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读书目

    不读书目

    本题中的书目，指的是各种书单子，中间最有名的一种，又是署名张之洞的《书目答问》。

    《书目答问》自然不是张之洞一人之力，这一节暂不管它，且说它在当时，更多的是购书的参考，而非读书的指南，它里面标记着哪个版本较佳，对小地方的读书人来说，尤有用处，这一点在现在，除对版本学家外，意义也不大了。但这本书光绪二年刻印，风行不衰，到现在还有各种版本行世。我不相信有人拿它作读古书的门径，里面的书太多了，有两千多种，不要说现在，便在一百多年前，不等把上面的书读完，早就以通儒自命了。顺便说一句，里面的许多书，《书目答问》的编者，不管是张之洞，还是缪荃孙或其他人，并不曾都读过。

    活在现代的人，为什么要读古书?或者，把这个问题再缩小一下，如果没有职业的需要(如治学)，一个普通的读书人，为什么要读古书?他希望从中得到什么，又果真得到了什么呢?这是个不易回答的问题，答案也有许多种，其中最著名的回答，大概是鲁迅回复报纸邀他开列“青年必读书”的单子，说的几句话，先是说“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接着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这话说得如此决绝，现在有些人听到，还要掩耳。

    鲁迅一来是故意刺激某些人(这一目的他是完完全全地达到了)，二是针对“青年”和“必”二词而发，确实，“必”是什么意思呢?鲁迅对“必”字反感，但他确有自己心中的书目，比如他给某友人之子开列的国学入门书单，全是子、集二部的书，可见他对经史的看法，比较一下梁启超开的“青年必读书”，差别是非常大了。

    梁启超开列的，除孟荀外，都是史部的“大脑袋书”，在他看来，虽非治学，这些书也是中国学生的根基。其余如周建人开的全是外国书，林语堂的书单子文学味最重，徐炳昶只列了《伦理学》、《几何学》这两种书，俞平伯“绝未发现任何书是必读的”，便交了白卷，如是等等，可见开书目这种事，一向是将自己的价值推之于众。便是有公允之名的胡适，后来给清华开的“最低限度国学书目”，一长一短两种书单，做得老老实实，还被梁启超批评为文学气太重。对什么是“必读书”，意见分歧从来就是很大的。

    “青年必读书”是旧公案了，不过意义还在。同样的问题，可以换个问法。假如一个人，为了某种莫名其妙的缘故，非要读古书，当从哪里入手呢?问题越是简单，越是无从说起，因为不知道他读这些书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用处，也不知道他的趣味和语文基础。绕回到前面，一个人究竟是为什么要读古书呢?如果是为了趣味，读着好玩，那么，除了《红楼梦》《水浒传》之类，我想不出还能推荐些什么；如果是为了实际的用处，就如今天的许多人读曾国藩或孙子那样，寻找人生的秘诀，进退的法门，那么，推荐什么，这些读者都会失望的；如果是为了修养，我又相信，认真读过中学课本的人，应该能够自己给自己找到适当的书。

    说到最后一种，为修养而读书，又何尝不是实用的目的!要从古人那里找精神共鸣，做知己的倾谈，绝非容易，所以还是谈实际的吧，若要文学，读些诗词，若要知典故，读带注解的选本，若要显得博杂，翻翻类书，若要知晓事物原委，或谈史说兵，省事的办法都是读今人的著作，头绪清楚，费时也少，这些都是修养的捷径，谈资的源泉，聪明人不走捷径，还走哪里呢？

    不读《贞观政要》

    古人心目中的理想政治，本来是尧舜时代，不过上古的事，暧昧难征，好比有雷锋而无日记，要大家如何学起?吴兢编《贞观政要》，便强调择善而从，“岂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已哉”。不只吴兢，后代许多人，都以为唐太宗时的朝政，可为楷模。不止一个皇帝说过，自己不敢想比肩文武，能仿佛唐太宗，就心满意足了。

    贞观政治，自然不像正史里讲得那么美好，但依照古代的政治设计，贞观年间，确实是光辉时刻。李世民本为好名之士，又有个不光彩的玄武门之变，更加战战兢兢，慎言慎行。他自己完备了起居注记制度，借外力制衡人君。

    起居注，就是史官(太宗时叫“起居郎”)跟在皇帝身边，随时记录皇帝的言行。记来记去，太宗好奇心起，想讨要起居注，看看里边到底记了自己一些什么事情。他的话说得漂亮，叫“用知得失”，意思是想知道自己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以便改正。其实他最关心的，是对玄武门事件的记录。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表反驳，说您老人家看看是可以的，但恐此例一开，后世君主不像您这么英明，——“饰非护短，见时史直辞，极陈善恶，必不省躬罪己，唯当致怨史官。……(史官)唯应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何所闻乎?所以前代不观，盖为此也。”

    朱子奢以后世君主为辞，点破了太宗的用心，太宗只好做罢。过了几年，太宗又提出来看起居注，被褚遂良堵回。太宗只好向房玄龄讨要根据起居注编的国史，便是《今上实录》了。房玄龄率两个助手，用心删略，把编好的实录交给皇帝。李世民看到记玄武门事件的部分，语多隐晦，便说我杀建成、元吉，可比周公之诛管蔡，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

    话说得高明，其实是嫌实录的文章做得不够彻底。几个大臣自然明白，又改了一遍，太宗终于满意。预修实录的许敬宗，最能体会上意，此人修史，胆子大，脸皮厚，惯能无中生有，移花接木。太宗伟大形象的确立，他是一大功臣。

    那么，官史如此，就不怕民间史册有相反的记载吗？原来，中国修史的制度，到唐太宗完成了一大变。以前修史，或是个人的私学，或是史官的家学，至隋文帝禁绝私史，并无实效，唐代正式设立官方的史馆，垄断了档案，虽未禁私史而私史几于绝矣。像起居注这类原始史料，民间无得闻焉，想写本朝的国史也写不成。——这是贞观政治的另一大经验，要形成一种声音，只靠压制意见是不行的，还得在原始档案上下功夫。

    吴兢是唐中宗、玄宗时的史官，见过一些档案。他编的《贞观政要》，是给皇帝的政治教科书。他抬出贞观政治，作为一种样本，采撷的自然都是好人好事，这离实际的政治，差得就十分远了。

    后代君臣读《贞观政要》，据说是要学习太宗和那时的一批谏臣，这是不靠谱的事情。百姓读《贞观政要》，也有被感动的，恨不往生东土大唐极乐世界，这个也只能想想而已，幸好也只能想想而已。

    （摘自《不必读书目》，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2月版，定价：2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