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谣，民谣

    十五、十六世纪，弹着琉特琴边走边唱的东方游吟诗人经常出现在欧洲大陆上，十八、十九世纪，当苏格兰诗人彭斯开始搜集这些原野大地上的花朵，发现游吟者不只是游吟者，还是民间诗人、酒徒、信息传播者、讽喻现实的小丑、诗诵家、史诗杂匠……实际上，在城市流行音乐诞生之初，都有一个用天真之气酿就的“民谣时代”。民谣艺人们着眼于生活，以叙事为主体，把唱歌当说话，包容了生活的全部内容。

    校园民谣

    台湾的民谣时代是1975—1981年，怀抱吉他自弹自唱的学生和在餐厅逐唱的平民一时蔚然，史称“校园民歌时代”。

    1994年，大陆也出现了“校园民歌时代”。大地唱片公司制作人黄小茂，搜集并出版了北京高校1983—1993年的学生歌作，打出旗号“校园民谣”，大陆校园民谣的创作和出版一时风行起来。由高晓松创作、老狼演唱的《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不仅传遍了校园，更成为时代的流行曲：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

    一段十分幼稚的少年情怀，付出的却是最纯的真情。但这种最真情的东西，会被后来的生命多么轻慢地对待。“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将它丢在风里？”后来的成长就是这样无情地将真情度过的少年送进了深深的历史。 

    1998年，一首叫《白桦林》的歌曲突然风行，年长的人从它浓浓的俄罗斯韵味，猜测这是一首苏联老歌，实不知它的创作者才二十多岁，是北京校园里长大的。他叫朴树。

    朴树所在的制作公司，叫做“麦田”。宋柯和高晓松从美国作家塞林格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取来了这个名字。在接近小说末尾，塞林格讲了这么一个情节：主人公谈到长大后的理想，说他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我老是在想象，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几万个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站在那混账的悬崖边。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    

    当时宋柯、高晓松想干的，也差不多是这样的事。

    在21世纪初，校园民谣家族既出产了跟它一脉相承的同类，如筠子、“水木年华”、“夜班巴士”、曹卉娟、小果、“拇指姑娘”，歌唱着校园情怀、青春正传、成长日记，有一种年轻、青涩、纯真的美；也出产了跟它貌合神离的异种，如叶蓓、王凡瑞、莫艳琳；或它的边缘物种李健、王娟、朱七。不管有多么不同，这类音乐共有一种特别清洁的美，如其中的极致代表李健，独自发展出了一种美声，像空中的瓷器一般晶莹、透亮、纤尘不染。 

    城市民谣，民间音乐

    其实更早时，大陆的流行音乐刚起步的时候，流行歌曲里已经夹杂着民谣的歌声，时称“城市民谣”。1992年，李春波唱了当年“知青”的怀旧心情，沉浮在刚刚汹涌起来的城市化的潮流中，他想起当初曾给予自己真诚抚慰的乡下姑娘《小芳》，好像她还站在当年的小河旁。李春波还用《一封家书》的形式，从“亲爱的爸爸妈妈”，一直唱到结尾的“此致敬礼”，真好像一封信一样，但它是优美地、动听地、娓娓而谈地唱出来的，因此轰动一时。

    李春波的东北老乡艾敬，此时也献出一首《我的1997》这个正在跟香港人谈朋友的沈阳妹子，展望着五年后香港回归的那一天，充满了憧憬。“1997快些到吧，八百伴究竟是什么样？1997快些到吧，我就可以去Hong Kong。1997快些到吧，让我站在红锄体育馆。1997快些到吧，和他去看午夜场。” 

    还有一个民谣派别，在大众中知名度较小，但影响力却不小。这就是张广天和黄金刚鼓吹的“中国现代民歌运动”。

    张广天年龄不大，上世纪60年代中期出生的人，却熟读《毛选》五卷。他这么看待整个音乐史：“我深信，人民的音乐史不是大师和精彩的作品的无序联结，而是无数劳动者和他们的儿女们在阳光下、山坡上、街巷里、广场上欢乐永恒的合唱。”“音乐的发展总是这样，民间音乐到了一定程度，就有人把它整理归纳一番，找寻出其中的一些规律，模式化理念化，以之指导创作，这就成了学院音乐；而学院音乐到了一定程度就僵死了、封闭了，然后又求助于民间音乐。音乐的发展其实质是民间音乐和学院音乐互相依存、互相作用的交替的历史。今天，就是一个学院音乐裹足不前，民间音乐妙舞清歌的时代。中国如此，世界亦然。”

    张广天说的民间音乐，就是民谣。他的战友，严格意义上说是他的弟子，黄金刚，受他的鼓舞，写了《一个工人的观点》，他还据海子的诗意谱成歌曲，于是，这样的诗——“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人群拥挤着我，想起你的长发”（《没有人的地方》）；“妈妈，你听我说，我发现世上只有两个人，好人和坏人，天堂和地狱，我分不清他们”（《姐姐今夜在德令哈》）——都变成了歌曲。

    2000年，在遍地是商业文化的场景中，张广天推出舞台剧《切·格瓦拉》、《圣人孔子》，用高、大、全的无产阶级文艺的典型手法，力图把南美游击战士格瓦拉和“至圣先师”孔子塑造成两个烛照黑暗世界的精神偶像，他们一个代表世界人民的英雄，一个代表中国文化的英雄。

    《切·格瓦拉》的主题歌这样唱：

    是谁指给我闪亮的星斗？心灵战胜了虚荣的繁华。在寻找家园的十字路口，我们看见你的身影：切·格瓦拉。

    坚定我的心让红旗飘扬，接过你的枪奔赴战场。唱起我的歌就有了力量，走在你的路上我们找到新的方向。 

    隐形的民谣

    自1981年“校园民谣”之后，台湾民谣则以隐形的方式，被包裹在一些个性鲜明的流行音乐作品中。它的两条脊骨——叙事性、言之有物——是流行工业无法变成口水的部分，当然也难以让它变得家喻户晓、让大众喜闻乐见，通常，它是有品位的、含着秘密爱好的严肃乐迷心中的至宝。以时间为序，罗大佑、李恕权、李寿全、齐秦、郑进一、马兆骏、钮大可、黄舒骏、陈升、林隆璇、史俊鹏、黄品源、郭子、刚泽斌、李骥、张四十三，这些词曲唱编全能的创作大家，都是隐形的民谣唱作人，代表着校园民歌向博大精深方向的演化，虽然他们已不具备纯正民谣的样式。

    也有个别例外。李宗盛的个人作品从所有方面都保持了民谣的样式，他打造了两张民谣经典（《生命中的精灵》、《李宗盛作品集》），树立了他独有的口白式旋律和唱腔风格。

    陈明章则走得太深也太远。在20世纪90年代，用中国民间乐器、地方戏腔、台语方言，陈明章潜移默化了吉他导引的西式民谣，唱出的却是风骨凛凛的“台湾歌谣”，这简直是一个意外！城市流行风正刮遍世界，陈明章却在背街小巷弹琵琶，眼前是熙熙攘攘真实生活的一切：戏仔、渔夫、农民、酒徒、生意人、公务员……

    隐形的民谣还有一种形式，凡此时叫做“二重唱”的组合，都像是贴上了民谣的接头暗号。“凡人二重唱”、“优客李林”是这个时期台湾城市民谣的代表，多样化的曲风模糊了类型，清新质朴的歌声、吉他二重唱的形式，民谣的风骨却是分明。 

    永恒的民谣

    民谣最核心的东西有两个：第一是弹唱，第二是讲述。讲的是生活，唱的是说话。这是离生活最近的艺术。不管时空多么转变，世界怎么改变，它一直都在我们身边，这是一切歌曲的根。

    有整整二十年的时间，有一位民谣歌手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我们，从没离开过，这就是陈升。随着时间的演进，他絮絮叨叨，娓娓而谈，歌曲中的浓郁风味就像五十年的陈酒，就像传了数代的老琴。这几年，他用中年的阅历，散淡的说唱，成了中国民谣的集大成者，代表了罗大佑、李宗盛、台湾流行音乐一直在骨子里的元气——民谣的元气。

    从1988年发表第一张专辑，至2009年，陈升已经出了18张专辑，越至年长，其创作力越旺盛。时代精神的崩塌造成了时代人物的沉默，同一代歌手曲尽词穷，陈升却愈加蓬勃起来。他神秘的中年创作力或许就来源于崩塌。此时的陈升一副无所谓、浑不吝、老嬉皮的表情，潇洒的姿态似乎活出了人生的所有界限。

    2007—2009年，民谣场景突然在两岸三地大爆发，成了这两年流行音乐领域最受瞩目的事件。此时，台湾、大陆的少数民族歌手、乐队十分活跃，原住民歌曲、民歌、民族民间音乐专辑纷纷涌现。台湾原住民歌手陈建年、巴奈、林生祥从原来的闻者了了，俨然变成歌坛名人……

    遥想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千头万绪的二十多年，即使是在流行、摇滚的领域，民谣及其代表的民族精神，也一直在其中生生不息。侯牧人的《兄弟》、张楚的《姐姐》、何勇的《钟鼓楼》、腾格尔的《天堂》、许巍的《蓝莲花》、“沙子”的《星星落在我头上》……这些摇滚名作、流行名曲，换个眼光，不都是重量级的民谣歌曲？

    遥想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千头万绪的二十多年，世界如此沧桑巨变。我们时常悲观怀疑——生命的内容，是否已经完全改变？

    但中国的歌曲，笼统观之，依然是像上世纪初刚开始发生时那样，是中国歌曲与外来西方音乐的结合，是中国传统吸收外来因素而演进；依然是这唱着的说话，使歌曲回到脚下的土地，接气于人群汇聚的街道和居所，诉说着人们的遭遇和梦想。尤以民谣为证。

    （摘自《多少次散场 忘记了忧伤：六十年三地歌》，三联书店2012年12月版，定价：5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