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虻，我们听你讲

    陈虻：中国电视纪录片里程碑式的人物之一、中国电视著名栏目《东方时空》的缔造者之一、《感动中国》特别节目创意者之一、中国电视事业的不懈探索者和实践者。2008年12月23日因胃癌医治无效逝世，享年47岁。

    今天所做的一切相加就等于未来

    陈虻：生命需要保持一种激情，激情能让别人感到你是不可阻挡的时候，就会为你的成功让路！一个人内心不可屈服的气质是会感动人的，并能够改变很多东西。

    1993年7月14日上午，32岁的陈虻走进一间简陋的办公室。白色的圆领T恤、浅米色的西装长裤。小平头，儒雅、俊秀。

    他被介绍给大家：这是《生活空间》的第三任制片人。那时，定位为服务性栏目的《生活空间》有点找不着北。陈虻来的当天，一档教人做西瓜盅的节目正在忙着编后期。节目的编导告诉陈虻：之前我还教人熬过粥。

    也就是这一天，陈虻提出：《生活空间》还是要做服务，但要服务人们的精神需求。   

    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位年轻人还说：

    我没有三把火，但有两个想法：第一：通过我们的栏目，要填补中国电视的空白；第二，要推动中国的新闻改革。

    言简意赅，深思熟虑、韬略在胸。显然，陈虻是有备而来的。

    在此之前，他已经在央视工作了8年。上述表态，应该与陈虻这8年的经历、思考和准备密不可分。

    陈虻是理工科出身，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航天工业部。但从小热爱文艺的他却凭借执著和努力成功运作跳槽到了中央电视台。

    到央视的头三年，陈虻干的工作就叫‘打杂’。主要任务领肥皂、毛巾，拿报纸、干杂务。他说：“谁在外面拍片子磁带不够了，一个电话回来，我就扛几箱带子，买张站台票送过去。谁的钱不够了，我就负责跑邮局寄钱。”

    有心人即便打杂，也不忘学艺。给摄像师扛机器，陈虻说：“趁卸架子的工夫，我瞅一眼取景器的构图。晚上别人休息的时候，我偷偷拿摄像机比画比画。后来还渐渐试着给摄像出点主意，给导演提点结构上的建议。”

    有个圈内人指点陈虻：“你进电视台要先学会拍照片。”他立马就把结婚的金戒指卖了，还卖了一个小录音机，凑足钱买回一台佳能照相机。十多年以后，在给《纪事》栏目组讲课的时候，陈虻谈起这段往事：“家里什么都没有了，一贫如洗。但我有了相机，天天在马路上咔嚓咔嚓拍照，回家自己冲胶卷，琢磨构图、用光、景深。”

    机遇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进入栏目组的第三年，一天下午，陈虻在办公室值班，领导大步闯进来：“有个紧急任务。”他环顾四周，没有别人，就对陈虻说：“交给你吧。明天上午九点半在钓鱼台国宾馆采访哈默。你知道谁是哈默吗？”

    陈虻脑子“嗡”的一下：哈默是谁？第六感觉告诉他，把他撞“嗡”的不是哈默，而是机会。他迅速回答：“知道。”领导说：“那好，明天9点，把采访提纲带上，我们准时出发。”

    时间已经是下午4点。陈虻起身窜了出去，如果抓紧时间，如果图书馆还没有关门，一切都还来得及。守着哈默的材料，陈虻忙了一夜，写下了九个问题。

    第二天，他们顺利地采访了哈默。收工的时候，领导叫住陈虻，把13分钟的素材带交到他的手上，只留下一句话：“做一个10分钟的节目。”

    对于一个10分钟的专访节目来说，这点素材只是杯水车薪。离播出还有两个星期，陈虻跑遍了北京城所有能够找到哈默资料的地方，文字的、图片的、影像的，一一搜罗到手。解说词只需要几百字，但陈虻字斟句酌，整整写了三天。陈虻成功了，美方很满意。

    1988年陈虻被调到总编室《观察思考》栏目当记者，这是中央电视台创办的第一个带有评论性的深度报道栏目。 陈虻埋头苦干，做了大量解释社会问题的节目，他和每一个节目都较真儿，对每一个细节都求真，非常在意到现场采访这个环节。     

    1985年到1993年，陈虻用8年的时间，使自己成功地进入到电视新闻制作的核心与前沿。

    我不是在改片子，是在改人

    陈虻：既然文如其人，为何不从做人开始？

    陈虻审片的场面，被誉为央视“南院”的一道风景线。  

    机房里聚满了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陈虻一头飘逸的长发，端坐中央，俯身盯着编辑机。手边几块饼干，一瓶水，一包烟。

    他不会放过任何瑕疵。审片专注时，长发随着节奏渐渐下滑，遮住眼睛，猛地向后一甩，长发复位，如此反复。

    一部片子阅毕，就开始点评。编导们把陈虻的点评称作“痛批”，往往痛批的时间比片子还长。众人掏出本子记下他的真知灼见，戏称“这是看别人犯错误，自己长见识”。

    “听陈虻审片，几个钟头，胜读数年书。他的精确、清晰、尖锐、超越，一针见血，无人能及。”编导们说。所有的人都喜欢听他骂。他不骂人，骂事儿。听他骂完了出来，业务确实有长进，也知道他是为我们好。被他骂是骄傲，说明他看得起你，觉得你有出息，能骂出来。    

    这就是陈虻的气场。

    他说：我不是在改片子，我是在改人。你是以怎样的态度在做人，怎样的态度面对生活，你将会告诉你的观众。观众不仅可以从电视屏幕上看到被拍摄的他们自己，也可以看到拍摄他们的你们。既然文如其人，做节目为什么不从做人开始？

    在审片的过程中，陈虻也很重视如何与编导实现有效的交流。

    陈虻讲过以前和一个编导发生的故事：

    我给他讲片子，我说你这片子主题应该是这个，他说，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再讲下一段，他还是说，我也是这么想的。当时我一拍桌子，下次我审你片子之前，你怎么想的，你先写在纸上。然后我如果真的讲的就是你写纸上那个，把你的纸亮出来，我给你跪下。

    为什么一定要这么严厉地批评他？“我也是这么想的”，有什么错？人家不就接一下茬儿吗，你陈虻干吗那么不饶人？为什么不饶人，就因为他接受信息的方式是错误的，并不是因为他不尊重我，而是因为他在听我说话的时候，老在寻找我的信息跟他的信息相同的部分，而不是寻找我的信息跟他的信息不同的部分。但是，他只有寻找到我的信息跟他的信息不同的那一部分，他才会真正有变化。他总是寻找相同的那部分，只能通过我来印证他是对的。一个人天天都这么听别人说话，他一辈子都改变不了。

    必须建立自己对事物认知的坐标系

    陈虻：长期用统一的坐标去进行判断，呈现出来的结果就是这个栏目的理念。

    陈虻抽烟，多年的习惯，身边总带着烟。他的烟盒，还有另一个用途。在指导新人的时候，或者在给栏目组讲课的时候，他会经常拍出这个烟盒：

    这是一盒烟。我把它放在一个医学家面前，我说请你给我写三千字，他说行，你等着吧。他会写尼古丁含量，几支烟的焦油就可以毒死一只小老鼠，吸烟的人肺癌的发病率是不吸烟人的多少倍，吸烟如何危害健康。

    还是这盒烟，我把它拿给一个搞美术设计的人，我说哥儿们请你写三千字，那哥儿们给你写出来：这个设计装潢的色彩、标识的个性创意。

    我给一个经济学家，他告诉你，烟草是国家税收的大户，还有烟草走私对经济的影响。

    我现在把烟盒给你，请你写三千字，你就会问写什么呀。这也就是说记者在面对一些事物时没有一个知识背景，没有自己的思考角度。

    陈虻把媒体人的知识背景和思考角度称为思维的“坐标系”，他反复告诫大家：一个栏目，或者一个记者，必须建立自己对事物认知的坐标系。  

    他在讲课时，经常举《生活空间》当年拍摄的一个叫《姐姐》的节目作为例子：这个节目讲述的是一对夫妻生了一对龙凤胎，但因为是剖腹产，分不出谁大谁小，父母就把女孩任命为姐姐。陈虻回忆，这个片子拍得非常热闹，呈现的故事很生动、很精彩，男孩和女孩天天在家又打又闹，一会儿说妈妈偏心眼，一会儿说男孩欺负女孩，有高兴有痛苦。编导起初想把这期节目叫做“成长的烦恼”。

    陈虻说：起名是最难的一件事儿。节目的名字将概括你整个所要表达的东西，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叫“成长的烦恼”，想要表达的可能只是故事中的这些热闹，但是在呈现价值理念方面却并不清晰。在陈虻的建议之下，这期节目的名字最后被确定为《姐姐》。陈虻说：我想告诉观众一个基本事实，正是出生后父母的任命，改变了这个女孩的生活。以后才会经常出现“你是姐姐，你应该让着弟弟”这种教育，家长教育她的所有的方式，她在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甚至以后她的命运变化，都因为她是姐姐。

    陈虻说：当我们确立“姐姐”这个主题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要把它放在一个社会背景上看，把它放在一个人性的背景上看，也就是用我们栏目的思维坐标系来深入挖掘，开始寻找它的另一种可能性，在素材的组织上，更多地去凸显这个称谓给她的命运带来的变化和这种变化对她造成的影响。这个女孩在面对这种命运的时候，那种无奈、那种挣扎，以及她父母的那种漠然、那种麻木，觉得她就是姐姐，她照顾弟弟是理所当然的。这个故事就不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一个很有趣的东西，也不再仅仅停留于它表面呈现出来的那种热闹，中国农村传统习俗、重男轻女等社会文化背景才能呈现出来。

    2009年12月23日，柴静在新浪博客上发了题为《我以为失去了他，但是没有》纪念陈虻去世一周年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

    他最后说的一句话，十年后仍然拷问我：“你有自己认识事物的坐标系吗？有几个？”

    同样的问题，陈虻提给了每一个媒体人。请回答。

    （选编自《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陈虻，我们听你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定价：4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