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中的变和不变
周国平：这些年来，中国变化得很快，人也在变。我身处学术界，我的感觉是，认真做学问的人少了，忙着当官或赚钱的人多了。演艺圈直接受市场影响，人的变化想必更甚。但你始终在认真地做音乐，常常有人用“坚持”这个词来形容你，甚至说你是在苦苦地扛着摇滚大旗。
崔 健：我这不叫坚持，我是快乐，乐在其中。不要说做摇滚是“坚持”，好像在吃苦，干体力活，其实不是。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快乐的，是享受生命。如果人一直为了利益而活，到头来，围在你身边的人都是为了利益，那是空虚的。在我看来，那种生活是颓废的，他们才需要坚持。
周国平：人们常常谈论现今我们所处的时代和上世纪80年代的巨大反差。我个人认为，80年代的特点是精神浪漫，90年代以后是物质浪漫，而且越来越物质化了。1986年，你的《一无所有》响遍全国，常常有人用“启蒙”来形容那个时代，你怎么看?
崔 健：如果当初我们唱完了《一无所有》，或者我们做完启蒙了，结果我们自己腐败了，或者成为了一个进入主旋律的人，成为了主流的话，我觉得别人说的启蒙我会不好意思，你启蒙了大家而腐败了自己。现在这种现象特别多，我特别不愿意看到一些人腐败，你现在跟他已经无话可说了，但是你曾经那么欣赏他的作品。实际上我真正的作品是《一无所有》以后的东西。如果没有更新的作品，没有《红旗下的蛋》，没有《时代的晚上》，没有《蓝色骨头》，《一无所有》是死鱼一条，死水一潭。就是因为我后期做的东西把它盘活了。如果我们中华民族被这几个启蒙大师启蒙完了以后，我们就变成如今这个模样，什么都不作为，什么都不干，再没有奋进的意识，不去把自己人性的能量释放出来，那你启蒙的意义是什么?这不能叫启蒙，只可以叫投机。
周国平：说得非常好。无论创造者个人，还是一个时代，给文化所提供的东西到底有没有价值，一个重要的尺度是看它在人们的生活中能不能继续生长，促成新的东西产生。许多人可能觉得，依你的才能和名声，你应该很富有才对，现在好像并不相称，会有所议论，你怎么想？
崔 健：我愿意把钱花在做音乐上，我们的主要消费就是买乐器和专业的录音设备。至于日常生活，其实不需要多少钱，除非你跟别人攀比，而跟人攀比真的太无聊。你买了一个东西，就等于是削减了你自己的思想空间。你多了一个房子，你就得投入精力，琢磨怎么样去用它，实际上你是被房子给买了。
周国平：对，简单才能自由。现在许多人说到你的时候，有意无意会谈到年龄，你都很不以为然。
崔 健：我觉得最俗气的比较就是年龄的比较。
周国平：我们谈论艺术家的生理年龄与艺术生命之间的关系，是针对本来有创造力的人而言的，如果没有，这个问题就不存在。在有创造力的人身上，年龄的影响是因人而异的，基本趋势还是创造力随着变老而减退，仍能保持旺盛的是少数，所以我觉得，年龄终归是一个挑战，一个检验。
崔 健：年龄大了，要肩负的东西很多，就像一条扁担挂两个满载的筐，必须找到平衡点。现在，我的生活和我的精神就是这两个筐，我行动时要寻求平衡。年轻人不需要，因为筐里没东西，他们可能只需要提着走就行了。所以，年纪大的人行动也会慢，但是一旦发力，两个筐里的东西爆发出力量，年轻人是赶不上的。
艺术家首先得让自己高兴
周国平：媒体常常称你是中国摇滚第一人，并且认为你肩负着摇滚事业发展的责任，你听了是不是觉得不舒服?
崔 健：我首先觉得“第一人”听起来很肉麻，把这变成一种跟媒体的互动，还得给媒体面子，如果你完全拒绝的话会伤害一些人，说白了好像是在跟一群无趣的人做互动。
周国平：媒体还有这样的说法，把你比作中国的列侬或者中国的鲍伯·迪伦。
崔 健：我不敢和他们相比，中国和美国的文化环境非常不一样，所以也不应该和他们相比。我非常喜欢他们的音乐，可以说是他们的歌迷。不去研究文化背景的不同，而简单地说是中国的某某，这是非常懒惰的思维。
我们自己看到好的艺术品、听到好的音乐，自然会有一种对生命的享受。通过分享别人的创作来满足自己，这种东西要比看谁更牛有价值得多。
从商业上的意义说，成功只能是一个方向，很枯燥，你必须老想着怎么往上走，一旦往下走了你就灰心丧气，这是很累的一个状态。当你真正关心生活意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东风有西风，有起有伏，这种东西才是真正有意思的。
周国平：据说你的有些老粉丝反映，他们特别热爱你，尊敬你，但是你后来的歌他们有点听不太懂了。
崔 健：我碰到过这种情况，其中有一个人是我的发小，他批评我，他说你不能把我们甩了啊，你光顾你自己写歌了。我真没想甩了，我真想他们仍然听我的歌，我做了特别多的努力。做音乐和做电影实际上是一样的，当你开音乐会，当音乐变成了一种产品，你就有了和观众互动的责任，这个你必须要考虑。如果你不考虑，特别清高，看不起这个世俗，那问你一下，你是否可以光做梦，你闭上眼睛看这个电影就够了，或者说光排练就够了，不用演出了，你自己享受那种声音就完了？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原则。我互动的基本原则就是，你想让我高兴地跟你互动，还是想让我不高兴地跟你互动，这一点我可能做得比较严格一点，必须我自己得先高兴，而不是我牺牲了自己的兴趣仅仅为了演出。
我觉得艺术家都得是这样，自己得先高兴了。就跟你和人谈恋爱，或者是生孩子一样，如果有任何一方在痛苦地接受这种你认为快乐的形式，那你觉得这个还是爱吗?甚至你对自己也不是真诚的。所以，我必须得让自己先高兴，然后我才考虑市场。这样，你就拥有一种特别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会创造奇迹的。
我觉得我的责任就是清楚地表达自己，把我的最佳状态表现出来，告诉你这就是我最好的东西。至于你能获取到什么，那是你的事，你要让我给你什么，我不可能给你，我自己还没有想清楚呢。我只能告诉你我在想什么，但并不是要强加于你。
周国平：我很赞同你的观点，我也认为社会功能是好的艺术作品的自然效果，不是刻意追求来的。你越是把你独特的东西发展得好，你对社会就越有助益。
崔 健：摇滚乐宣扬的就是个性，不追求苟同。人们都一样的时候，肯定有矛盾。我观察到，那些总显得跟别人一样的人，其实他们内心最不一样，心里对朋友的友善程度特别低，在生活中对朋友全是那种装腔作势的做秀。
周国平：说得真好。有个性的人之间，才有真正的互相欣赏和高质量的交流，没有个性的人对这些完全没有概念，就只剩下利益的算计了。说到底，做什么都是在做人。
崔 健：在这个年代个性不美，谁去挖井是傻冒，谁去卖水才是时尚。所以我倒很想对年轻人说，不要老想着我们能给你什么，你有旺盛的生命力，我希望下一代中出现更多的有个性、能创造的人。
建立一个保护创造者的体制
周国平：今天音乐的生存环境，你是有最切身的感受的。
崔 健：好些人喜欢划分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初，我说是吃饱了撑的，闲得没事干了，其实没这个划分，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政治环境下。
周国平：和以前比，90年代以后还是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经济的因素强化，对文化产生了不亚于政治因素的影响。
崔 健：中国有三大团体，政治团体、经济团体和文化团体，任何两个团体的结合都会造成另外一个团体的削弱。“文革”是政治和文化联盟，把经济给放一边了。目前来说，是政治和经济联盟，拼命发展，艺术想谈论的东西必须纳入这个轨道上，有各种各样的审查。
周国平：情况确实如此，权钱联盟，互相交易，给文化造成了困境。问题还是出在政治，这恐怕也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
崔 健：要建立一个体制，保护创造的人，永远让年轻人有这个机会。十四亿人的一个民族没有思考者，没有创造者，没有一个自由意识的群体的存在，你这个民族就是一个加工企业，加工民族。就像我们的经济一样，别人出了想法，你就给人加工，把钱投给有想法的民族。实际上中国经济发展是加工出来的，不是创造出来的。港台地区那些殖民化的音乐，全都在复制，全都是拿半成品当成品去卖。黄家驹早就说过，香港没有音乐界，只有娱乐界。所有的人就是做星，然后潜规则出现，你跟我上床我就让你上镜，出来的全是软件歌手。现在科学技术发展到这一步，怎么样去包装一个人，利用软件修补，就可以让一个不会唱歌的人变成会唱歌的，这个我太清楚了。现在我们大陆也在受这种价值观的严重冲击。
周国平：在你看来，一个保护创造性艺术家的体制应该是什么样的?
崔 健：音乐产品由三个环节组成，一个是创作，一个是制作，一个是销售。这三个环节应该由一个团队来分工合作，音乐家专心创作，同时有很好的制作人和销售人，互相有一个很好的氛围。现在的情况是，唱片公司和演出公司不给你高的预付，不给你好的合同，谁还指望唱片公司啊?所有唱片公司都改做经纪人了，主要的收入不是唱片，而是活动，唱片也就是打名气了。外行人进来，内行人全失业了。我曾经发表一个不太客观的一种说法，我觉得娱乐行业已经变成一个集体行骗的行业，它就是个销售和消费的概念，它养活了一帮人啊，每一个明星后面养的可能是上百人。这是集体自杀，而且这个金棺材的盖儿是从外边盖的，狠就狠在这儿，外行人给你盖盖儿，把音乐家全埋葬了。
周国平：这么严重？!
崔 健：好的体制是永远让羊毛出在羊身上。现在是羊毛出在牛身上，牛毛出在羊身上，羊毛出在狗身上、狼身上，潜规则成了最大的规则。你今天让我点儿，我明天再给你补回来，都是玩这种规则。你狼毛出在狼身上就行了，你别出在我们羊身上，我挣钱凭什么给你们拿走，我凭什么要靠赞助，凭什么要跟你睡一觉，你才把其他的机会给我呢?这造成了什么结果?造成了羊永远不会健康，它肯定要去扭曲，才能够符合这个社会的规则。
所以我说，别一上来就说摇滚乐怎么样，这纯粹是给摇滚乐穿各种各样它不该穿的鞋。灵魂不需要穿鞋，穿鞋干吗啊?光着脚挺好的。特别是现在中国的这帮人，包括所谓乐评人，让他们真正地去关注自己的生命吧，先别管中国摇滚乐怎样发展，先想一想文化产业怎么开放，用心创作的艺术家怎么受到保护，这样就好了，不光摇滚乐，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我认为中国二三十年来的发展是值得肯定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好年代，不光是因为我们能够吃饱穿暖，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能干的事很多。
周国平：这是一种积极的态度，时代的进步和缺陷都给创造者提供了用武之地。
（摘自《自由风格》，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版，定价：2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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