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最先注意到的，是当年开封的水系，其次则是城墙。
唐代崔颢诗中所云“春风起棹歌”（《入汴河》），郑毅夫的“画船明月绿杨风”（《过汴堤》），所咏都像是今人经验中的江南。这样的一条河，今天的开封人已不能想象。清初顾祖禹撰《读史方舆纪要》，引宋张洎所说“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赋由此而进”，下文说的却是，宋室南迁之后，“故都离黍，江、淮漕运自是不资于汴，于是汴河日就湮废。……明初议建北京于大梁，规画漕渠，以浚汴为先务。……既而中格，自是河流横决，陵谷倒置，汴水之流，不绝如线，自中牟以东，断续几不可问矣”。我们所承，即此“几不可问”的梦中汴河。水的命运系于政治设施与国之兴衰。一部“汴水传”，岂不就是中原地区兴衰史？
《清明上河图》的核心部分，是那道横在汴河上的虹桥。明人王士性却写到汴河当水势盛大时的可畏，说隋朝引黄河入汴，不过为隋炀帝南下舟船的方便，“不意河流迅急，一入不回”，而河北地势高，汴河位置低，河南的土质又疏松，“任其冲突奔溃”，“遂为千百年之害”。倘如此，则汴河之涸对于开封，还说不准是祸是福。
仅由地名看，古代中原地区，水资源绝不匮乏。若洧川，若临颍，若延津，若商水，若荥阳，若汜水，若洛阳，若渑池，若汝阳，若淇县，若临漳，若涉县，若汝州，无不因水得名。据宋代朱弁的《曲洧旧闻》，其时的洛阳一带尚多稻田。但到了明末清初，缺水已是河南经济社会生活的严峻现实。
《读史方舆纪要》告诉你，《东京梦华录》写到的蔡水、五丈河、金水河等，不知何年已“堙”、“废”、“涸”；宋代用以习舟师水战的金明池，亦已“淤塞”。记水，该书触目惊心的，即一“涸”字。汜水，“今涸”；鲁沟，“今涸”；五池沟，“今涸”；曾经“环带萦纡，澄澈如鉴的翟沟”，“今涸”；曾有少男少女出没的“濮上”，濮水“今涸”……中原地区的衰落，不消说与水有关。我想知道的是，随水一道干涸了的，还有些什么。那些消失了的水，不惟留在了地名中，也将印迹留在地表。我儿时所见开封关厢一带的沙，应当是当年的河岸的吧。
这座城市与水有关的故事，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在明亡之际。
崇祯十五年四月，“自成再围汴，筑长围，城中樵採路绝。几月，贼决河灌城，城圮，恭枵（按即周王）从后山登城楼，率宫妃及宁乡、安乡、永寿、仁和诸王露栖雨中数日。援军驻河北，以舟来迎，始获免”。“汴城之陷也，死者数十万，渚宗皆没，府中分器宝藏尽沦于巨浸。”（《明史·诸王列传》）被那道滚滚浊流席卷而去的，固然有宫中珍宝，也有私人收藏，更有街衢坊巷、商肆酒楼，汴京的数十万生灵。
其实明末决河者不过袭前人的故智。秦始皇二十三年攻魏，就曾水灌大梁（战国时的大梁即宋浚仪县故城），“一国为鱼”。蒙古人也曾决河。既然“滔天之浸，近在咫尺之间”，就不能不成为随时的威胁。这条悬在汴城之上的河，在漫长的岁月中，决定了这座城的命运。
我童年生活的开封，距明亡之际那一幕已相当遥远，却随处可见黄河水患留下的盐碱，干巴巴的地面、墙面上泛着白花花的一层霜。儿时在开封城的边缘处，常见蹲在地上刮“碱面”（即制作食用碱的材料）的人——真是穷到了极处。未知水质是否也拜黄河所赐。《东京梦华录》中记有当年开封的若干条“甜水巷”。据顾炎武《历代宅京记》，明代开封，“城中井水悉苦鹻难饮，汴人率于城外汲水饮之”。到我居汴的上个世纪50年代，市民用水，仍然有“甜水”、“苦水”之分。
曾经如水一样丰沛的，是“物”之流。《东京梦华录》中的开封，物质确也丰盈到了满溢、泛滥。其时东京一带富庶，“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园圃”。至于城内，汴河两岸榆柳成荫，御沟则“近岸植桃、李、梨、杏，杂花相间，春夏之间，望之如绣”。宋徽宗被金人所俘，迁徙途中作《眼儿媚》词，以汴京为“花城”。而我童年时的开封，更像沙城，城北城东，弥望皆沙土岗，近城处沙丘高与城墙齐。现今的河南大学附近，即有沙丘。城外有柳树、枣树，却绝无园囿，也无从想象刘益安《北宋开封园苑考察》所说诸园，有可能设在何处。
《梦华录》大有与食物有关的记述——用了今人的说法，即“吃在汴梁”——足证宋人味觉记忆之深刻与丰富。写到的食物，满足口腹之欲的种种，无论生食熟食，除了粥、面、饼及数种蔬果，我均闻所未闻，其做法想必也失传已久。可知“饮食文化”之传承对社会经济条件的依赖；而开封的衰败，仅此一端也可以证明。由《梦粱录》、《武林旧事》等却又可知，宋室南渡，汴京的美食，在杭州及江南其他处保存了下来，是“物质文化”易地“繁衍”的例子。即使我生活的年代，开封较之其他中原城市，仍然有更多美味，只不过我的做教员的父母，薪水仅够应付日用，那些美味无福享用罢了。早年吃过而记得的，无非锅盔、叉烧包子、羊杂碎汤之类，似乎不独开封方有。
近代以来，岁时节庆，一概从简。自我的早年起，已不闻有所渭的“中元节”，也不再有七七“乞巧”之类有趣的活动，更不曾听说“春社”、“秋社”一类名目。但较之后来迁往的郑州，开封仍然更有年节的气氛，氤氲在胡同里，流荡在左邻右舍的眉眼间，无论贫富。
孟元老自序其《东京梦华录》，说当年的东京，“人物繁阜”、“人情和美”。我童年的开封，物资匮乏，里巷却一派安宁祥和；虽“人物”决不能称“繁阜”，“人情”之“和美”却依旧。
关于老北京的胡同，我曾引老舍的文字，说那城中“连走卒稗贩全另有风度”；《梦华录》则说北宋年间的开封，非但“卖药卖卦，皆具冠带”，甚至乞丐“亦有规格”。该书极言其时汴梁风俗人情之美，诸如“人情高谊”，店家“阔略大量”，与其说是地方风俗，不如说更是京城气象，与近人关于“老北京”的记忆，约略相似。在我想来，其时开封的空气，应当是温润的。市井语言尽管“鄙俚”，却未必粗野，宜于传递温情与善意，如文献中的老北京、老北京人。
中原一向是重要的“历史舞台”，在此舞台上表演过的“历史人物”，自然大有其人，但依我的阅读经验，明代的中原地区，由文学的方面看，人才不足以称“盛”。这一带，元明之交、明清之际，兵燹灾荒，破坏之严重，非今人所能想象。王士性说发生在中原地区的战事影响于该地人文，“宛、洛、淮、汝、睢、陈、汴、卫，自古为戎马之场”，元代以来，“杀戮殆尽，郡邑无二百年耆旧之家，除缙绅巨室外，民间俱不立祠堂，不置宗谱”。明代的开封在一再的大破坏之余，人文的衰败尤可避免，其人物气象不同于江南人文荟萃之区，不难想见。明代著名文人中，籍属中州的，或许“前七子”的何景明最知名。至于明末清初，最负盛名的，则首推侯方域，周亮工亦其时的闻人，声名却没有那样煊赫。
关于侯氏其文其人，时论毁誉参半。周亮工《与吴冠五》一札，录时人关于侯文的评论而评论之，不欲为乡邦人物讳。
至于周亮工，其诗集自序说“本豫章人，籍大梁”，然“实生秣陵”，21岁那年才到大梁。关于周氏的传记材料，有如下细节：说考官得周氏试卷，曰：“此非中州士也。”当面“询知籍于南也，顾侍者而笑”。说老实话，这一句“顾侍者而笑”很令我不爽。谁说这里没有今人所敏感的“地域歧视”？周亮工的以金陵为“原籍”，也应当有如上背景的吧。这种偏见、成见延续至今，很可能已进入了“中州士”的集体无意识：压抑自外而内，影响着知识人的精神意气。
侯方域与陈维崧论诗，自称“下里之鄙人”，固然是通常的客气话，也未见得不出于其时中原人士面对江左才俊时本能的反应。当时的江左，城市经济已有相当的发展，而同一时期的中原，更像是相对于东南富庶之区的乡村。侯氏还说：“余家中原……中原风气朴遬，人多逡巡不敢为诗”，并非故示谦抑；接下来却又说，“惟其不为诗，诗之所以存也”，那意思很可玩味。大致是，正因不在风气中，不妄称作者，才能存诗，也要置诸侯氏的明代文学批评中，才便于理解。
有宋一代高度成熟的文人文化，在其后的岁月中剥蚀殆尽。2005年在开封，却听人说至今仍然有蛰居陋巷的文人，不知是否是真的——或许亦属某种孑遗之民。那年在书店街，看到了售卖文房四宝之类的“文化生意人”，想必是在惨淡经营。不知那些铺面是否已几经易主，改售了其他货品。我孤陋寡闻，想不出还有哪座城市有一条“书店街”。这街名是我童年时熟闻的。当代作家中，汪曾祺、陆文夫长于写市井奇人，似乎还未见有人为开封的市井人物图形绘影。
已有关于开封的城市起源及“开封”一名来源考，据说“开封”原作“启封”，因避汉景帝刘启名讳而改为“开封”——则汉代即有此名。据此，“开封”系动名结构，与“启封”义近。人们似乎不都这样读解。有过一个谜语，谜面是“矛盾”，打一地名，谜底就是开封。在我看来，“开”而又“封”，更像是一道古老的谶语，挟了点神秘。这座曾兴而又衰甚至死而复生的城市，一定会有一天，终结这种生死轮回，兴衰迭变。
你不妨如此相信。
（摘自《开封：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定价：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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