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最好的一面’

    1979年10月，胡乔木在广州约见梁宗岱时说：“你的著作不会过时，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把你的书全部出版，你看怎么样？就交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让他们全部出版吧。” 

    胡乔木身为位高权重的文化人，关心知识分子著述的出版，也是极自然的“份内”之事，如支持“用繁体字排印”钱钟书的《管锥编》，主动为聂绀弩的《散宜生诗》作序等。但令人讶异的是，胡乔木得悉梁宗岱研制的“绿素酊”有多种功效，甚至可治疗癌症后，第二天即托人前往梁家取药，说他“也想服点绿素酊试试”。 

    当年读到胡乔木“也想服点绿素酊试试”，很有些惊讶，直至近日随手翻书，才注意到胡乔木素来对药物研究多有关注。早在1975年，胡乔木即向郭沫若推荐过用穴位低频电疗治疗支气管炎，后来又给钱钟书寄过两次治哮喘的药方，给聂绀弩送过药……在1982年11月致卫生部长崔月犁的信中，胡乔木更是具体地谈到了他对中药研制及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一些思考，并将他在看报时曾剪过几张有关（中药研制）的新闻，一并寄奉，以供参考。

    显然，胡乔木对药物的关注，不只是为了自己；“也想服点绿素酊试试”，这一“试试”即有为他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一试的含义在。（胡乔木从梁家取药后曾回信说，要介绍他们为患肝癌的孙冶方和患精神分裂症的许立群治病，后又向当时主政广东的习仲勋、杨尚昆谈了梁宗岱制药的情况，后者表示予以支持。）由此，我对胡乔木的“试试”也由“惊讶”而“敬佩”起来。

    由此也关注到，胡乔木复出后，为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的确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这在《胡乔木书信集》中已见一斑：

    1980年9月，巴金向胡乔木当面提出俄国文学专家汝龙住房被占问题，希望他帮助解决；次年9月，巴金致信胡乔木，希望这一问题“能早日解决”。12月1日，胡乔木致信巴金：“汝龙同志的房子问题北京市最近已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并已征得他的同意……”

    1981年7月，梁宗岱病重，胡乔木接其妻“甘少苏的一封来信，要求有所帮助”，当即致信广东省省委书记吴冷西、广东省委常委兼秘书长杨应彬，“请你们两位酌情处理”。据甘少苏说，胡乔木还曾亲自打电话给广东省委，“请他们照顾这位老教授”。

    1982年8月2日，胡乔木接新华社关于《著名老翻译家张友松工作条件需要改善》的材料，次日即致信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韦君宜，希望帮助解决这位年近八旬老人的苦境。当时张友松的子女均在外地，身边无人照顾，且蛰居十平米小屋，根本无法工作。

    1983年5月，胡乔木致信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梅益，希望解决文学所特约研究员夏承焘在京工作、生活、就医等诸多不便。当时年已八十有三的夏老，全家三代六口人蛰居三十余平米的两居室，且上下四层楼梯。

    ……

    住房问题，是当时知识分子普遍遇到的切实问题，胡乔木为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是花了很多心血、众所周知的。也因此，钱钟书夫妇告别寄居了两年半的办公室，乔迁四居室的新房后，也“猜想该是他配给的吧？”

    胡乔木乐于关心、帮助知识分子，更乐于同知识分子交流、交友，而这，应该也是胡乔木日理万机的工作中最好的放松。杨绛在《我们仨》中说：

    我觉得他到我家来，是放下了政治思想而休息一会儿。他是给自己放放假，所以非常愉快。

    乔木同志常来找钟书谈谈说说，很开心。他开始还带个警卫，后来把警卫留在楼下，一个人随随便便地来了。他谈学术问题，谈书，谈掌故，什么都谈。钟书是个有趣的人，乔木同志也有他的趣。他时常带了夫人谷羽同志同来。到我们家来的乔木同志，不是什么领导，不带任何官职，他只是清华的老同学……

    据说，当时胡乔木常住在钓鱼台，离钱先生的寓所很近，到钱先生家时还常穿着拖鞋 。由此也可见出胡乔木与钱钟书私交之好。

    但说实在的，胡乔木身居高位，真要与知识分子深交，的确也难。正如杨绛所说：“我们和他地位不同，身份不同。他可以不拿架子，我们却知道自己的身份。他可以随便来，我们决不能随便去，除非是接我们去。我们只能‘来而不往’。”换言之，这种私交必须建立在某种特殊的“契合”之上。对此，杨绛在《我们仨》中有一段精彩的如是说——

    有一位乔木同志的相识对我们说：“胡乔木只把他最好的一面给你们看。”

    我们读书，总是从一本书的最高境界来欣赏和品评。我们使用绳子，总是从最薄弱的一段来断定绳子的质量。坐冷板凳的书呆子，待人不妨像读书般读；政治家或企业家等也许得把人当作绳子使用。钟书待乔木同志是把他当书读。

    这也就是说，如果说胡乔木向钱钟书夫妇展示的是其“最好的一面”，那么钱钟书夫妇则依照自己“从一本书的最高境界来欣赏和品评”的阅读习惯，“待乔木同志是把他当书读”。这种建立在彼此“知道自己的身份”基础上的“契合”，实在是非常难得的；而且只要一方稍有不慎，这种“契合”就有可能发生意外。

    李慎之在《胡乔木请钱钟书改诗种种》一文中就记录了这样一次“意外”：

    1982年6月，胡乔木将其七十岁生日前写的四首七律《有所思》寄请钱钟书指正，没想到钱钟书在上面做了很多涂改批注。胡乔木犹豫着一边拿给李慎之看，一边说：“我做旧诗总是没有把握，因此要请钟书给我看一看，改一改，不料他给我改得这么多。你看怎么办好？”李慎之说：“这是钱先生书生气发作了，还是我来给你办一点外交吧。”6月12日，李慎之“来到钱先生家里，充当‘说客’”——

    我说：乔木同志一生是个革命家，有他必须守定的信条，像“红墙有幸亲风雨，青史何迟辨爱憎”、“铺路许输头作石，攀天甘献骨为梯”……这样的句子，都是乔木的精魂所系，一个字也动不得的。你不能像编《宋诗选注》那样，嫌文天祥的《正气歌》太道学气就不收的。以钱先生的绝顶聪明，几乎不等我把话说完，已经完全明白。他大概立刻想到了孟老夫子所谓“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谓得之”，说“是我没有做到以意逆志而以辞害志了”。后面说的就是他6月18日致乔木信中的话：“我恍然大悟，僭改的好多不合适，现在读您来信，更明白了。我只能充个‘文士’，目光限于雕章琢句；您是‘志士仁人’而兼思想家。我上次的改动就是违反了蒲伯的箴言……”

    可见，“地位不同，身份不同”的文化人之间要建立深厚的私交的确是很难的，正所谓“契合”难得，这从胡乔木与聂绀弩的交往过程中也可见出。

    胡乔木是真心敬佩聂绀弩的，他主动为《散宜生诗》作序，称赞这部诗集是“作者以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株奇花——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聂绀弩也认为“乔木是共产党高级干部中最有才华的”。原本胡乔木的真诚、主动也是有可能促成两人之间建立私交的，但终因聂绀弩“知书”却不“达理”，最后两人的关系只能止于“以后还可以向您谈些闲天”。

    这里不妨简单回顾一下：

    1982年夏，胡乔木读了聂绀弩的《三草》，“诧为奇诗”，随即致信聂绀弩说要去看他。聂绀弩“闻之甚骇”，于6月8日回信说：

    纶音宵降，非想所及。人情所荣，我何能外？恶诗臆造，不堪寓目。竟遭青赏，自是异数。至云欲觅暇下顾，闻之甚骇，岂中有非所宜言，欲加面诫乎？……

    聂绀弩以文言的笔法直白地写出了他的“骇”。这“骇”的确也是由衷之骇，直到胡乔木登门之后，聂绀弩还曾辗转托人问李慎之“乔木到底是什么意思”。但信中“欲加面诫乎”之类的话语已将胡乔木置于高高在上的官位，且用词如聂绀弩本人一般，有些“筋骨嶙峋”。但胡乔木似乎并未介怀，依旧前往拜访聂绀弩。

    7月4日的拜访，胡乔木面对整年斜躺在床上的绀弩先生，不但竭力赞扬他的诗，而且夸奖他“思想改造可得一百分”，并又一次展现了他“最好的一面”：帮聂家解决照顾他们的一外地亲戚的北京户口问题，托人从香港购买治疗哮喘的好药送给聂绀弩。后来又主动提出要为《散宜生诗》作序。

    胡聂之交，至此应该说还是蛮“顺畅”的。遗憾的是，聂绀弩“知书”却不“达理”：

    胡乔木主动替人作序本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施蛰存就曾请胡乔木为其《唐诗百话》撰一“短文”，胡乔木虽肯定了这确是一部难得的好书……但自忖外行，殊难应命，特请郭豫适代为转告。但聂绀弩却因“胡序”耽搁了出书进程，全然忘了“地位不同，身份不同”，竟于7月21日致信催稿——

    顷闻人民文学出版社人言，您要为拙诗写一序，该集正候尊序排印，想系真事，不图暮年打油，竟逢此殊遇，真放翁所谓“丈夫不死谁能料”也。惟年事既高，且复多病，朝不虑夕，深以能亲见此序为快耳。

    信的意思很明显：“既然是您要写序，那就请快些！再耽搁下去，我至死都见不到书了……”明知胡乔木是个位高权重的大忙人，却作如是说，大概也只有聂绀弩了。

    还有更不“达理”的：

    胡乔木送药给聂绀弩，照理说无论药效如何，道谢一声也是应该的。就像胡乔木给钱钟书寄药方，杨绛说“钟书承他关会，但无从道谢”，其实也是谢了；至于胡乔木对钱钟书家的“庇护”，杨绛更是说我们“心上感激。但钟书所能报答的，只不过为他修润几个文字而已。钟书感到惭愧”。但聂绀弩在8月10日给胡乔木的亲笔信中，却就胡乔木送来的“碧桃仙”拉杂了这么一段话——

    碧桃仙，我久知此药。有人由穗来电说，此物副作用大，不可轻用，并有用之而致不良后果者。我亦虑此，且恨其译名之庸俗（似为BITOSON），故未购服。我病杂，发展似亦不甚速。任之亦可。有人中有体健于我者，反先我下世者，理不可解，我因之也不汲汲于治疗。

    这些话，怎么看都很难说是“达理”的。

    或许，惟一可以解释的是，聂绀弩虽然欣赏胡乔木的才华，也认为胡乔木同志的序说我对生活有诙谐感……是内行话，不仅知诗，而且知人，但终究不愿与他走得太近。原因可能有二：其一，两人的思路有“错位”而无“契合”。曾替聂绀弩在香港刊行《三草》的罗孚说：“绀弩最怕人提起这序，怕人家以为是他找了什么门路求来的。” 也就是说聂绀弩不愿“高攀”，而胡乔木大约也自以为他来作序是别人求之不得的事，没想到偏偏就有绀弩这样被迫张吞苦果的人，两人就这么“错位”了。其二则是“胡序”说对他（聂绀弩）的生平却并不熟悉，令聂绀弩非常不满。在10月25日致舒芜的信中，聂绀弩写道：

    乔序说对我的生平不熟，其意极明：“此人如有历史问题，我不负责！”否则何必提此？

    胡乔木登门时曾夸奖他“思想改造可得一百分”，“胡序”中的“不熟”似乎有些出尔反尔了。但我相信，这更有可能只是一个“意外”，只是聂绀弩没法接受，更不愿去消除这一“意外”。

    文人深交本来就难，更何况身份、地位、遭际、秉性迥然不同的两位大文人。但不管怎么说，胡乔木与钱钟书、聂绀弩的交往都是极为难得、真情实在的文坛佳话，都体现了胡乔木“最好的一面”。

    2013年5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