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成了个读书人

    我这一辈子，装得最像的，是装成了个读书人。知识分子，文化人，文人，这些名号，在我看来，都不如读书人亲切。

    由一个农村孩子，到一个读书人，这个过程是艰难的，也是缓慢的，可以这样表述，装呀装呀，装呀装呀，总算装成了个读书人。在我的装模作样史中，就这个，让我大吃了苦头。别的方面，只要装就行了，这个装，是要花钱的。几乎可以说，白花花的银子水样地流，为装个读书人愁白了头。

    买书之初

    在买书上，最能看出我的装模作样。

    念高中时家境还好，我又是家里第一个上高中的孩子，家里对我格外的优待。爷爷每月从他的工资里，给我寄15块钱，外加5斤全国粮票。学校每月的伙食费是8元5角，就是说，每月我有6元5角的零花钱,这笔钱，除过饿了去外面吃点零食之外，相当一部分叫我买了书。《三国演义》等小说，就是那时候买的。前些年三弟写过一篇文章，叫《卖书记》。说“文革”初期，农村也“破四旧”，其中一项就是烧旧书，爷爷怕家里的旧书惹麻烦，就叫三弟拉到街上的废品收购站全卖了。三弟说，他当年只有十一二岁，拉着一个小平车，堆着满满一车书，差不多全是二哥的。路上遇见本村的炳湖爷爷，还顺手拿走一套《水浒传》。文章最后说，不管二哥说他现在藏有多少书，他上大学之前的书，怕不会有了。

    这话基本不差，但我记得，光我的书，不会有那么多的。家里还有一些老书，该是爷爷年轻时候买的。还有不多的几本，是父亲从山东寄回的。比如我最早看的《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就是父亲给我和哥哥寄回来的。

    在上中学的时候，我已喜欢上写作，那时雄心勃勃，小说写，散文也写，觉得自己真的会成为一个作家。作家嘛，总得多读书，要多读书，那就只有多买书。小说，当然要买文学名著了，于是什么《三国演义》啦，买了好几本，只是没买《红楼梦》，一则书店没有，就是有也未必会买，知道《红楼梦》写的是爱情故事，而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子，是羞于看这样的书的。   买的最有眼光的，是文怀沙的《屈原离骚今译》，之前吧，李辉发表文章，揭发文氏年龄造假，且说其学问并不怎么样，举的例证中就有这本《屈原离骚今译》。还有的学者说，不过是中学教员的水平。我当即从书柜底层，找见了这本书翻看一番。心里很是感叹。人品出了问题，未必什么都不对了。或许是自己当过多年中学教员吧，对那句“不过是中学教员的水平”很是反感。凭什么一说没水平，就以中学教员作标杆。须知这世上，巫医百工，各有其司，也各有其长，草包教授、草包研究员又不是没有，何必处处糟蹋中学教员。

    明知看不懂，只是出于好奇而买下的，有栾调甫的《墨子研究论文集》，张舜徽的《顾亭林学记》。

    买的最冤的，是一本叫《烽火春秋》的书，还挺厚的，以为是新出的长篇战争小说，拿回去一看，是陕西一个叫烽火的农业合作社的社史。

    还是有用的多，比如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的《古代散文选》，上册出来买了上册，中册出来买了中册。一直为没有买到下册而懊恼。后来才知道，下册就没有出。“文革”后出了，当时我在北京参加文讲所学习，一见便毫不犹豫地买了。这套书，至今还在我身边的书柜里插着，不时还会翻看引用。

    去运城上学时，爷爷给了我一个木板钉的货箱，高中毕业，买的书竟有多半箱子。上大学时，将一部分留在家中，选了些在大学可能用得上的带去。在汾西没有几年，这个箱子又满了。三弟说我上大学前的书，恐怕一本也没有了，是不确的。比如《屈原离骚今译》、《墨子研究论文集》、《古代散文选》上中册，就一直在身边。留在家里的，多是些古典小说之类，定然还有那本《烽火春秋》。

    求全责备

    现在我买书，气派要大多了。简言之，原先是挑挑拣拣，现在则是求全责备。

    举个例子吧。

    胡适的书，改革开放以后，陆续有单行本出版，几乎见了就买，比如《白话文学史》、《先秦名学史》等。那时大陆出胡适作品，还是单本地出，没有成套的。一次在外文书店，见到台湾出的《胡适作品集》三十七册一套，二话不说就买了。后来大陆出了《胡适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是八卷本，北京大学出的是十卷本，比较之后，买了北大的十卷本。黄山出版社出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听说过没有见过，据说一套要一万多元。想不到的是，多年后，通过一个朋友，三千多元就买下了。灰黄色的封面，十六开，全部影印，四十二册，插在书架里，气派极了。再后来，安徽教育出版社出了《胡适全集》四十八卷，也买了。在此期间，还通过外文书店，买下台湾出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某年去上海，在一家旧书店，买了民国版的《胡适文存》四卷。

    我并没有写《胡适传》的想法，只是心里清楚，要了解新文化运动的人物与事件，胡适绝对是个必需的津梁。

    有人也许认为，买书有什么了不起，只要有钱，买回来就是了。

    这是不懂行的话。许多书，光有钱是买不下的，还得下功夫，功夫下不到，只能空想而已。

    前几年，我写过一篇小文章，叫《访好书如访美人》，其中谈到买几本书的经过。摘录两段如下——

    仍是那次在黑龙江游玩，一路上我跟朋友说，要是能买到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就好了。内地早已脱销，边远地方的书店，说不定会有留存。真也巧了，到了黑河县城，去了书店，获得允许，去书库里寻找，竟在一个书架的底层，发现了10本。我和同去的朋友，一人买了5本。回到太原，自己留下一本，其余4本全送了人。后来我的一本，也让朋友借走没有归还。至今还记得，那黄绿色的封面上，廖沫沙先生写的书名。几年后，黄仁宇的声名骤响，这本书不知出了多少版，一版比一版阔气，我见了总不再买。见过清纯处子的人，艳妇哪能勾起他的兴致！

    新书要访，旧书更要访。改革开放，对读书人来说，一大功德就是旧书市场的开放。这在前些年是不可想象的。上世纪90年代，我的兴趣转向现代文学人物传记的写作，先后写了《李健吾传》和《徐志摩传》。写这两部传记时，为了得到两人的原本著作，曾在石家庄的《旧书交流信息报》上登了广告，表示愿意高价购藏。那时的高价，现在想来真是开玩笑，一本《咀华集》不过二十元，一本《爱眉小札》不过三十元。因为喜爱徐志摩，连带的也喜欢上了胡适，总以手上没有胡适的原著为憾事。一次到上海，承一位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位旧书商，去了他在山阴路的家里。他告诉我，陈子善先生刚刚挑过，我一听就泄了气，子善挑过，如同悍匪劫过，哪里还会有遗漏之珍。然而，没有料到的是，竟找到一本胡适手批的《神会和尚遗集》，封面上有胡适亲笔写的“胡适校本”四字。当时我的兴奋，直如曹孟德赤壁大败后逃到华容道上一样，不能不大笑诸葛亮的千密一疏！

    求全责备，最好的例子，该是配齐台湾出版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简称《史语所集刊》）。多年前，儿子的一个朋友，送给我一套《史语所集刊》，从史语迁台后出版的第一期起，直到民国七十一年即1982年。其排列序号，则是从史语所创办初集刊起。精装16开，四十多册，家里没处放，连箱子也没打开，一直在地下室堆着。有了新书房后，摆在靠墙打的书架上（普通书架一层没有那么高），大红封面，排起来红艳艳的一大片十分醒目。

    每次见了，总想着该配齐后来出版的，我与台湾没有交往，只是想想而已。

    机会来了，2010年秋天，随文化部代表团访台，结识了沈春池文化基金会的安琪小姐，当时不好说，回来后通过电子邮件，说了我的心愿。安琪小姐是个热心人，说由她来办。没出一个月，就办妥了，她直接与史语所联系，仍有存书并打了很大的折扣。事先发来邮件：“集刊已寄出，估计一个半月到达。重达20公斤，只怕韩老师独自搬不回书房啦。”

    没有那么久，不到一个月，邮局来电话，说台湾的一箱书到了。女婿说他下午提前下班，开上车去载，我等不及，自个提上个小拉车去了，硬是几站路拉回书房。当即整理上架，累了个半死不活，然而，待席地坐在书房，抬头瞅着那一大片红艳艳的书脊，由不得自个儿笑了起来。

    买书就像是谁给你下了个套子，只要一上套，一步一步由不得就给套牢了。只是这种套牢，只会让你喜欢，不会让你沮丧。

    书衣文字

    我看过的书，觉得有意思，就在书的扉页上写几句话，少有百十个字，多的二三百个字。

    比如读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很为赞赏，后在衬页上写了这么一段话——

    这本书买下后，就细细看了一遍。此后两年间，翻看何止三遍五遍。警醒处非止十项八项。但最让我铭记在心的有两项，一是数学家林家翘在德国时，对作者说过的一句话：“我们这样的人，什么时候都不要做第二等的学问。”二是作者在谈到钱端升、冯友兰、胡适诸人时，常用一个词“安全感”或曰“学术安全感”。不做第二等学问且有安全感的学者，才是真正的大学者。

    何氏此书，虽为个人治学之回忆录，内中涉及学术人事甚多，不能仅作逸闻逸事看，细细咂摸，从中能体会到当年的学术气氛，乃至一种从古到今，代代相传的文化精神。比如说，在纪念郑天挺的一节中，说到一九四四年在昆明，某日他去历史系办公室翻选西文书籍，照例经过联大新校舍大院，进校门不远，听见后边有人叫“何先生”，回头一看是郑天挺先生。这一细节，说明新中国成立前的大学，学生与教师之间是互称先生的。我上大学时，给老师还叫先生，而先生叫学生已直呼其名了。现在大学里，学生给教授叫老师，教授叫学生，客气点叫某某同学，不客气就连名带姓一锅端上，与小学中学无异。如果现在的大学，也恢复彼此称先生这一儒雅的传统，大学该是一个怎样让人感到温馨且促人发愤的地方？

    小书房到大书房

    我这人，在家里霸道得很，只要住处稍宽绰点，总要专辟一间作为自己的书房，哪怕儿子住在过道里，母女俩挤在一起也不在乎。刚到太原时确是这样。20世纪80年代末，单位建起新楼，分了一处四室一厅的，这才算是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书房。再后来，又换了一处，仍是四室，将最敞亮的一间做了书房。这期间，书柜数量，也从两个，到六个，到十个，到二十几个，几乎是成倍的增加。地下室两面墙上，也打成了书柜。女儿结婚后，那边房子宽裕，将过去买的外国文学的书，全送了过去。就这，家里的书，仍是这里那里塞得到处都是，真有点书满为患了。    

    老伴甚至嘲讽我，写不下书，就能买下书，买得再多那是人家的。

    非是受了老伴的刺激，要来个战备疏散，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还没有搬到现在的房子的时候，我已打上了坏主意，就是要在几年内，弄个与住处分离的书房。想是这么想，能否实现还要看机缘。

    2006年冬天，中国传记文学研究会在太原开年会，复旦大学李祥年教授来了，我俩是好朋友，无话不谈。一次闲聊中问我，太原房价如何，说了一个数字，李大惊，省会城市怎么会有这么低的房价，随即正色言道：石山兄，你若没钱就罢了，若有钱，一定要买个房子，全国的省会城市，都没有这个价，不出一年，肯定要涨。祥年是个聪明绝顶的人，十数年前我们在张家界相识的时候，我还不知股票为何物，他已是此中老手了，没几年便在上海虹口区买了新房。这样的人，不信服是不行的。确也是的，他不这么说，我还觉得太原房价挺贵的，他一说，也觉得真的便宜。固然房价是和一个城市的整体消费水平相随，也不能排除随大势，闻风转舵的可能。转眼过了春节，开始筹划着买房的事。与老伴商量，家中的那点钱，买现房只够买一个七八十平方米的。

    又过了两个月，一位早已买房的朋友告诉老伴，有个楼盘正在排号，预计后年可建成。最让我动心的是位置太好了，离现在的住处仅一站路，10分钟可到。当即决定，买！

    买多大的？我还是说七八十平方米就行了。女人有女人的考虑，说这么小，将来谁住呢？这话让人听了，半是伤心半是欣慰。伤心的是，我还活着她已考虑后事了，欣慰的是，书房会大许多。还有个原因，凡楼盘，小房子的朝向都不太好。最后的结果，是买了个大的。

    没那么多钱，女婿给添了些，后来都还了。

    想起来真是后怕，当年冬天，房价就蠢蠢欲动，第二年春天开始涨，一路高歌猛进直到今天。如果不是起初当机立断，现在是决然买不起这样的房子。最该感谢的，是李祥年先生，若不是他的点拨，我到现在还在为买房攒钱不息并将永难如愿。

    这个房子，一百四十多平方米，全做了我的书房。其中最大的一间，做了小书库，两头墙上是打的书柜，中间的书柜，都是屁股对屁股摆着，共是两对四排，一进去像个小资料室似的。原来放在家中的藏书，大半移了过来。客厅摆着一套明式硬木家具，四面墙上，名家字画点缀。另有小书房，书桌坐椅，书柜电脑，一应齐全，还有一个红木小榻，供小憩之用。

    终于实现了十多年的梦想，有了一个离住处不远的单独的书房，仍名之为“潺湲室”。为了区别家里的书房，称之为大书房。家里的书房，仍旧保留。

    每天早饭后，先去附近的公园转转，然后晃晃悠悠地就到了大书房，看书，写作。中午12点，回到家里用餐。下午有时去，有时不去。苦的是老伴，隔上两天，总要来新书房一趟，擦抹桌椅，打扫卫生。这类事我是从不做的，我去了只擦我的书桌。

    前不久，湖北作家刘富道兄来太原，我请他到我的大书房喝茶。一个一个房间参观后，说，他去过多少作家的家里，没见过这么阔气的书房。我说，有两处住房的人有的是，怎么处置，全看个人的心性。有的人城郊有一处当别墅，外地有一处当作度假屋，同城有一处出租赢利，还有的用来金屋藏娇。我就好这一手，一定要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有个单独的书房。我们单位有位作家，差不多十年前就做到了，我不过是步其后尘罢了。

    可笑的是，起初的几个月，每天去了，只是这里瞅瞅，那里看看，竟没有一点写作的冲动。一部不长的稿子，还是在家里写完的。    

    我的态度是，写不出来，也要待在这么个地方。灵感这东西，从来就是个小心眼，见不得穷人过年。耗着吧，看谁能耗得过谁。

    这回装大了吧？

    （摘自《装模作样：浪迹文坛三十年》，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版，定价：3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