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泥集——巴金致杨苡书简劫余全编》面世之初，作为策划人，我曾打算将杨苡先生有关巴金书简的一些回忆文字整理重刊，既为推荐这部书简，也是为读者提供一份阅读该书的背景资料。但杨苡先生断然否定了我的想法，说是“不要炒作”。话，说得直白，我也能理解，毕竟平时与杨先生通话，时常会听到她对媒体炒作的激愤之言。也因此，出版方未对“劫余全编”作任何宣传。
无奈文化贬值，书市凋敝，“书香更怕巷子深”。三年多过去了，“劫余全编”首印三千才销售近半；网上搜寻，有关该书的文字也寥寥无几。想想，还是觉得应该把与“劫余全编”相关的若干琐事记录下来，不为图书推广，只为留一些“书背后的故事”给感兴趣的书友。
《雪泥集》由三联书店初版于一九八七年五月，收录半个世纪以来巴金致杨苡书简六十封。那还是范用先生离休前约的稿，列入他亲自装帧设计的“文化人自述”小丛书。这本小册子由辛笛命名，黄裳题签，杨苡注释，并经巴金过目——《雪泥集》的分量由此也可见一斑了。
杨苡与巴金通信始于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之后。据杨苡先生回忆，这六十封书简是历经“三劫”幸存下来的。第一劫是她赴西南联大读书之后的一九三八年冬，日本兵突然进入天津英、法租界搜查，杨苡母亲迫于形势，将她留在天津的一些信件烧毁了，其中包括十几封巴金的信；第二劫是战乱期间，她由昆明而重庆，生活多次变迁，遗失了好几封；第三劫则是十年浩劫期间，在被迫上交巴金书信时，“我也捡出几封会对巴金不利的信……只好忍痛处理。”
浩劫过后，孰料《雪泥集》成书时竟又一次被迫做了“忍痛处理”——龚明德先生曾在《三见巴金》一文中回忆说：
……巴金微微扬起一只手，平静地说：“你要的《雪泥集》已印好,但三联的人讲要换上一页才能发行。我要送你一本。”我仔细听完，原来巴金给杨苡一封信中赞扬了某个作家在一次会上的讲话讲得好，承印《雪泥集》的北京三联书店要删去这一句，巴金不同意。——“最后双方都让了点步，书信正文保留作家的姓，把名删去，但注释中出现他的全名。”巴金仍然平静地说。
但如此一来，这封信及其注释便给读者留下了一个人为之谜。对此，谷林先生在《雪泥留鸿爪》一文中“吹毛求疵”道：
……另一处是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的第五十信，信中有云：“刘的确讲得不错，我听见不少人这样说。可惜我自己没有听到，据说他认真在考虑问题，看得较深一些。而且他敢讲，有胆量。”杨苡注释道：“当时著名作家王西彦、罗荪、刘真、刘宾雁、林斤澜、邓友梅、刘绍棠等应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邀请，做了关于现实主义文学的讲座，介绍了各自的创作经验，和对各类文学问题的意见，深受南京大学生与青年文学工作者们欢迎……”注释原原本本，只是七个名字三个刘，巴金以为讲得不错的究竟谁属又是些什么意见竟未交代。
对此删改，杨苡先生也一直无法释怀。她不止一次对我说，她的一大心愿就是《雪泥集》能够重版，能够恢复巴金书简的原貌。二〇〇〇年，她请辛笛撰写了《再版序言》，但直至辛笛、巴金相继离世，《雪泥集》的再版依然无从着落。
二〇〇五年岁末，当我决意“出人事的纠缠”，不再担任报纸负责人时，《雪泥集》的再版便成了我的一桩心事。原因很多，首先自然是因为喜欢，而喜欢则是因为书简的真，一如邵燕祥《读〈雪泥集〉》所感：“……得读《雪泥集》，仿佛我捧着的不是半个世纪间巴金写给杨苡的六十封书简，而是巴金的那颗真诚的心！”其次，则是因为这些书简承载了“一个伟大作家同一个微不足道的读者之间的友谊”（杨苡《雪泥集·前记》），而这一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谊，在现如今已越发显得难能可贵了。当然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那就是《雪泥集》初版面世后巴金写给杨苡的几封信，均是杨苡先生交由我独家首发的，我觉得有义务完成《雪泥集》的再版，增补初版未及收入的七封信，给后人留一份完整的史料。
为此，我专程赴南京，从杨苡先生处取回两大册书简手迹，并承诺一定要把巴金书简的原貌呈现给读者。杨先生也同意我的想法，表示“如果要删改，宁可不出”。
回沪后，仔细研读了巴金书简手迹，决定再版时将手迹一并刊出，以存其真。这不只是为了恢复书简的原貌，不再留下“人为之谜”，也是因为这些手迹本身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如书简用纸与巴金生存处境的关联，书简的若干增删、修改与巴金的斟酌、思考，等等。后者如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书简，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文代会开完了……开幕前郭玲春两次打来电话要我发表意见，我讲了几句，都给删掉了。我讲的无非是几十年前开的“双百方针”的支票应该兑现了……
对照手迹可知，“支票”“兑现”原作“理想”“实现”，“几十年前开的”几个字则是补写的。我想，这一改一增，是内含着巴金写信时的“心痛”之情的。
确定《雪泥集》编辑思路后，便开始寻找出版方。最初，杨先生和我均希望还是由三联书店出版。二〇〇六年岁末，我特意致信三联书店一位我认识的领导，对方回信说，“这会是一本有价值的书。如果在巴金百年时出版就好了。现在销售方面实在没有把握。等我们商量一下再说好吗？”信，写得实在且委婉，其中的意思我还是明白的：市场摆在那儿，他们不愿做亏本的买卖。但出于礼貌，我回复说：“……《雪泥集》实在有困难也别勉强，尽快告诉我就是。”当然，我并没有指望对方“告诉”我什么“商量”的结果。事实上对方也没对我“再说”什么。
后来，我的生活也经历了意外的“变迁”，《雪泥集》的再版也就搁置了下来。
大约两年以后，有一次跟我的朋友、上海远东出版社副总编匡志宏说起《雪泥集》，没想到她居然一口答应，并且表示将尽力满足我提出的所有条件。说实在的，我的“条件”相当苛刻。我说，现在的图书市场情况你比我清楚，出这书，我可以不拿什么编辑费，你们也别指望赚钱；但这书一定要做成精品，装帧设计、纸张、印刷等都必须按照我的设想来做，而且巴金的信不能作任何删改……她都一一答应，也的确做到了，而且书印出来的效果事实上已远远超出我的设想。
巴金曾在信中说，“想想写《雪泥集》那些信函的日子真像在做梦。”回顾编辑出版“劫余全编”的那些艰难日子，我竟也有一种“真像在做梦”的感觉。
“劫余全编”由匡志宏担任责任编辑（这也是我的要求之一，为的是“落实到人”）。令我深感意外的是，身为责编的她并没有将书稿交由印刷厂录入，而是亲自将初版《雪泥集》对照书简手迹逐字输入电脑。她说这样可以更直观、更深入地体会、理解书简的内容。也正是在录入过程中，她发现了《雪泥集》初版本的不少错讹，提出了许多有益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劫余全编”中插入巴金年谱简编以便读者了解书简写作背景的想法就是她提出的；而我也根据她指出的一些错讹，对若干书简的写作日期做了考订和修正……
值得一提的是，在“劫余全编”成书过程中，上海远东出版社的相关工作人员都倾注了极大的热情。负责装帧设计的李廉、李如琬，面对我的“挑剔”可谓不厌其烦，即便是内页上一个小小的装饰性的邮戳图案，都设计了好几次，以确保色彩、大小尽可能逼真且与书页相协调；责任出版李昕特意调取各种纸张供我挑选、给我建议，逐一确定护封、封面、环衬、扉页、正文等用纸（为了达到最佳的全彩印刷效果，“劫余全编”最终全部采用了相当考究的艺术纸）；责任校对汪晓也是尽心尽责，对照手迹逐字校对，连一个已经模糊了的标点符号都不放过……
当然，成书过程中最关键的一环还是如何不再留下“人为之谜”。不出所料，在终审过程中有人很自律地发现了这一问题，且执意不予放行。后经匡志宏不断力争，在集团主要领导和市新闻出版局有关人士的支持下，终于有上级的上级的上级勇于担当地拍板说：“出于存真及纪念之意，同意原文照登。”——对于上述支持者，我知其名或不知其名者，尤其是那位最终拍板的“上级”，我都要在此谨向他们表达深深的敬意。
二〇〇九年岁末，“劫余全编”完璧问世，我也终于了却了一桩心事。杨苡先生也是满意的。但三年多过去，书销得不好，我对出版社还是很有些歉疚。前些天我了解了一下销售情况后对匡志宏说：“抱歉，让你们亏了。”她苦笑着安慰我说：“书是我们愿意做的。”——我一直没跟她说，曾经有人说他们出这书是为了赚钱。
那是“劫余全编”出版不久，南京有位好与名人交往，也不知是以“剪刀浆糊”编书出书为副业还是为主业的人，急急跑到杨苡先生处索要签名本。拿到书后，看了看定价便说：“上海人门槛精，真会赚钱……”杨苡先生在电话中将此事告诉了我。当时我并没说那人是以什么之心度什么之腹，也懒得解释，只是苦笑着说：“他不懂这书是用什么纸印的……”事实上，编辑出版“劫余全编”，我并无分毫收益，而出版社则是亏损的。
刊行巴金书简，在我看来原本是件“雅事”。没想到这等雅事被某些人一揣度，便俗了。
而且，这还不是头一回遇到——
二〇〇五年岁末，上海图书馆名人手稿馆的一位负责人劝说杨苡先生将巴金书简手迹捐赠给该馆，杨先生同意后，对方表示要给予“适当的奖励”。杨先生电话我说，钱不多，但我不能拿，可对方坚持要给奖励，我该怎么办？
我想了想说，这点钱你该收下。你别把它当作捐赠的奖励，而应把它视为国家对你的补偿。国家对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亏欠太多了……我说这话的时候，想到的是杨苡先生以教员身份退休，只有一份微薄的退休金；而且当时脑海中也的确浮现过杨敏如先生回忆戴乃迭时所说的一段话：
你生前最常说的一句话是“谢谢”，甚至“文革”中关在监狱，每餐接过窝头菜汤，你也从不忘说“谢谢”。现在，我要替我的祖国说一句：“对不起，谢谢！”
大概杨苡先生也觉得我的话有些道理，便说：“那就由你跟他们说吧，我全权委托你。”
第二天上班路上，我接到了手稿馆那位负责人的电话，说要安排时间交接手稿。我刚说“关于奖励的事……”对方便近乎呵斥道：“你别插手这事！”我顿感遭受了巨大的侮辱，说：“既然你这样认为，那就什么都别谈了！”并当即挂断了电话。
中午，杨苡先生来电说那人不了解情况，她做了解释，对方已表示歉意。
下午，在我的办公室里，在显然并不友好的气氛中，我按照杨苡先生的要求将巴金书简手稿移交给了对方……
雅事，就被这么一揣度，俗了。
这已不是范用先生出版《雪泥集》的时代——如今，我常常这样告诫自己，也时常会想起我的朋友叶芳笔下的范用先生，那位曾经一起笑谈过的文化前辈——
现在他整天躺在那张单人小床上……经常弓着身体闭着眼睛，背对着来人，表示他不愿意谈任何话题……卷曲的身体变得那么瘦小，仿佛他决意要无声无息地存活在这个世界上直至消失。
（《我想让他说……》）
此刻，我正感受着范用先生最后的沉默……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三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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