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从精神层面来说。包括欧洲、美国和日本在内的传统发达国家如今面临的一大难题，就是在良好的福利保障制度下生活无忧的大量公民，在不过一代人的时间内，业已丧失以往工业化时代的勤奋创业精神，转而为“提高生活品质”专事向国家索取，而不去努力劳动，创造更多的财富。
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是有其精神动力的。这就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清教伦理，节俭、勤奋、创新等优良品质，带来了科学技术的空前发展和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民主、法治等现代社会政治原则的确立与建构，也与此有所关联。日本的发展则据说与同样强调勤奋创业的儒家伦理有关。
然而，这种精神传统现在却已显著衰退。日本的“草食男”一族、美国人的一夜暴富和不劳而获思想，都活脱脱勾勒出资本主义在发展到极致时，公民群体在价值观上的疲钝。日本和光大学名誉教授岸田秀发现，21世纪的日本社会充斥着“无生机、无感动、无关心”的“三无”青年，与勤劳向上的父辈们相比，这些20岁到34岁之间的男性，“不想出人头地；生活没有目标和计划；缺乏责任感；性欲减退，无心取悦女性；不以无知或缺德为耻；没有信仰故不执著，冷淡面对红尘世间；不饮酒故无醉态；仅与极少数亲友交往，回避生人……”“草食男”的批量出现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失去的20年”隐隐有着对应。
美国著名专栏作家、《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观察到美国人的情况与此大同小异。他所担忧、而美国人至今没有面对的一个问题，乃是“我们的价值观解体了——一夜暴富和不劳而获的思想在整个国家盛行”。大萧条时期的美国领导人不怕要求美国人做出牺牲，那一代人愿意为国家的福祉做出奉献，敢于在全球政治中承担责任和喊出“跟着我”。这些现象和品质，在当前的美国已无迹可寻，相反，最优秀的人才是到华尔街制作赌博的筹码，而非到硅谷制造计算机芯片，越来越多的学生缺乏学习兴趣，美国领导人不敢要求美国人为未来付出，对全世界所说也由“跟着我”变成了“你先走”。
价值观向消极无为和享乐主义方向的演变，当然不纯粹是精神因素使然，而与西方社会已经完成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变迁密切相关。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农民是最有改天换地的创业精神的一个群体，当代中国的经济改革首先就是从农村起步，以往西方世界的对外扩张和内部变革，农业和农村人口占比较大同样是重要因素。当西方在向工业化迈进时，西方人一开始是在农业领域表现出“懒惰”。马克斯·韦伯在百年前的知名演讲《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中，就谈到这一幕有趣现象：当时大量东欧农民跨过边境，前来德国垦殖土地，竟然受到了许多德国容克地主的欢迎。原因其实不难找到：当年德国已处于工业化阶段，大量农村人口已从农业中脱离，德国人懒得再务农。
20世纪下半叶后，发达国家率先实现工业化，并推动了“农民终结”，原先最有创业精神的一大群体，就此消失，而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福利保障制度又使工业人口不再以在装配车间操弄机器为荣。由此造就的情形，是发达国家一边失业严重，另一边如清洁工、家政服务等有些脏累的行业，却又人手短缺。不久前一位朋友从美国访问回来，他与美国社会各界广泛接触交流，对此就有深刻印象。比如他发现美国当前事实上的失业率达到了将近20%，尽管官方数字说不到10%。但这些失业人群并不愁生活无着，美国政府会给他们以基本生活保障。“低贱”一点的活儿，有福利保障的“正经”美国人是不愿意干的，而多交给“贱民”去干，是如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中所说的，拉美“外来越境者”撑起了这些脏活累活的“蓝天”。而在伊拉克战争的时候，有消息说在美国的“黑户口”拉美裔青年纷纷要求从军，原因是他们听说只要为美国军队卖命，就有可能获得一张美国绿卡。美国的福利制度不如欧洲完善，但比起非西方国家来说，则又优越得多。欧洲的情况则又更上一层，弗里德曼说“西欧是一个有着良好生活设施的住宅区，一群老年人在这里被土耳其护士照料着，享受着天伦之乐”。
不能说欧洲、美国和日本的领导人不知道问题所在和要从何处解决问题，如福利制度一样高度发达的“现代性”政治体制束缚了他们的手脚。在民意政治的压力下，今天有哪位发达国家的政治家敢如当年的约翰·肯尼迪那样，理直气壮地告诉他的同胞“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削减社会福利、要求民众忍受困难，这些做法别说实行，就是从理念的层面提出来，都可能意味着政治生命的死亡。弗里德曼因此感叹：“我们这一代的领导人从不敢提‘牺牲’二字。所有解决方法都必须是无痛的。”
（摘自《影子里的中国》，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5月版，定价：3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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