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能做什么

    当今的普通公民就像坐在剧院后排的一位聋哑观众，他本该关注舞台上展开的故事情节，但却实在无法使自己保持清醒。他能感觉到自己正受到周围所发生事件的影响：不断出台的条例、规章、年度税收以及不时爆发的战争都让他觉得自己正随着社会大潮飘飘荡荡。

    然而，没有证据证明这些公共事务关他什么事，那几乎是他无法触及的。如果它们确实存在，那么，一定是在远离他生活的地方，被无从知晓的幕后力量掌控着。作为一位普通公民，他不知道究竟发生着什么，谁在操控着一切，自己将被带往何方。他的理想通常与这些事务无法契合；他发现，聆听演说、发表观点、前往投票，都不能让他获得驾驭这些事务的能力。他生活在一个看不清、搞不懂、不辨方向的世界里。

    经历冰冷的现实体验，终于让他明白，理论上他所拥有的主宰权只是一个虚幻，实际上他根本无法主宰。他审视自己以及自己在公共事务中的碌碌无为，比较自己在现实中产生的影响与民主理论中自己应该产生的影响，他不得不承认，“主宰权”对他而言，就像拿破仑三世在俾斯麦眼中，“远看似乎存在，可事实上什么都不是”。在一些煽动性的言论中，比如政治竞选演说中，他听到自己和其他民众被比喻成智慧、力量和正义的源泉，被誉为政治的原动力和终极目的，他心中残存的判断力对此无法接受。

    当这位普通公民经历了政治罗曼蒂克的年代，便不再被老套的高声叫嚷所打动。当他保持冷静清醒，便看出了自己在公共事务中扮演的角色是如此虚妄，至少是无足轻重的。他被戏弄了太多次，于是他退守家中，不再像一个东征的十字军战士企图把世界改造成某种样子。

    众所周知，在美国的政体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全体人民参与政治事务。然而如今，只有不到一半的选民参与投票，甚至在大选年里也是如此。学生们过去喜欢以“选举”为题撰写文章，而今他们转而研究“弃权”问题了。芝加哥大学针对1923年芝加哥市长选举进行了一次详尽调查，数千人接受了他们的调查采访。30％的弃权者的理由，至少是他们声称的理由是，他们遇到了一些无法克服的困难；而另外70％的弃权者，自由而至高无上的美利坚共和国的公民却连借口都懒得找，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投票漠不关心。

    美国选民的冷漠并非孤立的现象。罗伯特·米歇尔斯是一位颇具洞见的政治思想家，在这一问题上，他最后归结为一句话：反对党的获胜，意味着“嫉妒转变为贪婪”。

    普通公民表达觉醒的方式没有任何新意，就是根本不去投票，或者只投给名字列在选票上端的那位候选人，或者选举初期就不参与，不听演讲，不读文件。我也没有遇到过任何人，上至美国总统，下至政治理论研究者，谁能够离至高无上的理想公民哪怕近一点点。

    一个无法实现的理想

    未来的神圣公民步入社会后，应该怎样安身立命，怎样培养孩子，怎样享受生活？我曾试图想象完美公民是如何造就的。

    我阅读了一些曾被学校用于增强民众公民意识的新版标准教科书。读后发现，用心良苦的书并没有给出任何指引，只是不断地给他灌输大量纷繁复杂的社会难题。他被教育要保护国家的自然资源，因为自然资源数量有限；他被建议关注公共开支，因为纳税人不该为不断增长的不明开支买单。他，一位选民，一位公民，一位至高无上的权力拥有者，显然被期待付出无穷多的公益精神、兴趣热情和努力。教科书的作者几乎涉及了他所能想到的一切问题，唯独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位公民几乎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关注所有公共事务，更没有一点研究理论学说的胃口。

    我并不是说，学生了解当今世界重大问题，对他们的成长没有帮助。这会告诉他，世界很复杂，帮助他摆脱“一开口便是教条、信仰、给他人定罪之类的东西”，让他学得谦卑。但是，很显然，那位高明的作者在教科书中给出的1925年美国问题的解决方案，无法适用于十年后出现的新问题。除非在学习解决当下问题之外，他获得了一种超越当下的智慧，而这与教育无关。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对教育寄予的期待，最终只会得到令人失望的结果。因为现代社会出现的问题层出不穷，速度之快老师们根本跟不上，更无法抓住这些问题变化的实质，并及时传授给众多学生。如果学校只试图教学生如何解决当下的问题，事实上已经落伍了。他们最多可以尝试教给学生思考和感知世界的方法，这将有助于他们在新时期应对新问题。但是，这些方法并不是老师创造的，而是政治理论学家提出的。教育过程中，一定不能首先假定公众是政治天才，他们只不过是普通的人，即使他们有一定天赋，也只能在公共事务上投入非常少的时间和精力。

    我想，恐怕道德家会非常赞同以下观点，社会教育的首要任务不是寻找眼前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法，而是要找到适于解决所有问题的普遍性原则。我奉劝他放弃这种想法，治理现代社会仅有良好的道德是不够的，当困难的实质是为道德寻找方向的时候，道德无法指引方向。

    达尔文讲述的猫与三叶草的故事也许会对那些认为自己的是非观具有普遍意义的人们有所启发。紫色的三叶草靠蜜蜂传播花粉繁育后代，因此蜜蜂越多，来年三叶草长势越好。但是田鼠常常破坏蜂巢，吃掉蜂卵，因此田鼠越多，蜜蜂越少，三叶草长势越衰。而邻村的猫以田鼠为食，所以猫越多，田鼠越少，蜜蜂越多，三叶草长势越好。村里慈祥的老奶奶越多，猫就会越多。

    如果你恰好是一个喜欢吃牛肉的西方人，你将受益于那些老奶奶。因为三叶草长得好了，牛的主要食物也就充沛了。如果你是一只猫，你当然也会喜欢这些老奶奶。但是，如果你是一只田鼠，那么，又该如何判断是与非呢？那些养猫的老奶奶一定和养老虎的巫婆一样可憎，“老奶奶的危害”将在“田鼠安全联盟大会”上被激烈讨论。对于一只具有爱国精神的田鼠来说，根本无法想象，没有蜜蜂为田鼠们提供好吃的蜂卵，世界将会怎样，那将是一个没有法律和秩序的世界。

    因此，我们所认可的良好秩序，只不过是能够适应我们自己的需要、愿望和习惯的秩序而已。在具体的事件中，很难证明，我们的期望如此正义。

    假设选民们与生俱来拥有直接处理公共事务的能力，而且他们正朝着这一理想不断前进。我认为，这是个虚假的理想。我并不是说这是不受欢迎的理想，而是说这是无法实现的理想，如同一个大胖子想成为一名芭蕾舞蹈家。追求这样的理想只能误入歧途。

    公众能做的：抑制专制

    我并不是说，没有别的可以实现的公众舆论理想，只是说本书要揭示的这个严肃的实践性的理想是难以实现的。有人希望用美好的幻想来丰富人们的头脑，用伟大的精神使自然和社会富有生气，让奥林匹斯山矗立于云天之上，让亚特兰蒂斯岛重现于世界的尽头。然而，无论这些愿望如何承载美好、传递和平，可以断言，它们无助于公共事务的处理和解决。

    公众舆论承担的社会角色，是由它处于事件外围这一事实决定的。一种舆论可以影响另一种舆论，但是，舆论本身并不能产生直接的行动。舆论需要通过投票，表达赞成或反对、附和或抵制。但是，这种表达本身没有意义，它们只有影响到了事件进程才会体现出价值，而且，它们影响到的必须是事件的执行者。

    选举究竟是什么呢？我们称其为一种大众意愿的表达。它真是这样的吗？我们来到投票站，在一张纸上，从两个，或三个、四个选项中，简单地勾出一个名字。这样我们就已经表达出了对美国公共政策的看法了吗？这是空谈和幻想。

    人们通常认为，多数人中蕴藏着大智慧，那是上帝的声音。有时候，这是一种与极力理想化相伴随的自欺欺人。任意人群中51％的多数就能代表美德与智慧，这种根深蒂固的荒谬观点一直显而易见。对此理智而清醒的认识，有利于保护少数。

    我认为，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角度而言，基于多数原则的选举都是含有军事隐喻的，是内战的一种升华和变体，是没有流血的书面动员。无论人民参加武装斗争，还是参加选举，社会都会发生巨变，但是，如果我们认识到选举是战争一种替代形式，我们就会更好地理解选举的本质。在一些政治不稳定的拉美共和国，每一次选举某种意义上仍然是一场武装革命。事实上，美国官方已经公告承认，在中美洲国家用选举代替革命是政治进步的一种尝试。

    那么，为公众设置一个怎样的目标理想，才能与之相符呢？

    我们应该从设置它的最低理想开始。我们必须假定，公众并不了解局内人掌握的事件具体情况，因此他们无法分析意图或评估确切背景，不知道行动者的想法或深入问题的细节。他们只能看到事件的轮廓，感知一些皮毛；公众面对公共事务是相当不专业的，很容易就转移了注意力；他们依据自己的意愿行事，善于在思考中加入主观色彩；无法在危机明晰之前预料到它，也不会在危机过去之后持续关注它。总之，普通公众无法获得足够的信息，没有持续的兴趣，没有党派观念，没有创造力，也没有执行力，只有事件成为通俗易懂的矛盾冲突时才能唤起他们的关注和兴趣。

    因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当正常的生活秩序被邪恶打破的时候，公众才如梦方醒。无论专制统治有多么深重，只要没有引发危机，公众舆论就不会发起挑战。所以必须先要有人对专制统治提出挑战，公众只能是支持他。公众舆论的最高理想是保护那些为反对强制力量而随时准备依据理性采取行动的人。我认为，这已经是公众舆论有效作为的极限了。

    最终，危机消失，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正义得以伸张，而是某种应对危机的可行性方案奏效了。

    在危机中，公众舆论能够发挥的作用就是检验力量的运用，帮助解决问题的人们拿出最好的方案，实现互利共赢。

    （摘自《幻影公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定价：2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