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曾祺，大约是在1947至1948年顷，在巴金家里。那里经常有萧珊西南联大的同学出入，这样就认识了，很快成了熟人。常在一起到小店去喝酒，到DD'S去吃咖啡，海阔天空地神聊。一起玩的还有黄永玉，一个写小说的，一个刻木刻、画画的，都是才气纵横但穷得叮当响的“文化人”。曾祺那时在福煦路上的致远中学教书，我跟他去玩过，但实在没有什么好玩。但就是这么个毫无趣味的地方，他还为之留下了一篇小说——《星期天》。没有好久他就北上了。到天津后给我寄来一信。
黄裳，我已安抵天津。也许是天气特别好，也许我很“进步”了，居然没有晕船。但此刻又觉得宁可是晕船还好些，可以减少一点寂寞。刚才旅馆茶房来，让他给我沏壶茶来，他借故搭讪上来，“茶给您沏，我看您怪寂寞的，给您叫个人来陪陪罢”。我不相信他叫来的人可以解除我的寂寞，于是不让他叫，倒留着他陪我聊了一会。很简单，拆开一包骆驼牌，给他倒杯茶，他即很乐意地留了下来。这家伙，光得发亮的脑袋，一身黑中山服，胖胖答答的，很像个中委。似乎他的道德观比我还强得多。他问我结了婚没有，我告诉他刚准备结婚，太太死了。他于是很同情，说“刚才真不该跟您说那个胡话”。我说我离开这儿八九年没有回来了，他就跟我大聊“日本”时候情形，问我当初怎么逃出去的。他又告诉我旅馆里住了几个做五金的，几个做玻璃、做颜料的，谁半年赚了四十亿，谁赔了。最后很关心地问我上海白面多少钱一袋。我这才发现在上海实应当打听打听面粉价钱，这儿简直遇到人就问这个。天津的行市我倒知道了，一百八、一百九的样子。北平一袋贵个十万光景。那位中委茶房再三为我不带货来而惋惜，说不管带什么来，抢着有人要。“就我就可以跟您托出去，半个钟头就托出去，这哪个不带货呀！”可是假如我带的是骆驼牌呢！这儿骆驼牌才卖四万八，上海已经卖到五万六了。加立克也才三十二万，我在上海买的是三十四，有的铺子标价还是三十六万！
天津房子还是不太挤，我住的这间，若在上海，早就分为两间或三间了。这儿饭馆里已经卖“春菜”了。似乎节令比上海还早些。所谓春菜是毛豆、青椒、晃虾等等。上开三色，我都吃了。这儿馆子里吃东西比上海便宜，连吃带喝还不上二千万。天津白干没有问题要好得多。因为甫下船，又是一个人，只喝了四两，否则一定来半斤。你在天津时恐还是小孩子，未必好好地喝过酒，此殊可惜。
我住的旅馆是“惠中”，你不知知不知道，在上海未打听，又未读指南之类，一个旅馆也不晓得，但想来“交通”“国际”之类一定有的吧。至于雇了三轮车而随便说了个名字，他拉到交通，交通没有“房子”，一拐弯就到这儿来了。地近劝业场。各处走了走，所得印象第一是这里橱窗里的女鞋都粗粗笨笨，毫无“意思”。我测量一个都市的文化，差不多是以此为首项的。几家书店里看了看，以《凯旋门》、《秋天里的春天》最为触目。有京派人士所编类乎“观察”型的周刊(?)，撰稿为胡适、贺麒、张印堂等人，本拟买来带回旅馆里一读，而店里已经“在打烊中”了。以后若遇此样刊物，必当买来，看过，奉寄阁下也。
鸭梨尚未吃，水果店似写着“京梨”，那么北京的也许更好些么？倒吃了一个很大的萝卜。辣不辣且不管它，切得那么小一角一角的，殊不合我这个乡下人口味也——我对于土里生长而类似果品的东西，若萝卜，若地瓜，若山芋，都极有爱好，爱好有过桃李柿杏诸果，此非矫作，实是真情。而天下闻名的天津萝卜实在
教我得不着乐趣。我想你是不喜欢吃的，吃康料底亚巧克力的人亦必无兴趣，我只有说不出什么。
旅馆里的被窝叫我不想睡觉，然而现在又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了。附近有个游艺场，贴的是《雷雨》和《千里送京娘》，这是什么玩意儿呢？一到，马上就买票，许还听得着童芷苓，然而童芷苓我本来就没有兴趣。这儿票价顶贵才六万多。据说北平也如此，还更便宜些。那么以后我听戏与看电影的机会将会均等了。中委茶房说得好，“北京就是听戏”！
然而我到北京怎么样还不知道呢，想起孙伏园的《北京乎》？
我还是叫中委给我弄盆水洗洗脚吧，在那细看着教人心里不大明亮的床上睡一夜吧，明儿到北京城的垃圾堆上看放风筝去。曾祺，三月九日。
信是用钢笔、蝇头小字写的。字迹娟秀如其人。就像平常聊天一样，这信写得自如，丰满，情趣盎然。五十年后重读，就和促膝谈笑一样。他总是对那些生活琐事有浓厚兴趣，吃的、看的、玩的，巨细靡遗，都不放过。他的小说为什么总使人想起《清明上河图》来，道理就在此。这信是散文么，还是小说，说不清楚。
他晚期的有些短篇，就是这样，没有情节，甚至没有人物，只有一点儿气氛，却能中人欲醉。我说过，散文与杂文中间没有一条必定的界限，在曾祺，散文与小说也是如此。
到北平后，大概生活颇不如意，也许不久就住到午门朝房里去了。这中间，应该还有些信，失落了。
保存下来的是写在涵芬楼制的红格笺纸上的一封。
黄裳兄，同学有研究语言学者，前曾嘱代请上海熟人打听《外来语大词典》，天马书店出版。上海现在不知还买不买得到。当时回答他说，问问人大概是可以的。说完了跟着就忘了。今天他来问，有消息么，觉得非常不好意思。实在该写一封信了。我的上海熟人适宜于代办这一宗差事的除了阁下还有谁呢？劳您驾，往
后若是串书店，顺便问问他们掌柜的。若是遇到，请先垫款代买了。见书界权威唐搜氏，代为致候之余，亦请便问问此事。我准备更大地佩服他。他的地址是不是仍是从前那一个，前两天有汉学研究所赵君编《一千五百个中国小说和戏剧》，附作者小传，有他一条，他想寄一份表之类的东西请他填一填，希望告诉他的不错。
案上二表，一正指三点，一则已三点一刻，鸡鸣肚饿，只说事务，无法抒情矣。得把两篇劳什子文章赶好的时候再畅叙幽怀一番如何。
黄永玉言六月底必离台湾，要到上海开展览会，不知其近在何所否？我自他离沪后尚未有信到他，居常颇不忘，很想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少年羁旅，可念也。
我仍是那样，近来忽然有了从未有过的胃病，才吃便饱，放下筷子就饿。饱起来不住打嗝，饿起来不可当，浑身一点气力也无。可能此是一时现象，若竟长此下去，不亦糟乎！身体不能随意使用，那就真是毫无希望了。
林徽因已能起床走走，已催沈公送纸去，会当再往促之。
此处找事似无望，不得已时只有再到别处逛逛去，困难亦殊多。我甚寂寞，得便望写信说琐屑事，为候诸相识人。曾祺候安。六月廿六日。
在上海时，曾祺常陪我逛旧书店，因此才将访书之事见托。研究语言学者大约是朱德熙。辞典后来没有找到。那时我正起劲收集名人手迹，曾托他转请林徽因写一张。后来终于没有如愿。他还是住在北平写文章，曾寄来一篇小说《赵四》给我看，他有一长信说起此文。
黄裳，……（此段细说对《赵四》的增改和意见，略——本刊注）
P家打麻将，阁下其如何？仍强持对于麻将之洁癖乎？弟于此甚有阅历，觉得是一种令人苦痛的东西。
他们打牌，你干吗呢？在一旁抽烟，看报，翻弄新买的残本（勿怪）宋明板书耶？甚念念。意不尽，容当续书。弟祺顿首，一日。
巴公想买的《性与性之崇拜》已问不到。该书由文激阁伙友携来，是替人代买的，现已不知转往何处去矣。唯当再往问之。……
前信说“下次谈旅行的事”，但此刻我心中实无“旅行”。大概还是那个样子。旅行是一种心理，是内在的，不具体，不成为一个事件，除非成为事件的时候，忽然来了，此间熟人近有动身者，类多是突然的。
盖今日人被决定得太厉害，每有所动，往往突然耳。突然者，突乎其然，着重在这个“突”字。来上海若重到致远中学教书，亦无甚不可耳。然而又觉有许多说不通处！这算是干嘛呢。黄永玉曾有信让我上九龙荔支角乡下去住，说是可以洗海水浴，香港稿费一千字可买八罐到十罐鹰牌炼乳云。我去洗海水澡，哈哈，有意思得很。而且牛乳之为物，不是很蛊惑人的。然我不是一定不去九龙耳。信至今尚未复他。他最近的木刻似乎无惊人之进步。我的希望只有更推远一点。我最近似乎有点跟自己闹着玩儿。但也许还是对浮动的心情加一道封条为愈乎？你知道这个大院子里，晚上怪静的，真是静得“慌”。近复无书可读，唯以写作限制自己耳。
北平已入零下，颇冷。有人送我冰鞋一双，尚未试过大小，似乎忒大了。那么，可以转送大脚人也。
物价大跳，但不大妨串，弟已储足一月粮食，两月的烟。前言连烟卷也没得抽了，言之过于惨切。“中国烟丝”一共买过一包耳。所囤积者盖“华丰”（？）牌也，这在北平，颇为奢侈，每一抽上，恒觉不安。婆婆妈妈性情亦难改去也。
昨睡过晚，今天摹了一天的漆器铭文，颇困顿，遂不复书。颇思得佳字笔为阁下书王维与裴迪秀才书一过也。下次信或可一聊北平文人之情绪。如何？然大盼阁下便一书以慰焦渴也。此候安适、弟曾祺顿首。十一月卅日。
在这封长信里，曾祺述说了他对小说的一些意见。他的作品往往是“平淡”的。因为往往写的完全是“实事”。他甚至吝啬得不肯多加一点“多余”的东西，要这样做时会觉得“没有兴趣起来”。这种写作上的“洁癖”，真是没有办法的事。从他的作品里，似乎可以隐约地察觉到他受废名，也许还有阿左林的影响颇深。他执著地“写真实”，他叹息说自然主义似乎是不可抗拒的。他晚期小说写得少，散文写得多，似乎也是一种“返祖”，在他看来，小说就是散文，而更喜爱的还是后者。
信里反映了他困居愁城寂寞的心情。有的熟人“突然”走掉了，踏上了“旅行”的征途。他却无奈地摹写漆器的铭文。可惜找不到他预告要写的“北平文人之情绪”的信，否则就可以看到他浮沉于这个小圈子里的种种光影。
这以后就是长长的睽隔，不知道他“行脚”到哪里去了。1954年与妻去京，才匆匆见了一面，不记得在一起喝酒了没有。他在编《说说唱唱》，颇有点儿落魄的样子。接下去彼此都在1957年的风暴里翻了船，更是无从通问了。偶然在书店里买到少儿出版社出版的一册《羊舍的一晚》，是曾祺的新作，高兴极了。书中有永玉的几幅木刻插图，看来是精心刻成的。知道他们还常过从，从永玉的来信中时时提起曾祺，那时他大概已经加入北京京剧团做编剧了。这一步跨得好远，从小说散文到京剧编剧，真不知道他是怎样跨过去的。那时我在写一部小说，写成两万多字，曾请吴晗看过，又请永玉转给曾祺一看，他寄来一信。
黄裳兄：永玉和际垌叫我读一下《鸳湖记》，顷已拜读，你写了东西，首先是值得庆贺的事，向你道喜！
小说看来甚长。已经写了两万五千字，人物才出场，故事才开了一个头，全篇岂不要有二十万字么？
那么，这是一个长篇。全篇已经写完了么？我很想有机会读一读全文，也许可以提出一点读后感。单看开头，未免有点茫然……这里面有些段落字句显然是为了后面的情节而伏置的，在“此时”还不会发生作用。
单看开头，只有两点意见。
一、行文似乎过于纡缓。也许我看惯了京戏，喜欢明白了畅。写了三四个京戏本子，觉得“自报家门”式的人物出场办法，大是省笔墨、醒精神之道。现在大家都很忙，报纸的读者尤多是劳人，过于精雕细刻，也许不一定很配胃口。有一个很鲁莽的想法，不如前面浓浓地写上一大段风景，接着就点名，把几个主要人物的名姓角色拉出一个单子，然后再让他们动起来。二、（本刊略）
一个希望是，还是尽量写得简短一些。这可能是我的偏见，我是只能写短篇，并且也只读短篇的。
我仍在写京戏，日前以一星期之力，写成一个剧本（速度可与郭老相比！），名曰《凌烟阁》。但是，只是一个一个地在写，却未有一个演出，终其身作一个案头剧本作家，这事就不太妙！
奚啸伯在上海演出，以《范进中举》打炮，曾往看乎？
“听”说他对原著“整理、加工、提高”了（此贵报所云），不知“高”到如何境地也！此颂曼福不尽！曾祺顿首，十二月九日。（一九六二）
老朋友到底是老朋友，虽然委婉，他的批评意见是对的。小说也不曾续写下去，成了断尾巴的蜻蜓。
作为编剧，他是勤奋的，案头剧也不知写了多少，存稿仍在否？
他曾随剧团到上海演出，大概带来的就是《沙家浜》。在一起喝了酒，萧珊请我们到家里去吃了一次饭。曾祺不再像过去那样意气风发，老成了许多。这自然是难怪的。后来他又上了天安门，那时我在干校里，却为此而挨了一顿批斗，警告不许翘尾巴。
八十年代初曾几次赴京，却总未能见面。一次约他一晤，他来了一封信，是在画纸上大笔挥洒的。
黄裳兄：来信收到，真是很久不见了！从你的文章产量之多，可以想见身体不错，精力饱满，深以为慰。
很想来看你。但我后日即将应张家口之邀，到彼“讲学”，明日须到剧院请假，并要突击阅读张家口市青年作者的小说（约有三十篇），抽不出时间，只好等以后有机会再晤谈了——张家口这回有点近于绑票，事情尚未最后谈妥，他们已经在报上登了广告，发了票，我只好如期就范！
我的小说选印出后即想寄给你，因为不知道你现在通讯处，拖下来了。兹请运燮兄转奉一册，即乞指教。
同时附上拙画一幅。我的画你大概还没有见过吧？这一幅我自己觉得很不错，不知你以为如何？
我近期发现肝脏欠佳，已基本上不喝白酒，异日相逢，喝点黄酒还可以。即候暑安！曾祺顿首。十七日。
这实在是他给我最后的一封信。后来还曾结伴赴港访问，苏南共游。我发现曾祺兴致很好，随处演讲，题诗，作画，不知疲倦。不过促膝神聊的机会没有了。重读旧信，我还是怀念过去的那些日子。
曾祺谢世，瞬已半载。久想写点儿什么给他作纪念。可是万语千言，竟无下笔处。偶然检出几通遗笺，重读一过，觉得这里面还保留着故人的风貌。重温昔梦，渺若山河。即以此为曾祺纪念可也。（摘自《故人书简》，海豚出版社2012年8月版，定价：29.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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