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之死

    邓加荣

    “四人帮”成员之一姚文元，于2005年12月23日病故，官方在半个月后通过新华社公布了其死讯。不过，香港《文汇报》在新华社消息公布之前几日，特别转载了两篇有关姚文元在狱中及入狱前后的文章，披露了姚文元在狱中反省认错且不时闹笑话的窘境。

    这两篇分别题为《姚文元出狱前后》、《卷入“一月夺权”，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来龙去脉》的文章，原是刊登在上海的一家报纸，推算具体时间，应是在姚最后弥留的日子。

    姚的官方讣闻与其他几位“四人帮”成员获“同等待遇”，报道口径一致，且淡化处理，标点符号计算在内，字数都控制在百字以内。据2006年1月6日新华社发布的消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姚文元因患糖尿病，于2005年12月23日病亡。姚文元，男，74岁，于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1996年10月刑满释放。”      

    姚文元服刑期间和出狱后，其妻女一直生活在上海卢湾区一所普通民宅里。某人士曾去看望姚的妻子金英，并在之后的文章记述：姚家居住在一幢普通居民楼的二楼，“夏日的中午，二时半，我敲响了房门。姚文元的三女儿给我开门。金英与二女儿、三女儿住在一起。大女儿已经出嫁了。她早已不在原单位工作，已经调到一个很不醒目的工作单位，只是挂名而已，从未上班。她长期请病假在家。她很少外出。”  1986年起，姚继承了其父姚蓬子的部分遗产，由妻子代管，作为家属去探监、妻子治病和子女学习的费用。上海市卢湾区残联对记者透露，姚的一个女儿是残疾人，四十多岁，生活相当贫困。姚的女儿曾说，获有关部门允许，她们可以去看望在浙江湖州养老的父亲，但一年只能去一次。至于姚养老的具体地址，她对外保密。

    姚的女儿至今仍生活在其父带来的阴影中。有一次当地居委会举办一个联欢会，居委会干部对外再三强调，姚文元的女儿和其父已“划清界限”，否则也不会让她参加联欢会。然而，即便如此，听说有姚的女儿参加，一些获邀的地方官员，最后仍拒绝出席这个联欢会。

    姚文元年轻时的自我介绍，往往是这样开头的：“我的父亲也是左翼作家，叫姚蓬子。”“我父亲是鲁迅的战友。瞿秋白、冯雪峰、胡风，都是他的好朋友，我们家的常客。我受父亲的影响，对民族解放运动就非常向往……”但姚蓬子曾变节一事为人所知后，姚文元就回避再谈自己的父亲了。据公开报道，年轻时姚的形象，大抵是这样的：“独来独往。他住机关集体宿舍，总是要一个人独住。很少跟同事来往，也从不向组织暴露思想。”“懒得出名。那件鲜蓝色的棉干部服，穿了几个冬天，已经油光可鉴了，他照穿不误，不洗也不刷。同事们称他为‘卖油条的小贩’，他也笑笑。臭袜子、脏衬衣之类，要等星期天带回家去，让保姆洗，他自己连块手绢也不洗。头发总是到了不得不剃的时候，才进理发店。每天早上，他总是机关宿舍里起床最晚的一个，从不参加做操。午睡时懒得连鞋子都不脱，斜着躺在床上。” 姚“唯一的爱好是看书、写稿。他的宿舍里放着个藤书架，他不时从家里带来书。”1955年，姚写了一篇批判胡风的文章《分清是非，划清界限》，得到了当时身为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张春桥的高度赏识。1957年，在毛泽东提及的几个文艺界年轻人之中，唯有姚文元的评价最高——王蒙要“帮助”，李希凡要“下去”，而姚文元是“不错的”。同年，姚刊登在上海《文汇报》上的千字文章《录以备考——读报偶感》，毛泽东看到后颇为赞赏，当即通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上加编者按予以转载，姚文元由此一跃而成为文坛“新星”，成为上海作协党组成员。

    一般认为，点起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虽然是姚文元执笔，却是张春桥和江青在幕后策划。但据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朱维铮透露，“评《海瑞罢官》如果没有朱永嘉的出力，姚再有水平，也不可能写出来。”

    1964年到1968年，朱维铮曾和姚文元“共事”，办公桌挨着办公桌。“姚文元没有朱永嘉，就写不了《评〈海瑞罢官〉》，朱永嘉是明清史学家，也是我的师兄。姚文元没什么学问，高中毕业后在卢湾区团委工作，不过他善于揣摩毛泽东的心理”。

    “文革”开始，姚任中共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此后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文革”期间，姚要么不写文章，一写就会登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全国各报一律全文转载，传达的无不是“毛主席的声音”，体现的都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并成为全国“政治学习文件”。

    据披露，姚文元在入狱后，“不像江青大吵大闹，也不像张春桥一言不发，每天读报、看书、写检查、谈自己的认识，要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划清界限”。“在监狱里，他每天都仔仔细细看报纸，从头版看到副刊，只是再也用不着拿起铅笔写‘批示’了。他也爱看电视，尤其是每晚的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他是必看的。”狱中，姚还写点类似于《论自然科学与哲学》之类的论文。有一次，狱中的姚文元“看到报上登的全国人民生活富足了，很多人家过年时都是大米白面猛吃时，就向监狱方面提出，这样可不行啊，这样搞几年就会没有粮食吃了，得发个票进行限制。请你们赶快代表我向中央政治局同志们转告一下。他的建议受到了狱警的训斥：‘现在中国不是你们当权那个时候了，老百姓日子好过多了，你还是好好改造你自己吧！’听了这话，姚文元恍如隔世，不太相信。”

    1996年，姚文元刑满出狱。他在亲人的陪同下，“来到北京火车站购买回上海的火车票。这位昔日出门时都是前呼后拥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时在排队的人群中，将头上的帽子压得低低的，生怕有人认出自己。当火车在上海火车站停靠，姚文元下车看到自己的妻子金英时，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不觉长叹一声：‘唉，这真是十年一梦啊！……

    姚出狱后一直隐居浙江湖州。据悉，姚获释后曾提出，在有生之年有两个愿望：能出回忆录，能重新入党。但据一家境外媒体报道，其42万字的回忆录未出炉，之后他又写了一部五万多字的《回顾与反思》，透露“文革”后期的一些历史真相。2001年，中央有关部门曾准许姚出版回忆录，但要送审，海外不得出版。    

    姚的回忆录从1956年写到1976年他被捕的一刻为止。据境外媒体报道：“姚撰写回忆录的消息传出后，国内有二十多家出版社盯着，香港也有几家‘左’派出版社开出高价。最后，有3家出版社要以500万元买断版权。”他的回忆录完稿后，交有关方面审核，但一直无下文。但此后，姚每月有4000元人民币养老费，另配一名警卫兼护工照顾他。

    姚的过世，再次提醒世人那段十年荒谬历史的存在。虽然2006年是“文革”结束30周年，但对历经那段动乱年代的人们来说，一些伤痕仍在，一些影响仍在，一些情绪也都还在。（摘自《大沉浮》，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定价：32.00元）