摆脱烟草的纠缠，尽管他始终认同吸烟的危害，也始终有着强烈的戒烟愿望，但他终于未能戒烟。直到一九三四年，鲁迅在信中还这样宽慰母亲：“男胃痛现已医好，但还在服药，医生言因吸烟太多之故，现拟逐渐少至每日只吸十支，惟不知能否做得到耳。”无奈之情溢于言表。

    次年，给友人胡风的信中也无奈地说：“消化不良，人总在瘦下去，医生要我不看书，不写字，不吸烟——三不主义，如何办得到呢？”

    一九三六年，鲁迅死于肺疾。当代二十三位医学专家对保存至今的鲁迅X光胸片认真研读后的诊断是：慢性支气管炎，严重肺气肿，肺大泡；二肺上中部慢性肺结核病；右侧结核性渗出性胸膜炎。这证明长期吸烟正是鲁迅过早死亡的重要原因。

    烟草业不说吸烟严重损害了鲁迅的健康，不说鲁迅死于吸烟相关的疾病，反而盛赞他“终生与烟草结缘”，称其著书立说、精神风貌，“与烟草密切相关”，真不知是何种心肠！

    不同人，不同集团，为了各自目的，都在塑造符合他们利益的鲁迅以及他们正在加以利用的名人与伟人，造成一连串的误读——这大约就是后人对先前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难于获得真实理解的原因吧。名人之累，累及后世。要了解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先要把附加于其上的各种集团的与个人的利益剥离才成。

    （摘自《悦读》，第三十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